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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謂“不重視知識分子”的真相
說真的，在這方面，就豎民黨的教育方針，都比北洋稍微強一些，至少搞過幾個科學研究所。而擔任教育部部長的陳果夫，還在1932年5月提出《改革教育方案》，竭力試圖扭轉這種文科生過剩而理科生匱乏的荒誕局面，爲此鬧得教育界一片譁然，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修改了幾次才勉強通過。
儘管有了上述一系列加強理科教育的努力，但到了抗戰前夕，國難當頭的時候，全還是有70%的大學生在讀文科。而剩下的30%大學生當中，大部分讀的又是醫科或商科。真正在現代戰爭中最能夠發揮用途，指導工人搞兵工廠、維修廠和建設戰備公路的專業工程師，卻是打着燈籠都找不到幾個……
而搬遷到“西南聯大”的那些大師們，最多也只能在報刊上發表幾篇支持抗戰的“精神”。
總之，民國的教育界有學術自由，有先進的治學理念，有國學大師，有“民國範兒”……就是沒有培養出現代化建設所急需的技術人才，也沒有誕生出像後世袁隆平那樣可以讓人吃飽飯的農科專家。
有人說，你這是人文科學無用論的錯誤傾向，伏爾泰、孟德斯鳩和盧梭這些法國啓蒙思想的泰斗，也從不管老百姓吃不吃得上飽飯啊！
可問題是，上述這些思想界泰斗在著書立傳的時候，法蘭西也沒有淪落到民族危亡的關頭啊！
雖然每個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在諸位民國大師們之中，也不乏正氣凜然，令人敬仰之輩。而他們的思想啓蒙，同樣對社會發展很有意義。但是，相當一部分很有“民國範兒”的，卻是在一個租界林立、包身工遍地、洋人橫行、工業基礎全無，戰亂頻繁、餓殍遍野的悲慘國度，在一個生與死，血與火的動盪年代，把民族存亡的大義完全拋到腦後，反倒是站在亡國滅種的懸崖邊上擺出一副優雅的姿態，講究什麼思想獨立、學術自由，玩什麼小清新，搞什麼小資情調，例如說鴛鴦蝴蝶派……
唉，我該說這是冷豔高貴，還是醉生夢死呢？
相對而言，似乎還是六十年代那句“不穿褲子也要爆”的悲壯豪言，更能讓人感到折服。
——優雅不是一個貶義詞，但如果爲了追求優雅，而踐踏和遺忘了民族存亡的大義，那麼所有的優雅都是可恥、可憎，也是可憐的，宛如南朝陳後主那曲哀婉的《後庭花》。
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一直處於戰亂、饑荒、貧困和愚昧的深淵之中。在這種背景之下，不管是以什麼理由揮霍民脂民膏，追求什麼“優雅”的文化，都是不合時宜的；談什麼民國風和民國範兒，更是非常搞笑的。因爲1%上等體面人的“優雅生活”，根本無法掩蓋99%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底層同胞的無盡苦難。
如果說前面描述日本公卿的種種腐朽做派，多少是因爲當時日本國內安靜無事，並無開拓進取的必要性，可以安心享樂的話。那麼民國年代諸位文化人的小資生活，就正好應了明末陳子龍那句形容南明君臣的名言：“清歌於漏舟之中，痛飲於焚屋之下，而不知覆溺之將及也，可哀也哉！”
其實，對於胡適這些很有範兒的民國大師們來說，只要走出北平、上海這些大城市，走出他們的校園、書齋和沙龍，就會看到真實的，可惜大多數民國範兒都看不見，而看得見的人則都成了左翼革命者。
此事一被揭發，頓時引起民衆的一片討伐聲——你們AIG先是虧光了我們存進去的錢，然後又要拿我們繳納的稅賦給你們填窟窿，最後還不肯填賬上的窟窿，而是要把錢揣進自家腰包裡拿走……最後，諸位只會虧錢的銀行高管們，在無數憤怒公民的暗殺威脅之下，總算是勉強放棄了這筆不合時宜的獎金。
所以，在新建立之初的艱難年代，諸位民國大師們如果依然要求撥出鉅款，給他們這些對實際建設工作沒有多少裨益的文人，發放那麼高的薪水。那麼從本質上來說，他們跟那些在公司瀕臨虧本倒閉的危急關頭，依然強行用老百姓的稅款給自己發鉅額獎金的華爾街AIG公司高管們，又有什麼不同呢？
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爲了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求，教育界一直秉承“重理輕文”的基本方針，要求大家“學好數理化”，最後甚至出現了“工程師治國”，也就是幾乎整個國家領導團體都勝程師出身的現象。故而教育資源和經費一直都在向理科傾斜，自然讓心氣甚高的文科教授們感到憤憤不平——他們給自己的定位大抵相當於古代的“士”，雖然比不上“大夫”（官），但至少必須要比農工商高出半截。
偏偏這些人又是最會揮筆寫文發表觀點的，所以隨着思想管制的放鬆，社會上就開始出現奇怪的言論，例如說民國時代是被我黨宣傳部門妖魔化的，其實是多麼多麼的美好。而共產黨又是何等的罪惡滔天，把全部有骨氣的人殺光，從精神上閹割，讓君子們欲做隱士而不可得……最後甚至說什麼：“半個多世紀過去。民國的種種善，民國的禮義廉恥信，早被大規模玷污，大規模失傳了……”
——當文人墨客和人民大衆的利益發生嚴重對立的時候，社會上就會充斥着無數荒謬不經的奇談怪論。
事實上，在幾千年的漫長歲月裡，這些霸佔輿論話語權的文化人們，從來都是隻敢在軟弱的皇帝面前表現得很有節和骨氣；對人民則是趾高氣揚，作威作福；但是到了軍閥和異族侵略者面前，卻是一個個奴顏婢膝、諂媚無比，什麼節都丟到爪哇國去了。譬如明末的東林黨，戰爭時期的汪精衛……
對於這些“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傳統文人，我們老百姓栽的跟頭已經夠多了。一直要到新建立以來的各種批判之後（確實是有些矯枉過正），90%以上的人這才知道，那些牛氣沖天的文化人，其實也只是會放放嘴炮而已，否則還真以爲他們是神仙，是菩薩，是文曲星，是冒犯不得的呢。
所以，在建國之後到改革開放的那段年月裡，我們真正應該重視和歌頌的知識分子，是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鄧稼先、袁隆平這些科學功臣，而不是那些民國時代遺留下來的“國學大師”——前者是開拓進取，後者是墨守成規——所謂“共產黨不重視知識分子”的說法，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一幫在現代化建設年代裡被邊緣化的文人墨客，深感內心失落、囊中羞澀之餘，在筆下歇斯底里爆發出來的怨念產物而已。
當然，在那個瘋狂的十年裡，理科知識分子同樣也受到了空前嚴重的迫害，造成了無數令人落淚的悲劇，這是不容否認的。但問題是，這些文化人們在建國初期的各種“反動傾向”，同樣也是真的——譬如在朝鮮戰爭時期，就頗有不少社會名流企圖學習汪精衛，積極勾結美帝和臺灣當局，出賣志願軍的情報。
再反過來說，如果真的讓這些代表“社會良心”的文化人知識分子，歇斯底里地發泄出了心中鬱結的怨念，那麼對於整個國家和全體民衆來說，往往就意味着一場驚天動地的浩劫。
這在前蘇聯就有過最慘痛的案例——那位寫了《古拉格羣島》，被譽爲“俄羅斯的良知”索爾仁尼琴同志，整天鼓吹着要搗毀腐朽冷酷專橫的蘇聯體制，主張“以農業和手工業爲基礎”恢復“古老的俄羅斯生活方式”。接下來就必然會迎來一個民主繁榮的新時代。
可這場變革的結果，卻是蘇聯解體，民不聊生，腐敗橫行，從超級大國跌落到內戰國度的深淵，整個國家被“去工業化”，宏偉的廠房成了廢墟，真的快要倒退到“以農業和手工業爲基礎”的程度，恢復“古老的俄羅斯生活方式”了——斯大林同志那麼多個“五年計劃”統統都白乾了……
面對如此慘狀，如果索爾仁尼琴還有點良心的話，就真的應該朝北冰洋裡一頭跳進去，以此向被他忽悠慘了的兩億多蘇聯人民謝罪。
——那些整天吹噓自己有良心的人，實際上往往就是最沒良心的。
切記，文化人只是知識分子的一小部分，從來都沒有權力把“知識分子”這個團體給“被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