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三章 深謀遠慮,規矩方圓

要做到深謀遠慮,必須充分了解情況,而不能根據“想當然”就一意孤行。

這裡先講一個“洗腳水的故事”。

當年,由老虎、獅子、鷹、狼等猛獸組成的八國聯軍入侵王朝時,在經過抵抗而沒有效果的情況下,八國聯軍已經打過通州,馬上就會到達北京城。這個時候,慈禧決定帶着光緒出逃。當時氣候已經接近秋天,但是白天的時候還是非常熱。由於倉促出逃沒有特別準備,偏偏遇到大雨,又沒辦法躲避。一路上熱了又冷,加上沒什麼可吃的東西,那種逃難的感覺就更加強烈了。那時候沒有汽車,只有馬車和轎子,加上道路本身就凹凸不平,顛簸得非常厲害。就這樣,一路走到了河北的懷來。當時所有逃難的人就住到村口的一個破廟裡。晚上的時候,慈禧就有一些發燒,而御醫也沒帶什麼藥。當時那種情況非常艱難,沒人想到會出什麼事情。但是沒辦法,慈禧燒得越來越厲害。無奈之下請了一個當地老農幫忙燒水做飯,在這個節骨眼上,他站起來說:“我家有祖傳的秘方,專治發燒。”於是大家就問到底是什麼秘方。老農告訴衆人說:“弄碗犀角水喝完就好。”這一句話不要緊,慈禧聽說要“喝洗腳水”,就非常生氣,底下官員也議論紛紛。有的說拉下去打二十大板;有的說乾脆殺頭。正在大家討論怎麼處置老農的時候,慈禧說話了:“把他叫來,我要問問,等弄明白了再說。”於是就把老農帶了上來。慈禧問他:“說說爲什麼有病了要喝洗腳水?你們家就是這麼治病的嗎?”於是這位老農告訴慈禧:“太后,其實這種秘方很多年前就用了,非常管用。有一種動物,它是一種牛,這種牛隻長一個犄角。但是它長的角卻非常管用,如果用這種牛角熬好水,然後喝下去,病就能好。聽說這種角還是大補呢。所以我們家誰要生病了,就用那種牛角煮水,喝了就好。現在我家裡就有一個犀牛角,如果您相信我,我就拿來給您煮水喝。可是他們爲什麼要打我,要殺我呢?”聽到這裡,慈禧笑了,原來是一場誤會。但是通過這件事情,慈禧也明白了一些道理:自己的大臣有的時候根本就不會把事情弄明白了再做判斷,很多時候都是憑藉主觀臆斷就把事情做了。這是非常不好的一種情況,必須要讓大臣們明白做什麼事情都不要武斷。於是慈禧對大臣們說:“今後無論什麼事情,你們弄明白了再做結論。像今天這種事情,這不是冤枉人嗎?”於是當晚,做飯的老農就到自己家把犀角拿來,慈禧喝了“洗腳水”也很快就痊癒了,並且封了老農一個七品官。

要做到深謀遠慮,還必須有足夠多的知識,所謂“知識就是力量”,就是這個道理。慈禧從小就是一個聰明好學的人。以後,根據形勢的發展,慈禧也會採用各種方式不斷地充實和提高自己。

實施垂簾聽政之後,慈禧非常清楚,僅僅憑藉着入宮前的有限才智以及爲咸豐帝閱讀奏疏和代批一般性的奏摺的基礎,難以駕馭即將到來的君臨天下形勢。只有二十七歲的慈禧,深知自己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絕對不能躺在勝利成果上高枕無憂,而是清醒地意識到統治這樣一個盤根錯節、內憂外患、險象環生的王朝,在學識、知識、閱歷、智慧等方面還必須前進一大步。

1861年11月13日,也就是兩宮太后與小皇帝回京後的第十二天,給事中孫楫向兩宮太后奉上了明朝萬曆首輔張居正(輔佐皇帝治國有方,功績卓著)等所編輯的《帝鑑圖說》一書,希望這本書能成爲小皇帝的啓蒙教材。《帝鑑圖說》取唐太宗以古爲鑑之意,故名“帝鑑”。該書由張居正在輔佐只有十歲的小皇帝神宗朱翊鈞的時候所編課本,由一個個頗具教育意義的小故事構成,每個故事都配以形象生動的插圖,以增加視覺效果。全書分爲上下兩篇,上篇“聖哲芳規”從正面講述了歷代帝王中的勵精圖治之舉,下篇“狂愚覆轍”從反面剖析了歷代帝王中的倒行逆施之禍,淋漓盡致地顯示了張居正對帝王之道的理解與反思,自成書以來就是明清歷代帝王的必讀書之一。慈禧如獲至寶,拿回去以後就認真閱讀,愛不釋手。慈禧認爲:此書“於指陳規戒,繪圖輯說,切實顯豁,不無裨益”。

又過了三天的11月16日,江南道監察御史徐啓文所上的一份奏摺建議:“將列聖實錄、寶訓擇其簡明切要者,恭纂一編;將漢唐以來,母后臨朝的各事實,擇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飾,據史直書,匯爲一冊,恭錄進呈。”慈禧聞言十分高興,當即諭令南書房、上書房、翰林院馬上編輯成書,以備禦覽。經過相關大臣和學者長達五個多月的努力,這本書終於編輯完成,慈禧大加讚賞,特賜名爲《治平寶鑑》,並經常由大臣們隔簾講解,從中學得了更多的治國之術。

此外,翁同龢也曾經先後爲兩宮太后講解了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治國安邦的十五個專題。翁同龢聚精會神坐在事先準備好的椅子上侃侃而談,旁邊坐着恭親王、醇親王,軍機大臣等站立聽講。兩宮太后則坐在黃色帷幔內的御座上。在講解的過程中,兩宮太后還不時地提出一些問題,翁同龢隨之即席作答。

慈禧通過這一系列的學習措施,可以說是達到了“如虎添翼”的效果。此後,慈禧對某些問題的處理,可以說是深謀遠慮的上乘之作。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慈禧在處理與恭親王奕的關係方面所顯示出的高度智慧。

在前面已經說過,慈禧在“辛酉政變”之後立即絞盡腦汁對恭親王奕“恩威並用”、“畫地爲牢”,以防止其權力過度膨脹。然而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在以後的幾十年間,慈禧更是時刻不忘防患於未然。其間採用的四大法寶是:“堅決削峰”,“及時歸政”,“培植對立面”,“殺雞嚇猴”。

慈禧採取“堅決削峰”的措施,是從歷史上的“削藩”之役得到了啓發。

歷史上較著名的“削藩”之役有兩次。一次是西漢削藩。漢文帝繼位後,爲加強中央集權的地位,採用賈誼的策略,把一些舉足輕重的大諸侯國分爲幾個小國,以圖削弱諸侯王的勢力。但是諸侯王對中央的威脅並沒有得到徹底解決。景帝繼位後,中央專制皇權與地方王國勢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採納了晁錯的“削藩”主張,景帝三年(前154年)楚王劉戊違犯漢喪制,被罰削去東海一郡;趙王有罪,被削去其河間郡;膠西王劉昂私賣官爵,被削去6縣。此舉遭到一些諸侯王的強烈反對。吳王劉濞宣佈自立爲“東帝”。周亞夫派精兵追擊,吳王劉濞率敗卒數千逃至長江以南之後被殺。楚王劉戊和參加反叛的諸王也因兵敗自殺或被殺。歷時三月的吳楚七國之亂遂被完全平定。此後,景帝又採取一系列措施,改變了諸侯王強大難治的局面,因而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集權。

另一次是明建文削藩。朱元璋建立明朝後,親自制定了分封宗藩的重要政策。朱元璋先後分三次共封25人(24子和1孫)爲藩王,分鎮全國各地。朱元璋的本意是要以藩王來確保大明江山,然而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在他剛剛辭世不久,他親立的皇太孫建文帝就發現,以燕王朱棣爲首的藩王正虎視眈眈地摩拳擦掌準備造反。建文帝依賴齊泰、黃子澄等人,將削藩付諸實際行動。建文帝削藩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周王朱橚。建文帝趁周王毫無準備之際突然將其抓捕,並先將周王謫遣到“煙瘴之地”的雲南蒙化,後又把他召回京師禁錮起來。建文帝先廢周王,有去燕王手足的用意。隨後,建文帝又先後廢湘王、齊王、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標直指燕王朱棣。燕王朱棣見狀迅速扯起了靖難的大旗。燕王以清君側爲名,進兵南京。朱元璋在位時殺害大批功臣,致使朝中無可用之將才,而燕王方面均爲能征善戰之猛將,故而朝廷軍隊節節敗退。最後燕王大軍攻入南京。建文帝在皇帝的寶座上還沒有坐熱,就被燕王朱棣奪取了皇位。

對比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慈禧十分清楚地知道,恭親王奕文武兼備,有勇有謀,經歷咸豐朝代以及“辛酉政變”的失意與得意、挫折與成功,處事更加成熟與幹練。但是另一方面,恭親王奕又是睡在慈禧身旁的一隻老虎,一定要防止老虎猛撲過來。不過,處理恭親王奕時一定要慎之又慎,如果處理不當,局面將不可控制。

爲此,慈禧的第一招就是在恭親王奕的鷹爪足夠鋒利之前,及時將其削去。隨着恭親王奕訢的地位和聲望逐步攀升,引起了慈禧極大的不安。於是慈禧利用一切機會對恭親王奕進行打擊。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編修蔡壽祺彈劾奕訢,說他攬權納賄,徇私驕盈。慈禧立即命令查辦,不久就迫不及待地以目無君上之罪,免去其議政王和其他一切職務。由於朝中大臣求情,再加上奕也痛哭流涕表示悔過,慈禧才允許他在內廷行走,並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但沒有恢復議政王職務。這是奕訢遭受的第一次打擊。同治八年,奕訢支持殺掉慈禧的親信安德海,對此慈禧極爲惱怒。同治十二年,奕訢勸諫同治帝不要修治圓明園,進一步觸怒了慈禧。中法戰爭中,奕訢爲首的軍機處對於戰事處置不當,王朝軍隊節節敗退。光緒十年(1884年)三月十三日,慈禧藉口奕訢“委靡因循”而免去他的一切職務。這是奕訢遭受的第二次打擊。雖然多年以後慈禧又再次啓用奕訢爲總理衙門大臣,並總理海軍,會辦軍務,但奕訢此時已經老邁年高、棱角全無,不可能有任何重大作爲。1898年奕訢病故,終年66歲。

慈禧的第二招是“及時歸政”。慈禧先後有過兩次歸政,第一次是同治帝在17歲時親政,第二次是光緒帝16歲時親政。過去,許多人一般是從消極的方面看待慈禧歸政,認爲慈禧是不得不如此。然而,從積極的方面考慮,慈禧歸政的措施有力地將恭親王奕奪取皇位的口實堵死了。實際上,恭親王奕有諸多理由將慈禧罷免,卻沒有一條理由推翻同治和光緒的統治。對於這一點,慈禧十分清楚地知道,因此,慈禧的“及時歸政”,實際上也是對付恭親王奕的有效策略。

慈禧的第三招是“培植對立面”。樹立對立面是約束恭親王奕的最有效辦法。而且樹立的對立面遠不止一個。例如在軍事方面有榮祿、曾國藩、袁世凱、左宗棠等,在政治方面有李鴻章、張之洞等。由於這些人的存在,恭親王奕在反對慈禧方面受到許多牽制,根本不可能有大的作爲。

慈禧的第四招是“殺雞嚇猴”。慈禧對敢於犯上作亂的人,一律堅決鎮壓。在初次登上權力頂峰時,就將肅順斬首示衆。以後又多次大開殺戒。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對於在“辛酉政變”中立下汗馬功勞的勝保,也毫不留情。1862年(同治元年),勝保授欽差大臣,被派去鎮壓陝西回民起義,可是由於對手過於強大,加之勝保指揮無方,因此屢戰屢敗,令朝廷大丟顏面。這些敗績很快就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致不滿。不久,許多大臣聯合上書控告揭發勝保“驕縱貪淫,冒餉納賄,擁兵縱寇,欺罔貽誤”。朝廷乘機傳旨宣佈勝保罪狀,削職押解京師,關押抄家,聽候審訊。在慈禧裁定下,將勝保處死,不過爲了感念其前功,從寬賜其“自盡”。勝保之死,對於同爲“辛酉政變”功臣的恭親王奕來說,無疑起到了極大的威懾作用。

當然,如果恭親王奕真想發動政變的話,還是有一些機會的。問題是有如此多的對立面存在,恭親王奕想到政變一旦失敗的後果,便會不寒而慄,當然也就不敢輕舉妄動。

慈禧在深謀遠慮的同時,也十分注意規矩方圓。換句話說,對於應該遵守的規矩,慈禧也是毫不含糊。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嚴格遵守“垂簾聽政”的清規戒律。

根據男女授受不親的幾千年封建傳統,后妃在王公大臣在場的情況下拋頭露面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慈禧對此沒有提出過任何異議。

慈禧從史籍中獲悉,垂簾聽政是由於皇帝年幼無法處理政事,而由太后臨朝的制度。在這種情況下,代爲執政的皇太后必然要接見羣臣,但因男女有別,所以在皇太后座位前加上簾子。這樣皇太后在簾子後面接見羣臣時,雙方實際上並未謀面,因此也就避免了嫌疑和尷尬。

這種所謂的“太后臨朝稱制”,始於漢朝。

呂后(公元前241~公元前180)名雉,漢高祖劉邦結髮之妻。公元前202年,劉邦稱帝,封呂雉爲皇后。呂后爲劉邦剪除韓信等異姓諸王侯起了很大作用,因而被稱爲劉邦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高祖十二年(前195)四月,多次在戰爭中受箭傷的劉邦去世,享年六十二歲。當年五月,劉邦的嫡長子十七歲的劉盈即位,他就是漢惠帝。這樣呂后自然而然就成爲大權在握的皇太后。此時已經無所顧忌的呂后以異常殘忍的手段置自己昔日的情敵戚夫人於死地。這件事令惠帝羞憤交加,精神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從此便不理朝政,縱情聲色,並導致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年僅二十四歲就去世了。爲了再立一個小皇帝,呂太后不得不在惠帝與後宮宮女所生的六個兒子中選了一個,殺死其生母,這就是歷史上的“前少帝”。但是此時的“前少帝”只有三歲,根本無法主理朝政,呂太后爲此做出了一項重大發明:母后稱制。“制”就是皇帝的命令。“稱制”就是代行皇帝職權。這就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次影響極爲深遠的女主稱制。口無遮攔的“前少帝”年齡稍大以後,得知自己的生母爲呂后所殺,揚言長大後要爲母報仇。呂后獲悉,即廢掉“前少帝”並將其殺死,再立劉義爲“後少帝”,更名劉弘。這顯示了呂后可以隨意廢立皇帝的無以復加權力。

呂后臨朝稱制先後達16年,爲中國皇后專政的第一個。

以後,漢殤帝出生不過百日就繼漢和帝爲帝,皇后鄧氏以皇太后臨朝。南北朝時期,北魏馮太后也曾經臨朝稱制。唐朝武則天最初以太后身份臨朝,最後乾脆自己做了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宋代更有多位皇太后曾經臨朝稱制。

那麼,慈禧在垂簾聽政的時候,又是採用何種方式?

慈禧首先頒佈上諭,對於垂簾聽政一事,命令“著王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如何酌古準今,折衷定義之處,即行妥議以聞”。經過長達半個月的反覆推敲和磋商,最後做出規定:兩宮太后在養心殿召見、引見臣下時,需要隔上了薄薄的簾子;而在東暖閣召見時,在東大牆前的欄杆上罩上一幅黃幔;在明間引見時,則用八扇黃色紗屏相隔。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翁同龢在擔任光緒皇帝老師之前與其父親翁心存曾經在明間被引見。是日黎明,翁同龢與父親入宮,上午八時到達養心殿的明殿。慈禧和慈安兩太后坐在精美絕倫的八扇黃色屏風的後面。透過紗屏,依稀看到她們分別端坐在左右兩側。小皇帝坐在屏風前設有御案的御榻上。恭親王奕立於左,醇郡王奕諱立於右。吏部堂官遞綠頭箋,奕接後呈送皇帝案上,小皇帝示意,再由醇郡王送至簾前,由簾內的首領太監接下,捧至兩宮太后的案前。前後引見半個多鐘頭,即退出。

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58歲的曾國藩由兩江總督改任爲直隸總督時,在上任前曾經被兩宮太后召見。據《曾文正公日記》記載:入養心殿之東間,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後黃幔之內;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在北。餘入門跪奏臣曾某恭請聖安,旋免冠叩頭,奏稱臣曾某叩謝天恩畢,起行數步,跪於墊上。此後,太后又問了一些來京路上是否平安等事項。

慈禧在深謀遠慮、規矩方圓方面還有兩個重要表現。

第一個重要表現是不稱帝。

衆所周知,武則天是先垂簾聽政,再登上皇位。而慈禧卻沒有步武則天后塵。慈禧不稱帝的主要原因有五個。

第一,武則天稱帝的舉措遭到諸多非議。不管這些非議是有道理也好,沒有道理也罷,反正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有鑑於此,慈禧顯然不願意再攪這渾水。

第二,王朝歷屆**對“女干政”和“宦官干政”都是極力反對的,而且制定了極爲嚴格的限制措施,這就是所謂的祖制。因此,慈禧不能也不敢逾越這個祖制的鴻溝。垂簾聽政從表面上看畢竟是在幕後,而登上皇位就要走到臺前,這兩者雖然只有一步之差,卻有本質的區別。慈禧對此十分清楚,所以慈禧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去染指皇位。

第三,在封建社會裡女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當時在世界範圍內女人也是弱者。所以絕大多數皇室成員和文官武將都會堅決反對再出現一個女皇帝。外國列強也不會支持慈禧稱帝。所以慈禧一旦稱帝就會成爲真正的孤家寡人,從而引起政治上的強烈地震,甚至有可能使慈禧本人和王朝的江山毀於一旦。

第四,慈禧已經是以“垂簾聽政”的名義掌握實權,皇帝所有的全部實惠可以說慈禧都有了,因此沒有必要爲圖虛名而冒極大的風險去稱帝。

第五,慈禧極有自知之明。對於垂簾聽政,慈禧可以說是遊刃有餘;然而對於君臨天下,慈禧的能力和條件還有一定差距。其中最關鍵的是慈禧不直接掌控軍隊。

慈禧在深謀遠慮、規矩方圓方面第二個重要表現是以是否有利於其統治作爲對錯的標準。在慈禧看來,凡是不利於其統治的,對的也是錯的;凡是有利於其統治的,錯的也是對的。這種情況,在“戊戌政變”中表現得最爲明顯。

衆所周知,慈禧本來是支持清末的各種變法運動的,因此不應把慈禧劃歸爲保守派之列。實際上,王朝的許多變法運動如果沒有慈禧的同意和支持,是根本無法實現的。例如,慈禧早年曾力排保守權貴勢力的異議,支持洋務運動,也曾對光緒的變法願望予以贊同。慈禧的思想更接近洋務派;慈禧並不是戊戌變法不可逾越的障礙。早在變法活動醞釀之初,慈禧即曾對光緒道:實行變法乃是我一貫的主張,早在同治初年就曾依曾國藩所奏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如能通過變法使國家富強,你可放手爲之,我絕不從中作難。但如日本那樣,連衣服皇曆都學洋人,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這裡,慈禧只不過告誡光緒“毋操之過蹙而已”。光緒在《明定國是詔》中,把講求西學、變法自強作爲王朝的國策,使維新運動取得了合法地位。此時慈禧的態度不僅不反對,還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同情和支持變法。所以,如果光緒耐心地說服慈禧,並將慈禧奉爲變法的總指揮和旗手,則變法還是有可能成功的。然而,由於光緒等採取了一系列操之過急的舉措,因而超出了上層人物和下層羣衆的承受能力,使社會秩序處於極端危機的狀態中。特別是維新派採取了錯誤的孤立與排斥慈禧的策略,企圖將慈禧趕下臺甚至要除去慈禧。事情到了這種地步,慈禧當然就要再一次發動政變。在戊戌政變中,慈禧剝奪了光緒全部的權力,並將其囚禁,同時對變法人士大開殺戒。這些措施完全是爲了維護慈禧的統治。

在同治帝去世以後,由於同治是“載”字輩,按常例應當從下一輩的“溥”字輩中挑選繼承者。但是這樣一來,慈禧就變成了太皇太后,按祖制就不得垂簾聽政而必須退出政治舞臺,這是她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慈禧堅持要在“載”字輩中選擇醇親王奕澴的長子載湉爲皇帝,這也就是後來的光緒帝。慈禧之所以要立光緒,除了光緒的父親是咸豐的親弟弟、母親又是自己的親妹妹,而且皇帝年幼,便於操縱,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光緒承繼的是咸豐皇帝的帝位,慈禧由此便可以繼續以皇太后的名義,由垂簾聽政改爲訓政。爲了使訓政合法化、程序化、制度化,慈禧責成禮親王世鐸起草了一份《訓政細則》,其中有幾個重要規定:一是皇帝召見大臣時,慈禧仍舊和往常一樣在紗屏後面聽政;二是處理重要政務時仍須請示慈禧,並由其決定大政方針;三是批示奏章、下發諭旨仍需慈禧看過並同意後才能下發。如此一來,光緒雖然名義上親政了,但實際大權仍舊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不過,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這些措施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爲之。除此之外,確實也沒有更好的措施。

慈禧在維護大清江山的統治時,對自己的親生兒子,也絕不寬容和姑息。

慈禧在歸政於同治以後,變得一身輕快,在百無聊賴中產生了重修圓明園的想法。對此同治也是求之不得,因爲圓明園修好了,自己就可以更加自由。不久,恭親王奕訢發現小皇帝同治對於處理國家大事,有時簡直就是胡鬧,於是他決定聯合醇親王等十個王公大臣共同出面干預,向同治上了一道奏摺,希望小皇帝能夠確實做一個明君,而不是昏君。在奏摺的最後,奕訢等人鄭重其事地提出暫停重修圓明園的浩大工程。奕訢對這個奏摺作出解釋的時候,與同治發生了嚴重的口角。奕訢提出要停修圓明園時,同治勃然大怒:我就不停工,你們拿我怎麼辦?後來奕訢又揭了他“微行出遊”的老底,同治開始時還死不承認,等到奕訢將他出遊的時間地點都說了出來,同治這才啞口無言。同治知道自己的醜事被奕訢掌握後暴跳如雷,隨後他便擬旨,將奕訢現任的軍機大臣及其一切職務全部革去,並將奕訢的親王爵位由第一等降爲第十等。同時嚴厲指責奕訢等人“朋比爲奸,謀爲不軌”。同治一下子將當朝的十個重臣全部革職的消息很快傳到了內宮,兩宮太后在得知同治在朝堂上的胡作非爲之後,趕緊從宮中趕到弘德殿,對同治進行嚴厲責問。慈禧和慈安聲淚俱下地痛斥同治年少無知,視國事如兒戲。在兩宮太后的重壓下,同治不得不承認錯誤,恢復所罷各官的職務。這場鬧劇結束後,慈禧經過認真思考很快明白其主要原因是由於重修圓明園而引發的,因此不得不做出停工的決定,以免事態的進一步擴大。

對於任何事情,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害。慈禧以是否有利於其統治作爲對錯的標準,從客觀效果來看,確實有利於穩定王朝的統治,按照固定的套路行事,必然讓聰明的人有機可乘。例如張之洞等人,可以說是摸透了慈禧的脾氣。

光緒六年(1880年)中秋節之前,病中的慈禧派遣太監李三順給她的親妹妹家賜送宮廷特製的精美中秋月餅。李三順奉命後大搖大擺地直奔宮門而去。然而按照規定,如果宮中敬事房沒有事先通知門禁的話,太監是不能隨便出宮的,因此當他們到達宮門的時候,值班的護軍不予放行。但是李三順以“慈禧懿旨”爲由,一定要強行通過,雙方在激烈衝突中,食盒掉在地上,好端端的月餅也就散落一地。李三順見狀,立即惡人先告狀,對慈禧說護軍無理取鬧,不僅不讓他們出宮,還故意打翻了食盒,簡直不把太后放在眼裡。正在臥牀的慈禧本來就心煩意亂,再加上李三順極力添油加醋,於是就破口大罵:“這幫兔崽子,我還沒死,竟敢欺負到我頭上了!”隨後,慈禧立刻派手下將慈安請來,哭訴她如何被欺負,還說如果不把這幾個護軍殺掉,她就不想活了。慈安太后見狀,只好令刑部尚書潘祖蔭將護軍玉林等斬首。不過刑部經過審理後判定護軍無罪,於是他們直言上報潘祖蔭:“既然交給刑部處理,那就應當依照王朝律例,如果太后非要殺之,本部不敢與聞。”慈禧聽說這個處理意見後大發雷霆,將潘祖蔭叫來罵得冷汗直流。潘祖蔭只得下令重判,玉林、福祥被革去護軍發配到黑龍江做苦役;忠和被革去護軍,囚禁五年;護軍統領嶽林交部嚴加懲處。這個處罰決定公佈之後,朝中立即議論紛紛,認爲對護軍處罰過重而對太監過於偏袒。然而議論歸議論,敢於動真格的只有當時在翰林院任職的張之洞和陳寶琛兩位。陳寶琛在上奏中,從對錯的角度出發,指出護軍的行動是奉職行令,無可指責;而對違反規定的太監卻如此偏袒,其後果勢必造成護軍不敢嚴守宮門,以後太監只要說聲“奉旨”,便可隨意出入,其後果將不堪設想。而張之洞在奏摺中,不討論誰是誰非,而是從防範太監胡作非爲的角度入手,警告慈禧要防止宦官作亂。張之洞還特意舉出嘉慶年間太監充當內應的“林清之變”及其當時發生的“天棚**案”(在拆除宮殿天棚時,竟然發現了不知何人放置的大包黑**和引信)、“劉振生擅入宮禁案”(慈禧親自撞見一個身穿老羊皮襖的中年漢子坐在臺階上邊抽菸邊吐痰,原來他叫劉振生,他認識一個名叫魏豐的宮廷雜役人員,並央求魏豐帶他進宮開開眼界,由於這段時期護軍不敢盤查太監等,於是劉振生竟然順利入宮),藉助於這兩個惡性案件足以說明放縱太監的做法將嚴重危及王朝的統治。慈禧幾乎同時見到張之洞和陳寶琛的奏摺,尤其是張之洞所提到的“天棚**案”和“劉振生擅入宮禁案”,更是讓她頭腦冷靜下來,發現自己以前的做法確實失當,於是慈禧宣佈撤銷之前對護軍的處罰上諭,交刑部重新改判:玉林改爲杖一百,流放二千里,福祥改爲杖一百;忠和改爲杖一百,囚禁二年;嶽林免於處罰;太監李三順打三十大板;首領太監劉玉祥罰月銀六個月。

從智慧學的觀點來看,這種按固定模式、固定標準行事的方法,雖然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仍然可以產生積極有效的結果。而且這種方法在沒有時間和條件認真分析問題時,可以大大地簡化尋求解決方案的程序。即使到了今天,這種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實用性。例如,在股票市場中就有一種“哈奇炒股法”。

“哈奇炒股法”或“哈奇計劃法”的發明人是美國人哈奇。他在大約50年的時間裡,利用1萬美元起家,反覆機械投資最終將財富增值爲1千多萬美元。哈奇直到去世纔將秘密公諸於衆,其方法既簡單又高效。具體做法是:當股票探底回升10%時買進,高位下跌10%時賣出,上漲與下跌中間爲利潤。如;某股票探底10元后企穩並開始回升,當回升10%到11元時買入,漲至15元受阻下跌10%爲13.5元時賣出。其中約2.5元是增值部分即利潤空間。以後也依次辦理並且反覆投資,毫不考慮個人情緒以及其他人的意見,而是堅決不折不扣的執行既定方針。這是一種最簡單最有效的投資方法,不但適用於普通股民,也是機構、基金經常使用的操盤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