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帕基斯醫生通知吉奧吉斯，他在等一位客人，客人要過海到斯皮納龍格去，幾個時後再回去。他叫尼可拉斯·克里提斯。克里提斯剛過三十歲，頭髮濃密烏黑，與大多數克里特人相比，個頭略顯瘦小，剪裁合身的西裝更顯出他修長的身形。高高的顴骨上，皮膚繃得緊緊的。有人認爲他容貌出衆，有人覺得他營養不良，其實誰都沒說錯。
克里提斯看上去與布拉卡碼頭很不相襯。與吉奧吉斯渡過岸的大多數人不同，他沒有行李、沒有箱子、沒有眼淚汪汪的家人，只有一個最纖薄的皮質公文包抱在胸口。隨他去斯皮納龍格的人只有拉帕基斯醫生，以及偶爾去斯皮納龍格評估財務要求的政府代表。此人是吉奧吉斯帶過去的第一名真正客人，吉奧吉斯克服了平常對陌生人的沉默，跟他攀談起來。
“你去島上辦什麼事？”
“我是個醫生。”那人回答。
“可是那裡已經有了醫生，”吉奧吉斯說，“我今早上送他過去了。”
“是的，我知道。是拉帕基斯醫生，我正打算去見他。他是我多年的朋友和同事。”
“你不是麻風病人，對吧？”吉奧吉斯問。
“對，”陌生人回答說，他的臉笑得幾乎皺起來了，“終有一天，這個島上的人們也都會不是的。”
這是一句大膽的聲明，吉奧吉斯想到這裡，心跳加速。這是零星消息—還是隻是謠傳呢？—偶爾傳來誰誰誰的叔叔或朋友聽說在治療麻風病上有了重大進展。比如，一種說法是注射黃金、砒霜和毒蛇的唾液，可是這種療法有點瘋狂，即使這些材料買得起，它們真的管用嗎？只有雅典人，人們風傳，只有雅典人可能考慮出錢買江湖術士的藥。當吉奧吉斯解開纜繩，準備帶客人過海的那一刻，他做起白日夢來。過去幾個月來，伊蓮妮的病情明顯惡化，他開始對發現新藥、治好她的病、帶她回家幾已不抱希望了。可是這是他送她到斯皮納龍格十八個月來，心中第一次燃起一點希望。就那麼一小會兒。
帕帕蒂米特里奧等在碼頭上，迎接醫生。那衣冠楚楚的人以及他的薄皮公文包，被島主有力的身影籠蓋住了，吉奧吉斯看着他們一起消失在地道那裡。
冰冷的風裹着雪花掠過海面，打在吉奧吉斯的船上。可是儘管這樣，他發現自己還哼着小曲。惡劣天氣絲毫沒有影響到他。
當兩人一起走上主街，帕帕蒂米特里奧開始盤問克里提斯。他對很多事情瞭如指掌，知道該問什麼。
“他們的最新研究進展如何？他們打算什麼時候開始臨牀測試？還要多久才能到我們這裡？你參與了多少？”這種盤問出乎克里提斯的意料，先前他沒想到會遇見帕帕蒂米特里奧這樣的人。
“還處於早期，”他謹慎地說，“我參與了巴思德組織提供資金的一個廣泛開展的研究項目，可是我們的目的不是僅僅是治癒。幾年前開羅會議上就制定了治療和預防的方針步驟，這也是我來這裡的目的。我想肯定我們正在盡力而爲—我不希望，等最終找到治癒方案時，對這裡的每個人來說已太晚了。”
帕帕蒂米特里奧，一位完美的演員，掩飾起溫和的失望之情。渴望已久，卻還是沒有找到治癒方案，對此他一笑了之：“那太糟了。我向家人保證聖誕節要回雅典，所以我正等着你的一劑魔藥呢。”
克里提斯是位現實主義者。他知道，這些人可能還有幾年才能接受成功治療，他不會燃起他們的希望。麻風病幾乎和大山一樣古老，它不可能一夜之間消失。
兩人朝醫院走去，克里提斯的所見所聞讓他不禁生疑。這裡看起來就像個正常的村莊，可是沒有克里特其他地方的村莊那樣破舊。除了偶爾有幾個居民的耳垂很大，或有點跛足外—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會注意到—這裡的人們過着普通人的生活，來來往往在辦自己的事。一年中的這個時候，沒有幾個人的臉能全部看見，男人把帽子壓得低低的，領子豎起來；女人披着羊毛圍巾，把頭和肩一起緊緊地裹起來，抵禦着惡劣天氣，風一天比一天猛烈，雨流如注，街道成了小溪。
兩個人經過有玻璃前門和鮮豔百葉窗的商店，麪包師把一大塊淡黃色麪包從爐子裡取出來時，碰上了克里提斯的目光，他點了點頭。克里提斯碰了碰帽檐算是回禮。從教堂前，他們拐出主街，面前便是高高在上的醫院，特別是從低處望上去，給人一種氣勢恢弘的感覺，醫院是島上最莊嚴的建築。
拉帕基斯站在醫院大門口等着克里提斯，他們情不自禁地擁抱在一起。好一會兒，兩人才互相問候，激動得慌里慌張，他們有太多問題要問對方！“你好嗎？”“你來這兒多久了？”“雅典怎麼樣？”“跟我說說你的消息！”最後，他們把相見的興奮讓給了實際問題。時間過得飛快。拉帕基斯帶着克里提斯很快地在醫院走了一圈，領他看了門診部、治療室，最後帶他去了病房。
“我們目前資源太少，許多人應該進來住幾天，可是大部分病人我們只能治療一下，就打發他們回家。”拉帕基斯疲憊地說。
病房裡，十張牀擠在一起，牀與牀之間相隔不到半米。十張牀全住了病人，有些是男病人，有些是女病人，但是很難分清男女，因爲百葉窗關上了，只有一絲微弱的光線透了進來。大部分病人活不了多久。克里提斯在雅典麻風病院裡待過一段時間，對此毫不吃驚。那裡過度的擁擠和難聞的氣味，比這兒糟上幾百倍。這裡至少還注意一下衛生，對那些感染潰爛的病人來說，這可意味着生與死的差別。
“這些病人全處於發病期。”拉帕基斯倚着門框平靜地說。這是麻風病症狀的加強階段，有時候只有幾天，有時候幾周。在發病的這段時間內，病人們要經受可怕的痛苦，持續高燒，劇烈疼痛，比之前痛苦得多。麻風病的反應可能讓他們比以前病得更厲害，但有時候，它也說明身體正在與疾病作鬥爭，當痛苦消失後，他們可能發現發現自己痊癒了。
兩人站在那裡看着病房時，大部分病人很安靜。有個人時斷時續地哼哼，另一個人，克里提斯以爲是個女人，但又不太肯定，也在呻吟。拉帕基斯和克里提斯從門口退回來，站在那裡彷彿很冒昧。
“到我辦公室來，”拉帕基斯說，“我們去那裡談會兒。”
他領着克里提斯沿黑暗的走廊往前走，進了左邊最後一間房。這間房與病房不一樣，可以看得到風景。巨大的窗戶從腰部直到高高的天花板，往外看，可以看到對岸的布拉卡，以及它後面的高山。牆上釘着一幅大大的建築圖，顯示着正是現在的醫院，上面用紅色筆勾畫出另外一棟建築的輪廓。
拉帕基斯看到這幅圖吸引了克里提斯的注意。
“這些是我的計劃。”他說，“我們需要再多些病房，還要幾間治療室。男女病人應該分開—如果他們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我們至少要給他們尊嚴。”
克里提斯慢慢踱過來，看着這個計劃。他知道政府有多忽視醫療保健，特別是對於他們認爲到了晚期的病症。
“那可能要花很多錢。”他不禁挖苦道。
“我知道，我知道。”拉帕基斯疲憊地回答，“可是現在我們的病人不但來自克里特島，還有從希臘大陸上來的，政府有義務撥出一定的資金。當你碰到我們這裡的幾個麻風病人，你就知道他們可不是那種輕易讓人拒絕的人。是什麼把你帶回克里特的？我很高興接到你的信，但你並沒真的說出來這裡的原因。”
兩人之間的交談很快顯示出同學間纔有的輕鬆親密來。他們曾在雅典同一所醫學院就讀，雖然最後一次見面已是六年前的事了，他們還是能重拾友誼，彷彿並未分開過。
“很簡單，真的。”克里提斯說，“我對雅典厭煩了，看到一則告示說伊拉克裡翁醫院皮膚科在招聘，我便去應聘了。我知道我還是能繼續研究，特別是，你知道，這裡有這麼多麻風病人。斯皮納龍格是病例研究的絕佳地方。我偶爾來拜訪一下，你高興嗎—而且，重要的是，你認爲病人能容許嗎？”
“我當然不反對，我敢肯定他們也不會反對。”
“到那時，可能會嘗試使用一些新的治療手段—雖然我無法保證什麼東西會有戲劇性效果。老實講，最新的藥沒什麼療效。可是我們不能坐着不動，對嗎？”
拉帕基斯坐在桌前，熱切地聽着，他的心隨着克里提斯的每句話起伏。五年來，他是唯一有能力且願意拜訪斯皮納龍格島的醫生。這段時間裡，他應付的是疾病與死亡的殘酷洪流。每晚他脫衣上牀時，都要檢查自己厚實的身體，看有無染病的症狀。他知道這很可笑，病菌可能在他身體裡潛伏几個月甚至幾年，他方能察覺到它們的存在，可內心深處畏懼染病的擔憂讓他只能一週渡海來斯皮納龍格三天。他不得不給自己一個搏鬥的機會。他在這裡的責任是一項事業，他覺得有義務追隨，可是他擔心免遭病襲的機率和長期玩俄羅斯輪盤賭的傢伙想長壽的機率也差不到哪裡去。
拉帕基斯現在確實有了幫手。病人們每天一瘸一拐地上山來看病，有些只是來換繃帶紗布，有些一來就待上好些天，他無法應付得過來。正好在這個時候，阿西娜·瑪娜基斯來了。她在雅典曾是醫生，發現自己得了麻風病後，主動進了麻風病院，然後與雅典的“反叛分子”一同被送到了斯皮納龍格。在這裡她有了新責任。拉帕基斯想不到自己運氣竟這麼好：不僅有人願意生活在醫院裡，而且還有着全科醫學知識。斯皮納龍格的居民並不會因爲是麻風病人，就不會得上其他疾病—如流行性腮腺炎、麻疹或一些簡單的耳痛，這些病症通常無人問津。阿西娜·瑪娜基斯有二十五年經驗，除開睡覺之外，她願意每小時都工作，這令她的價值無法估量，她把拉帕基斯當成小弟弟，覺得他還要繼續培養才能成材，對此拉帕基斯毫不介懷。如果他信上帝，他願意誠心誠意地感謝他。
現在，晴天霹靂—不，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十一月的陰天霹靂，在大海和天空競相乏味時—尼可拉斯·克里提斯來了，還問能不能讓他經常來。拉帕基斯欣慰得幾乎長淚難禁。他長期孤軍奮戰，費力不討好，現在這種孤獨狀況要結束了。每天他最後離開醫院，在威尼斯人的兵器庫（現在用作消毒室）中清洗自己時，不再抱怨力不從心了。這裡有阿西娜·瑪娜基斯，現在克里提斯偶爾也會來。
“來吧，”他說，“想來就來。我無法告訴你我聽到這個消息有多開心。跟我說說你正在做的吧。”
“好。”克里提斯說，他脫去外套，小心地搭在椅背上，“在麻風病研究領域，有人肯定很快便要治癒麻風病。我與雅典的巴斯德研究機構還保持着聯繫，我們的項目總指揮急於儘快推進進度。想象一下這意味着什麼吧，不只是爲了這裡的幾百人，而是爲了這世間成千上萬的人—而在印度、南非甚至有上百萬麻風病人。治癒的影響將會是巨大的。我保守地估計，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可是每件證據，每個病例研究，都描繪出一幅我們有能力阻止此病蔓延的藍圖。”
“我想你錯了，路不會太長了。”拉帕基斯迴應說，“這些天，在用不用江湖術士的藥方這個問題上，我壓力很大。這些人十分脆弱，他們想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特別是那些付得起錢的人。所以，你在這裡的計劃到底是怎麼樣的？”
“我需要幾十個病人，如果可行，接下來幾個月，甚至幾年，我要密切監控他們。我在伊拉克裡翁只作診斷，確診後，我就失去了病人，因爲他們全被送到這裡來了！照我看來，這樣對他們更好，可是我需要作一些追蹤調查。”
拉帕基斯笑了。這種安排對他倆都公平。沿着他辦公室的一面牆，從地板到天花板，一排排全是檔案櫃。有些裝着現在每位活着的島民的醫療病例。他們死後，所有病例轉到另一些櫃子裡去。拉帕基斯志願上此島工作之前，沒有任何文件保存下來，幾乎沒有治療措施值得記錄，唯一的進展便是疾病的持續惡化。讓人記住隔離區頭幾十年裡的麻風病人的，只有一個黑色的大登記冊，上面記有姓名、到達日期和死亡日期。他們的生命縮減到只是死神生死簿上的一條記錄，現在他們的骨頭亂七八糟，不加區分地堆在小島最邊緣公共墓地的石板之下。
“自從我一九三四年來這裡之後，我爲這裡的每位病人作了記錄。”拉帕基斯說，“我詳細記錄了他們來時的狀態，以及其後發生的一切變化。病例是按年齡排序的—這樣似乎更有邏輯。爲什麼你不去抽調一些你想看的看呢？你下次來時，我可以提前跟他們約好，讓他們來見你。”
拉帕基斯用力拖開離他最近的櫃子頂層抽屜，抽屜很重，一打開，裡面裝滿了文件，他揮揮手，邀請克里提斯過來隨便翻翻。
“我把它留給你了，我最好還是回病房去，有些病人還需要照料。”
一個半小時後，拉帕基斯回到辦公室時，地上一堆文件；最上面的檔案封面上寫着“伊蓮妮·佩特基斯”。
“你今天早上遇見過她丈夫，”拉帕基斯說，“就是那個船伕。”
他們把所有選出來的病人作了記錄，對每個病例進行討論，然後，克里提斯看了一眼牆上的鐘，該走了。當他進入消毒室給自己噴灑消毒液前—雖然他知道這種限制病菌擴散的手段多是徒勞—兩個人緊緊地握手。拉帕基斯送他下山，到了地道入口處，克里提斯獨自繼續走到碼頭，吉奧吉斯正在那裡等着，準備送他走上回伊拉克裡翁的漫長旅行中的第一程。
他們在回克里特島的途中沒講幾句話，似乎在來路上已把話說盡。不過，當他們到布拉卡時，克里提斯問吉奧吉斯下週同一時候能不能還在這裡，再送他去斯皮納龍格。吉奧吉斯不知爲何，感到很開心，不完全是因爲路費。正如吉奧吉斯想的那樣，他知道這位新醫生還會回來，他覺得很高興。
苦寒的十二月、極地氣溫的一、二月，以及大風怒號的三月，尼可拉斯·克里提斯每週三都來斯皮納龍格。他和吉奧吉斯都不是健談的人，可他們過海去斯皮納龍格時，開始了小對話。
“佩特基斯先生，你今天怎樣？”克里提斯問。
“如無意外，我可以說很好。”吉奧吉斯會謹慎地回答。
“你妻子怎麼樣？”醫生會問，這問題讓吉奧吉斯覺得他也過着正常的已婚生活。他們倆都沒多想這有多可笑，提問的人比誰都知道答案。
吉奧吉斯盼望着克里提斯的來訪，十二歲的瑪麗婭也一樣，因爲他的來訪帶來一絲樂觀，讓她能看到父親微笑。雖然父親什麼也沒說，但有東西她能感覺得到。傍晚，她會去碼頭，等他們回來。她裹緊羊毛大衣，坐在那裡，看着小船在灰濛濛的黃昏中逾海而來。她接住父親扔過來的繩子，很專業地把繩子綁在繫纜樁上，把船固定在那裡過夜。
四月，大風不再刺骨，空氣中有了微妙的變化。大地暖和過來，紫色的春銀蓮、淡粉的蘭花綻開了花朵。候鳥過完冬天，一路從非洲飛回，飛過克里特島。每個人都在迎接季節的變化，熱切期盼的溫暖現在要來了，可是空氣中還沒什麼明顯的徵兆。
戰爭席捲歐洲有一段時間了，就在四月，希臘被侵佔。克里特島的人現在生活在達摩克利斯之劍下；隔離區的報紙《斯皮納龍格星報》定期刊登當前局勢的公告，隨着每週電影一起播放的新聞短片也讓人們焦慮。他們最恐懼的終究發生了：德國人的目光投向了克里特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