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楊逸提出統一稅賦，計畝徵收。這是針對農業稅的改革，並未涉及商業稅。而楊逸對大宋的商業稅也一直沒有深入研究過。
爲了擬出切實可行的章程，楊逸不厭其煩，找來有關大宋商稅的資料，仔細加以研究。
總體而言，大宋的商稅非常全面，系統而詳細，官府在各州、府、縣、鎮、渡口、墟市、草市有商品集中交易的地方、和商人通行的地方設置了場務、稅務、稅場等徵稅機構，派有專門的稅監對市場銷售的商品或道路過往的商品進行徵稅。
凡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羊彘、民間典賣莊、店宅、馬、牛、驢、騾、囊駝等，及商人販茶鹽皆加以徵稅。
其他諸如蔬菜、柴薪、糧食、魚鴨等百姓日常細碎交換的商品也經常成爲徵收的對象。
而大宋的商稅徵收，分爲“住稅”和“過稅”兩種，住稅按商品總價值的3%徵收商稅；過稅按商品總價值的2%徵收商稅。
有極少部分商品以實物徵稅，這類商品大多是當地徵稅機關日常需要的物品。這類商品按貫例徵稅10%。
總體而言，大宋的稅率不算高，農業稅在統一稅賦後，按二十稅一（兩千斤糧食交稅一百斤），由於免去了其他雜稅，百姓還樂意接受。而現在商業大部分還是三十三稅一。
楊逸認爲，這樣雖然有利於工商發展。但對農業人口而言，卻有些不公平。
而且從手上資料看來，大宋商稅在不斷增長的同時。也出現幾次明顯的週期性變化，從真宗天禧年間開始，大宋商稅歲入出現了快速增長的階段。到仁宗慶曆年間達到頂峰。
進入皇祐年間後，商稅歲入開始回落，並在以後的十幾年時間保持低速增長的態勢，這種情況反映了大宋商品經濟總體向前發展的同時，具有周期波動的特徵。
一般而言，影響經濟週期波動的因素，更多的是來自於外部因素，而非經濟運行的內部機制。比如政治、軍事、經濟政策、自然災害等等對經濟發展會產生重要影響。
這更是值得楊逸深思的事情，窗外的天開始放睛了，金獸裡的檀香已經息滅，丫環已經幫他換了兩次茶，楊逸卻仍陷在這些問題中不可自拔；
前世他不是學經濟的，因此只能以排除法一條條地分析影響大宋經濟波動的因素。清娘悄悄地來到書房好幾回，見他不時撓頭搖腦。極力思索到樣子，雖然心疼，卻又不敢打擾他，甚至不敢留在房內以免他分神。
楊逸提筆沾墨，先把大宋商稅歲入數據列出來：
至道中（995-997年）。商稅歲入400萬貫左右。
景德中（1004-1007年），商稅歲入4500萬貫左右。
天禧五年（1021年），商稅歲入1204萬貫。
慶曆前期（1041-1044年），商稅歲入1975萬貫左右。
皇祐三年至六年（1058-1061年），商稅歲入700萬貫左右。
治平中（1064-1068年），846萬貫左右。
熙寧十年（1077年）771萬貫。
列完這些數據，楊逸再把政治、軍事、經濟政策、自然災害這些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一一寫在素箋上，進行仔細分析削減。
首先是政治，總體而言在神宗以前，大宋的政治一直比較平穩，只有到熙寧年間，王安石實施變法，政治上纔有大的變動；
但從手上的數據來看，王安石變法多年後，到熙寧十年，商稅收入仍徘徊在七到八百萬貫之間，並沒有多大變動。從這一點上來說，政治因素應該不是影響大宋經濟的主要原因。
經濟政策方，大宋從建國開始，一直就鼓勵工商，這一項政策從未變動過，在經濟調控方面，朝廷也很少對商品經濟進行管制和干預；
楊逸能查到的資料中，對經濟干預比較大的只有兩次，一次是慶曆年間范仲淹提出了“厚農桑”與“減徭役”兩條；
若是實行下去，這兩條法令會對大宋的經濟產生一定影響，但事實上，范仲淹的改革只持續了一年，很快就被廢除了。
另一次是王安石在熙寧年間，頒佈了均輸法、市易法、免行錢、募役法等等，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也對經濟進行了干預，但從熙寧十年的商稅收入來看，這些政策總體上對大宋的經濟影響也不是很大。
再看自然災害，大宋的自然災害不少，特別象黃河決堤這種大災，都會對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仔細分析後楊逸發現，大宋建國以來，共有兩個自然災害頻發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建國初（960年），到真宗後期（1020年），這一段時期幾乎每三到五年，便有一次大範圍的災荒，而水災是這一時期的主要自然災害。
第二個時期，是熙寧、元豐年間（1068-1085年），這一時期全國大部分地區連年出現嚴重的旱災和蝗災，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許多地區農業連年歉收，造成大面積饑荒。
但他手上的數據表明，在第一個災害頻發時期，大宋的經濟是穩步增長的。
而從仁宗慶曆中到神宗初期（1044-1068）這二十多年間，大宋自然災害比較少，然而經濟在這個時期增速卻不大。
到熙豐年間，也就是王安石改革時期，災荒頻發，連年旱災、蝗災，但這一時期經濟也處於一個平緩期，平沒有太大的變化。
這些數據表明。自然災害雖然對大宋經濟發展有影響，但不是主要因素。
最後楊逸的目光落到軍事上。很快，他就發現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問題。
從真宗天禧年間至仁宗慶曆年間。是大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的一個時期，到慶曆年初達到頂峰，商稅歲入是原來的兩到三倍。
而這一時間。也正是大宋的軍隊人數高速增長的時期，從原來的四五十萬人增加到了一百多萬人。
慶曆年初，由於李元昊起兵反宋，宋夏之間有長達數年的戰爭。
軍隊本身以及戰爭都會使得朝廷的支出大大增加，而朝廷支出的這部分銀錢，主要是向民間購買各種軍需物資，這就形成了一種市場需求，對推動物資商品化、和活躍市場交易將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而大宋目前農業人口占據主體。廣大農民的生活還是以自給自足爲主，只有少部分生活必須品需要通過市場交易獲得。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因軍隊的增加，戰爭的出現，大量支出銀錢，就構成了市場消費的主體，其對大宋經濟的影響就會突顯出來。
到熙寧元豐年間。王安石的一系列改革以及軍事擴張，本來也應該促進市場的活躍，但這期間經濟並沒有太大的發展，商稅歲入也增加不大；
楊逸細細想來，原因除了自然災害外。主要還是出在軍事上。
首先，王安石一上臺，就開始裁軍，把軍隊人數從一百多萬裁減到了五十多萬，實施保甲法，所供保甲之費用，纔是養兵的十分之一二，這大大減少朝朝支出的同時，也減少了市場需求，導致經濟市場蕭條，經濟萎縮。
因此神宗雖然發動了熙河之役、伐夏之役，但由於軍隊人數縮減太多，對市場需求仍處於一種持平狀態，這就使得大宋的經濟在這段時間沒有太大的發展。
楊逸經過一系列的分析，得出一個結論：軍事是對大宋經濟發展影響最大的因素。
甚至可以說，大宋空前繁榮的經濟，大半是靠它每年高達六七千萬貫的龐大軍費開支拉動的。
而這個結論使楊逸暗暗出了一身冷汗。
因爲在他的提義下，大宋這兩三年也裁去了數十萬軍隊，之所這兩三年經濟還能保持高速發展勢頭，因素也很多，一是戰爭。
裁去了軍隊，但戰爭不斷，朝廷的支出不減反增，因此市場消費沒有縮減。
二是裁下的軍隊需要安置，這也讓朝廷的支出保持不變。
三是治河，治河消耗大量的物資，加大了市場需求，使得大宋經濟加快發展。
四是西夏地區的治理，戰利品的發售、河西走廊的打通，這些都極大地促進了市場的活躍。
這幾點加以起，使得大宋的經濟在這幾年，以一種前所未有速度增長，商稅從紹聖元年的821萬貫，到去年一躍攀升到2741萬貫，達到了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水平。
但治河一兩年便會完工，伐夏之戰帶來的促進作用也很快會消失，與西域的商貿慢慢也會進入一個穩定的階段，今後不可以再有這種突然性的增長。
因此，若不分析這些問題，加以解決，大宋的經濟發展過兩年又很快進入一個變動週期。
許多新發展起來的作坊商棧，很可能會因市場的萎縮而破產，大量的從業人員會衣食無着。
在這個時代，大部分人沒有意識到市場供求關係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史書上通常會對那些米糧如何如何便宜、錢在國庫裡發黴糜爛多少多少津津樂道，認爲這纔是盛世。
這無疑會給人們灌輸一種觀念：國庫存的錢越多越好。
楊逸作爲後來人，至少知道後世的國家爲了促進經濟發民，要不斷加大內需，不斷把錢砸在修路架橋等等基礎設施上，以保證經濟持續高速增長。
找到了問題的根源，楊逸一下子變得輕鬆起來，他站在窗前大吼一聲：“清娘，我餓啦！”
清娘就像一隻聞到到花香的彩蝶，立即翩然而來，見到他一臉陽光的笑，清娘也不禁露出了甜甜的笑容，那笑容彷彿跳躍在水面上的點點金光，那樣的動人。
她不說話，就那麼站在在窗前，含笑看着她！
“丫頭，傻啦？我餓了！”
“看到楊大哥這樣子，我也就放心了，飯菜我已經叫她們備好了，楊大哥是想在書房裡用餐嗎？”
“你也沒吃是不是？”楊逸答非所問。
清娘帶着一分矜持低下了頭，楊逸在書房呆了一天，見到他那苦思冥想的樣子，清娘那裡吃得下，又不敢打擾他，便一直在旁邊的廂房守着。
“走，吃飯去，以後不許你這樣！”
“那也不許楊大哥你這樣了！”
“你能和我比嗎？你瞧瞧，你這腰細跟豆芽似的，再不吃就折了。”
“呀，楊大哥你別亂摸，這可是院子……”
“但是，這是咱們家的院子！”
“那也不行。”
“那哪裡才行？”
“楊大哥你壞死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