我很少出去看電影。近來在電影院看過的國產片子，大概只有《紅粉》。在《紅粉》這部片子裡，一個嫖客、兩個妓女，生離死別，演出多少悲壯的故事，看了讓人起雞皮疙瘩。由此回想起十多年前看過的一部國產片《廬山戀》，男女主人公在廬山上談戀愛，狂呼濫喊：“Ilovemymotherland!”有如董存瑞炸碉堡。不知別人怎麼看，我的感覺是不夠妥當。這種不妥當的片子多得不計其數，恕我不一一列舉。
作家納博科夫曾說，一流的讀者不是天生的，他是培養出來的。《廬山戀》還評上了獎，這大概是因爲編導對觀衆的培養之功，但是這樣的觀衆恐怕不能算是一流的。所以我們可以改改納博科夫的話：三流的影視觀衆不是天生的，他也是培養出來的。作爲欣賞者，我們開頭都是二流水平，只有經過了培養，纔會特別好或是特別壞。在壞的方面我可以舉個例子，最近幾年，中央臺常演一些歷史題材的連續劇，片子一上電視，編導就透過各種媒體說：這部片子的人物、情節、器具、歌舞，我們都是考證過的。我覺得這很沒意思。可怪的是，每演這種電視片，報紙上就充滿了觀衆來信，對人物年代做些煩瑣考證，我也覺得挺沒勁。似乎電視片的編導已經把觀衆都培養成了考據迷。當然，也有個把漏網之魚，筆者就是其中之一。但就一般來說，影視的編導就是墨索里尼，總是有理。憑良心說，現在的情況不算壞。“文化革命”里人們只看八個樣板戲，也沒人說不好。在那些年月裡，培養出了一些只會欣賞樣板戲的觀衆。在現在年月裡，也培養了一批只會考證的觀衆。說到國產片的現狀，應該把編導對觀衆的培養考慮在內。
作爲一條漏網之魚，我對電影電視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想從上面欣賞一些叫做藝術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說，國產片的一些編導犯下了雙重罪孽：其一，自己不妥當；其二，把觀衆也培養得不妥當。不過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近年來，中國電影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有些片子還在國際上得了獎。我認爲這些片子是好的，但也有一點疑問：怎麼都這麼慘咧咧、苦兮兮的？《霸王別姬》裡剁下了一根手指頭，《紅高粱》裡扒下了一張人皮。我們國家最好的導演，對人類的身體都充滿了仇恨。單個藝術家有什麼風格都可以，但說到羣體，就該有另一種標準。打個比方來說，我以爲英國文學是好的，自莎士比亞以降，名家輩出，內中有位哈代先生，寫出的小說慘絕人寰——但他的小說也是好的。倘若英國作家自莎士比亞以降全是哈代的風格，那就該有另一種評價：英國文學是有毛病的。最近《辛德勒名單》大獲成功，我聽說有位大導演說：這正是我們的戲路！我們也可以拍這種表現民族苦難的片子。以我之見，按照我們的戲路，這種片子是拍不出來的。除非把活做到銀幕之外，請影院工作人員扮成日本兵，手擎染血的假刺刀，隨着劇情的進展，來捅我們的肚皮。當然，假如上演這樣的片子，劇院外面該掛個牌子：爲了下一代，孕婦免進。話雖如此說，我仍然以爲張藝謀、陳凱歌不同凡響。不同凡響的證明就是：他們征服了外國的觀衆，而外國的觀衆還沒
有經過中國編導的培養。假如中國故事片真正走向了世界，情況還不知是怎樣。
莫泊桑曾說，提筆爲文，就想到了讀者。有些讀者說：請讓我笑吧。有些讀者說：請讓我哭吧。有些讀者說，請讓我感動吧……在中國，有些讀者會說，請讓我們受教育吧。我舉這個例子，當然是想用莫泊桑和讀者，來比喻影視編導與觀衆。敏感的讀者肯定能發現其中的可笑之處：作品培養了觀衆的口味，觀衆的口味再來影響作者，像這樣顛過來、倒過去，肯定是很沒勁。特別是，假如編導不妥當，就會使觀衆不妥當；觀衆又要求編導不妥當，這樣下去大家都越來越不妥當。作爲前輩大師，莫泊桑當然知道這是個陷阱，所以他不往裡面跳。他說：只有少數出類拔萃的讀者纔會要求，請憑着你的本心，寫出真正好的東西來。他就爲這些讀者而寫。我也想做一個出類拔萃的觀衆，所以也這樣要求：請憑着你的本心去拍片——但是，別再扒人皮了，這樣下去有點不妥當。對於已經不妥當的編導，就不知說些什麼——也許，該說點題外之語。我在影視圈裡也有個把朋友，知道拍片子難：上面要審本子審片，這是一。找錢難，這是二。還有三和四，就沒必要一一列舉，其中肯定有一條：觀衆水平低。不過，我不知該怪誰。這只是一時一地的困境，而藝術是永恆的。此時此地，講這些就如瘋話一般。但我偏還覺得自己是一本正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