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節 外祖父家的基本情況
薊縣人通常稱呼母親的孃家爲“姥家”，稱母親的父親（外祖父）爲“姥爺”，稱呼母親的母親（外祖母）爲“姥姥”，對母親的叔叔和大伯則依照其在弟兄中的年齡排序，分別稱呼爲大姥爺、二姥爺、三姥爺等，對母親的嬸嬸和伯母則以其丈夫的排序分別稱呼爲大姥姥、二姥姥、三姥姥等。
我母親的孃家是薊縣洇溜鄉王莊子（後改名富王莊），位於縣城西南，距城裡八華里，東側和北側與城關鎮的何莊、辛莊子、西大屯等村接壤。這個莊不大，1980年“散社”前只有二個生產隊，六七十戶人家，三四百口人。耕地的土質較好，糧食的產量比較高，社員們的生活比較富裕，所以那年代才改名“富王莊”。2012年，這個村被列入薊縣新城規劃的範圍之內，全村農戶先後拆遷，搬進新區住樓房，這個村和附近的城關鎮的幾個村莊一樣，都逐漸消失了。
（一）外祖父家族的傳承情況
別看我姥家這個村的名字叫王莊子，其實全村只有劉、張兩大姓氏，沒有其他姓氏。據說早年是姓王的人家在這裡開闢的村址，劉、張二姓是後來置買的王姓人家的財產，逐漸發展起來的，而王姓人家不發旺，男丁人口漸少，最後沒有傳人了。
其實，劉張兩姓人到這裡落戶的時間也不太長遠，老劉家到我外祖父那輩纔是第三代。我外祖父的爺爺是自己到王莊子來的，在這裡娶妻生子。到外祖父的父親那輩是親哥四個，這就形成了劉姓家族的“四大門”。到我外祖父這輩的堂兄弟們是哥九個，他們的弟兄排行是統一的。到第四代——也就是我舅舅這輩，同一個曾祖父的弟兄二十多人了（各代的女孩子未計算在內），雖然弟兄們還沒出“五服”，但是這“四大門”已經單獨排行了。小時候我隨母親住姥家時，見到大人就要打招呼，讓我稱呼爲“大姥姥”、“二姥姥”、“三姥姥”的都有，但沒有重複的稱謂。可是，我舅舅那輩人中就有重複的稱謂了。如我稱“大舅”的就有三個，劉瑞、劉真和劉功，其中劉瑞是我母親的親哥哥，劉真和劉功都稱我母親爲“二姐”。不記得劉真是哪位姥姥的兒子了，只記得我稱劉功的母親爲四姥姥。到了第五代——也就是我的表兄表弟這一輩，人口就更多了，不細算誰也說不準了。
我姥爺是“大門”的，他們這門只有弟兄兩個，包括我姥爺劉尚達（在哥九個中排行第五）和老姥爺劉尚叢（1912——1992年，在哥九個排行中爲最後）。
我姥爺劉尚達，生於1888年，病故於1946年，享年59虛歲。我姥姥劉康氏（城南馬圈頭村孃家）生於1889年，病故於1942年，享年54虛歲。
我姥爺姥姥結婚後，於1905年生我大舅劉瑞（1905年至1980年，享年76虛歲）；1909年生我大姨（少年病故，無大名）；1913年生我二舅劉榮（1913年至1993年，享年81虛歲）；1924年生我母親劉鳳霞（1924年至1977年，享年54虛歲）；1927年生我老姨劉素珍（1927年至2013年，享年87虛歲）；1930年生我老舅劉增（1930年至2019年，享年90虛歲）。
我大舅劉瑞只有一個兒子劉文良（1933——2003），劉文良有一個兒子和三個女兒。
我二舅劉榮有五個女兒、一個兒子劉文棟（1951——今），劉文棟有二個兒子。
我老舅劉增有五個女兒。
在舊中國醫療事業不發達，平時不講檢查身體，得病後只能請中醫把脈、扎針、拔罐、或者熬草藥湯子喝。有些慢性病請中醫治療還可以，遇到急病中藥就不如西藥效果好了。加上人們生活水平不高，缺乏保健食品，許多人營養不良，所以壽命都比較短，尤其是男性因體力勞動強度大，壽命更短。我小時候住姥家時，我姥姥那輩的九個“姥姥”中，被稱爲“大姥姥”、“二姥姥”“四姥姥”及“老姥姥”等多數的姥姥都健在。可九個姥爺中只剩三姥爺劉尚庸和老姥爺劉尚叢了，劉尚叢病故於1990年，是他們那輩人中離世最晚的。
我的舅舅和妗子們那代人都趕上了新社會，生活比以前提高了，壽命也延長了，其中我二妗子享年88歲，比我姥姥他們那輩人要幸福多了。
可惜的是，還沒等我出生，我的姥姥和姥爺就已辭世，這也是我的一大遺憾。小時候聽母親說，我姥姥就是在54歲那年（1942年）因爲得了急性痢疾，大概是腸胃急性發炎，腸子擰個兒，肚子疼的厲害，一天拉許多次稀屎，後來就拉綠水，吃了中藥也沒管事，不幾天就折騰死了。我姥爺平時身體挺好，沒感覺有什麼病。59歲那年（1946年）秋天，一天上午步行到薊縣城裡趕集，下午一點多才回到家裡。在家吃些鍋裡溫着的留給他的午飯，又去村西場裡看人家摔花生，還吃了點生花生。大約下午四點回到家裡，拿起笤帚打掃院子，剛掃了一半，就突然摔倒在地，緊咬牙關，停止了呼吸。他的妹妹，也就是我母親的姑姑當時正在屋裡做針線活，聽見院裡噗咚一聲，立即下炕，到院裡把他扶起來坐在地上，“大哥咋啦？”“大哥醒醒”的怎麼呼喚也沒有反應。現在看來，我姥爺大概是因急性心肌梗塞而猝死的，如果平時能夠做心電圖檢測，查出有冠心病的症狀，及時治療和預防，也許不至於突然死亡。我姥姥患的急性痢疾，現在根本不算什麼大病，注射點氰鏈黴素或是吃些合黴素、氟哌酸之類的抗生素藥物就行了，根本死不了人。
（二）外祖父家的經濟生活狀況
我姥爺和我的三個舅舅小時候都沒念過書，我母親她們姐妹三個都是從小學習做針線做家務，自然更沒上過學了，全家人都不識字。我大舅劉瑞、二舅劉榮從小就在家裡務農，一輩子沒離開莊稼地，我老舅劉增也是從小務農，1947年參加解放軍後在部隊學文化，纔算個識字的人。我姥爺姥姥和大舅二舅大妗二妗，都是老實本分的莊稼人，可以說是典型的中國北方農民。
在小農經濟時代的舊中國，農戶們之間的經濟差距是隨時產生的。
我姥爺的祖父在世時，家境一般，靠耕種土地自給自足，相當於中農的樣子。
到我姥爺的父親那輩，四個同胞兄弟，開始分家單過時，分得的家產是一樣的，房子和土地都是一般多，也都可以自給自足。
經過幾年、十幾年或幾十年之後，因爲各家的子女和孫子女的數量不同，人口少的家庭依靠分家時的祖傳家產，也就是房屋和土地，還可以勉強維持生活。人口多的家庭，就需要增加房屋和土地了。所以，後來四大家的房屋和土地的數量就有多有少了。在四大門分成尚字輩的九小門時，各家的家產就差距大了。再有就是四大家的子女和孫子女在體力和智力上也是不同的，雖然我姥爺他們堂兄弟哥九個都是農民，可是在經營土地和管理家庭的能力方面也是不同的，有的經濟效益好些，靠勤儉持家，積攢錢財，可以多購置些土地，有的家庭只能維持日常生活，沒有積蓄，也沒錢添加房屋和土地。因此，到我姥爺那輩，一爺之孫的堂兄弟哥九個就不一樣了，出現了貧富差別和兩極分化，有的成了地主，有的成了富農，也有的成了中農，還有的成爲貧農。
我姥爺在世時，與堂弟劉尚庸（只有三個女兒，沒有兒子）合住在一個三進（三層正房）的四合院，也就是縱深型大宅院，最前面的一層四破五正房是劉尚庸家的，後面的前後兩層四破五的正房，是我姥爺家的，每層正房的前面小院裡，還有東西配房，都是普通的磚瓦房。最後邊那層正房的後面也是一個小後院。
我姥爺的胞弟劉尚叢，也就是我老姥爺家，住在劉尚庸家路南西側的一個小院內，只有一層四破五的磚瓦房。劉尚叢無兒無女，就老兩口過日子，最初想等我老舅劉增成年後繼承他家的家產，到他家去娶妻生子，爲他們養老送終。因爲我老舅去當兵了，就和他們解除了過繼關係，他們老兩口就一直單獨生活。1980年生產隊解散後，我二舅劉榮承擔了對老叔老嬸家耕種土地和養老送終的任務，繼承了劉尚叢的家產。
四大門分家時，各家院子的外邊還有“場”（打軋晾曬莊稼用的空白地），有幾家共用的水井和碾棚（兩間敞篷廂房，裡面有碾子和磨）。
我姥爺劉尚達家也有自家的豬圈，可以養兩三頭豬和十幾只下蛋的母雞，但是沒有牛驢等耕畜。村邊有塊菜地，還有十幾畝土地，種植小麥、玉米、高粱和豆類作物。
那時沒有科學種田，土地產量低，平均一畝地產二百多斤糧食，除去交公糧尚可夠自家食用，沒有多少餘糧可賣。莊稼秸稈主要用來燒火做飯，一部分作物的枝葉可以作飼料餵豬餵雞。菜地種的菜地裡的蔬菜主要爲自家吃，春夏秋三季吃小蔥、韭菜、菠菜、黃瓜、豆角、茄子、南瓜、冬瓜、角瓜等季節性蔬菜，冬季只能吃秋後儲備的蘿蔔和大白菜了。當然也有的人家把黃瓜、豆角、茄子等醃製起來或用水煮半熟後晾曬成乾菜，留着冬春季節食用。總的看那年代既沒有暖棚蔬菜，也沒有冷藏蔬菜，北方冬季和初春的新鮮蔬菜品種是比較單調的。
我姥爺家和許多小農家庭一樣，除了燒柴、吃糧食和蔬菜不用花錢買，作衣作鞋用布料，平時做飯需要的油鹽醬醋等調料，過年過節吃的豬肉、魚蝦等，也需要花錢購買。家裡的現金收入主要是賣豬賣雞蛋，因爲過去沒有專門的養豬場和養雞場，市場上的豬肉和雞蛋都來自農民家。那時農戶養豬不爲自家宰殺吃肉，而是賣給屠戶，養雞下蛋部分自家食用（過年過節和來客人及自家人生病時才捨得吃雞蛋），大部分趕集時賣給城裡人食用。雖然每年靠賣豬賣雞蛋收入的現金並不多，但是那是老百姓穿的衣服鞋襪以及炕上鋪蓋的被褥都是粗布的（官員、貴族和財主們用綾羅綢緞），價格便宜，而且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花不了多少錢。那年代農戶吃的植物油都是用大豆、花生和芝麻來換，而且油鹽醬醋等調料需要的也不多。因爲過去農家除了過年過節外，平時不炒菜只熬菜，只放鹽不放油或者放很少的“浮油”（不放底油“嵌鍋”，只在菜湯表面放一點點植物油），一瓶香油可以吃一年。花椒大料醬油醋等用的也不多，所以也花不了多少錢。
因爲過去不講科學種田，地裡的農活也不多，家裡的土地由我姥爺、二舅爲主耕種，我大舅給本村大伯（我姥爺的堂兄）劉尚禮家扛長活（當長工），每年掙些工錢也可補充家用。所以，土地改革時，我姥家的成分是“貧農”，而被我稱爲大姥爺的劉尚禮家則定爲“地主”。此外，在我姥爺這些“尚字輩”的九大家中，也有的被定爲富農、中農和下中農。
小時候常聽我母親講述她孃家的情況，按照她所謂的傳統說法是，老劉家四大門的老哥四個剛分家時，本來的富裕程度是相同的，家產也是平均分的。十幾年之後，這親哥四個家庭的土地就有多有少了。到尚字輩的堂兄弟九人時，四大家又一次分家變成了九家，這九個堂兄弟之間可就出現了階級分化了。
我母親說，那幾戶被定爲地主富農的人家，是頭腦聰明，出文化人，家裡有人在外邊上班掙錢，是能掙錢會過日子，所以才置買的土地多，蓋的房子好。因爲家裡的兒子在外邊上班掙錢，家裡的土地多勞力少，就需要僱傭長工或者短工了，所以就被定爲地主富農了。像我姥爺這些混窮了的人家，是沒文化沒本事，過日子不會算計，只會“土裡刨食吃”，除去種莊稼掙不來別的錢，所以才受窮，家裡勞力多，可是土地少，勞力有富餘，我大舅纔出去給人家扛活。可是共產黨是替窮人撐腰的，土地改革中混闊了的人家倒黴了，窮苦人家樂了。土地改革中被定爲地主成分的劉尚禮，就被貧農團的羣衆亂棍打死了，多餘的土地也分給窮人家了。
外祖父他們劉姓家族的傳承分化情況，表明在以小農經濟爲主的封建社會中，優勝劣汰的競爭現象也是存在的。經過三代人的不同治家經歷，在同一個曾祖父的弟兄叔侄中，就已經分化成不同的社會階級成員了。
按照我母親的看法，其實劉尚禮對莊裡人也不壞，平時不欺負窮人。我大舅給他家扛活，吃的比在自己家還好。
而我姥家日子不富裕，平日裡早晚光吃粥就鹹菜，中午也不是總有熱菜，而是鹹菜條、蔥蘸醬。過節買的肉少，吃不夠。所以，我大舅說“扛活”期間吃的比自家好。
從生活水平上看，我姥家雖然也是貧農成分，但是比我們老孟家的日子還要好一些。他們家的土地雖然不算多，但是土質好，旱澇保收，還可以種麥子。打的糧食基本夠吃，不用市上買糧食吃。他們家也是粗糧多細糧少，除去過年過節和遇到紅白喜事外，日常吃的就是玉米粥、玉米麪貼餅子、高粱米、小米乾飯、大白菜、小白菜、菠菜、韭菜、豆角大蔥等粗糧素菜。
過去的白麪、大米、小米都不多，生孩子坐月子的產婦才吃小米粥，有病的人吃點大米粥。平時吃雜豆麪的麪條湯，病人或者過節時才吃白麪的麪條湯。平常日子不能吃肉，一來是吃不起，二來是老百姓家庭平常日子吃肉，會被左鄰右舍譏笑爲“不會過日子”，“饞嘴敗家”，被人瞧不起。所以，只有家裡遇到紅白喜事、過年過節才能吃大米白麪，吃肉吃蛋。因此，細算起來，每年吃細糧吃肉吃蛋的天數實在有限。
過去，農村除去結婚、死人所謂的紅白事、給新出生的孩子辦“十日”或者“滿月”，給老年人辦“生日”之外，每年還有固定的節日。包括：臘月二十三（俗稱小年）祭竈，吃糖瓜（核桃大圓球狀的水果糖），中午吃一頓白麪和豆麪混合面素餡餃子；然後開始烝幾大鍋玉米麪豆餡餑餑，（富裕人家是蒸白麪豆沙包）準備正月初六以前吃。臘月二十九（小月的二十八）中午，吃一頓白麪素餡餃子；過春節那天中午，大米乾飯粉條燉豬肉、再炒幾個菜；三十晚上吃餃子（白菜豬肉餡）；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和初五的早晨，吃白麪肉菜混合餡餃子，中午吃玉米麪豆餡餑餑和剩餃子。正月十五元宵節，早晨吃餃子，晚上煮元宵（湯圓）。出正月以後，還有三個大節日。即四月十五“過廟”（也稱廟會，和過節一樣休息一天吃頓“好飯”。但不同地區，廟會的日期不同，薊縣城裡是每年四月十五過五名山廟，而馬伸橋是三月十八過龍山廟）；五月初五端午節；八月十五中秋節。這三個大節日的中午，都要吃大米乾飯，粉條燉肉，再炒點菜，有的也喝酒（過去許多窮人“不會喝白酒”——嫌酒辣沒興趣）。另外，每年還有八個小節日。即二月初二“龍擡頭”，要吃頓白麪，或蒸饅頭或包餃子（富裕人家也吃肉）。還有農村講究“頭伏包子（饅頭或菜餡包子）二伏面（麪條）三伏烙餅炒雞蛋”，“立春烙春餅，立夏煮雞蛋，立秋添秋膘，立冬抗嚴寒”。這七天的中午也是應該吃白麪或者大米飯，富裕些的人家也要吃肉，窮人家炒點雞蛋，沒有肉，酒則是根據嗜好而定。這樣一算，普通人家每年在節日裡吃大米白麪的日子，只有十九天。
雖然我姥家也是每年除去過年過節那十九天可以吃細糧以外，平時沒有紅白喜事都是吃的粗糧。可是我姥家吃的粗糧基本上是淨米淨糧，穀糠麩皮都餵雞餵豬，不像我們老孟家有時連麩子（麥麩子和榆樹錢、菠菜等拌在一起炒着吃）高粱殼和穀糠（高粱面、穀子面貼餅子）都吃了。而且，我姥家住的是低檔磚瓦房（牆體是磚與土坯混用的），我家住的是茅草房，牆體都是碎磚頭堆砌的，所以總的看我姥家比我們孟家還是要富裕些。
爲什麼我大舅劉瑞說在扛活時吃的比自己家要好呢？
因爲過去當長工都是一年定一次合同，講好一年多少工錢，東家管吃管住，立冬散活結賬的。開春上工，長工們開始在東家（僱主家）吃住，立冬放假（俗稱散活）拿錢走人。平日裡早晚吃粥就鹹菜條，也有些乾的，中午吃玉米餅子、小米或高粱米乾飯，或炒菜或熬菜，總有熱菜吃。在此期間還要吃“八大頓”，即“過廟”、五月初五端午節、八月十五中秋節，這算三個大節日，還有頭伏、二伏、三伏，立秋和立冬五個小節日。大節日要吃大米白麪和粉條燉肉，還要有炒菜，也有的東家還給點酒喝。另外有五個小節日，俗稱頭伏包子二伏面三伏烙餅炒雞蛋，即頭伏那天中午要吃饅頭和炒菜；二伏那天中午要吃撈麪，肉丁炸醬或雞蛋打滷；三伏那天中午要吃烙餅炒雞蛋。立秋添秋膘要吃點肉，立冬吃散夥，也是大米白麪粉條燉肉等。在這些節日裡，多數農家雖然也要吃大米白麪，吃些粉條燉肉或炒雞蛋，可是往往豬肉少粉條多，雞蛋少蔬菜多，數量有限，不能管夠吃膩。而地主家給長工過節要求是吃肉管夠，否則的話，長工到地裡幹活時暗中糟蹋莊稼，會給東家造成更大的損失。所以，那些有遠見的東家，爲哄長工高興，積極幹活，在過節時都要顯示出大方的樣子，讓長工吃好吃飽。
另外立冬這天，扛活的長工放假，財主家給長工“吃散夥”，粉條燉肉要管夠。不然的話，第二年扛活的窮人就不願意到你這家來了，總願意去給吃的好的東家去扛活。地主爲了籠絡長工，就多買些肥肉讓長工吃個夠。
（三）外祖父家的社會環境狀況
我姥家雖然距離縣城並不遠，才八里地，但是在舊社會城裡城外的社會環境差別卻是很大的。從經濟環境看，城裡的商家店鋪多，買什麼東西都方便，平時買生肉熟肉，燻雞香腸，買魚買蝦，請醫生看病到藥鋪買藥等都方便。而城外除去邦均、侯家營、馬伸橋、別山、上倉、下倉、下營等集鎮之外，其他農村裡都沒有商鋪。雖然吃糧食吃菜可以自產自吃，吃雞蛋、吃活雞自家也有，但是買魚賣肉就不方便了。
再有從道路質量看，城裡的街道都是用石灰、黃土和碎沙石鋪墊碾壓的，路基堅硬，沒有車轍（鐵瓦車壓出的深溝），下雨不陷腳（一踩一個腳窩）、不沾泥。我姥爺他們莊的土路是純粹的泥土路，不僅路面窄，平時路面上還有兩道大約十五到二十釐米深的車轍，也就是鐵瓦車軋出來的深溝，下雨時以及雨後一段時間內，人走在路面上要沾兩腳泥。雨後更長的時間內，車轍裡存留積水，趕大車經過時要濺在腿上好多泥點子。
還有從文化教育環境看，城裡城外也不同，辛亥革命後，拆了大廟改學堂，。城裡的幾個村都逐漸的有了國家辦的小學校，教師工資由國家負擔，學生教的學費和書費都不多，窮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學讀書，我父親和叔叔們小時候都讀過幾年書。而鄉下農村，尤其是比較小的村子，沒有國家辦的小學校，小孩子要讀書必須去較大的村鎮，很不方便。所以，鄉下的農村許多窮人家的孩子都沒上過學，我的三個舅舅在家都沒上過學。
另外，從治安環境看，舊中國不僅社會上層軍閥混戰、兵荒馬亂，社會底層的治安情況也不好。明着鬧的有佔山爲王的山賊，打家劫舍的響馬，暗中乾的有入戶盜竊的，攔路搶劫的、綁架勒索（綁票）的。而薊縣縣城有高大的城牆保護，城裡有警察巡邏，相對比較安全。在農村，爲了維護村裡的治安，各村普遍建立了“連莊會”組織，類似後來的民兵組織。由各村按照土地畝數攤錢買槍，青壯年們爲連莊會員，根據村子大小不同，每個村有三五杆步槍，十幾個或幾十個會員，農閒時進行武裝訓練，每個人都學會使用槍支和大刀紅纓槍等武器。出於防盜防搶防火的需要，平時要排好班次，會員們輪流值班（無償的義務），步槍給值班人輪流使用，夜裡要進行守夜巡邏。連莊會的負責人，多數由土地多的財主家的人擔任，因爲他們攤派費用時出的錢多，按照股份制的規定也應有他們擔任“公司董事長”啊，所以，也有人說連莊會組織是地主武裝。但是，總的看在維護農村治安方面，連莊會還是有積極作用的。
可是，連莊會的作用畢竟有限，而且是管得了村裡，管不了村外。日僞時期，有一天我大舅帶着幾個扛活的在地裡幹活時，被幾個帶槍的人綁了票，蒙上眼睛帶到大道（邦喜公路）北面的一個村，關在地窖裡二十多天，每天只給一頓飯吃。結果，因爲我姥爺家裡窮，拿不出錢來，還是東家劉尚禮花了一二百塊大洋錢給贖回來了。其實對方就是衝財主來的，因爲長工是在東家吃住的，綁走他家長工，東家就得負責花錢贖人。
另外，在日僞時期，薊縣城裡城外的政治環境也不一樣。從1935年中日兩國簽訂“何梅協定”，河北省東部從撫寧、盧龍到密雲、昌平一線的22個縣成立“防共自治政府”，國民黨的軍隊和縣黨部全部撤走，這22個縣實際上變成了日本人的殖民地，薊縣也在其中。從這之後，國共兩黨都在暗地裡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發展抗日武裝力量。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冀東地區的抗日運動達到了高潮，當時的口號是：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要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人的出人，組織起來打日本。於是，各村的連莊會就被髮動起來，成爲組建抗日武裝的主要兵員。1938年冀東地區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大暴動，建立了抗日政權，從此以後，薊縣就成了游擊區。
游擊區的特點是，縣城和較大的村鎮，有日僞軍佔領，被日僞政府稱爲“治安模範區”，區域內的老百姓被稱爲“良民”，過着社會治安相對穩定的日子。而在廣大農村則是抗日武裝力量和日僞軍雙方都活動的地方，這些村裡的幹部（村長）需要兩面應付。明着要爲日僞軍收公糧，暗中還要給八路軍交公糧。日僞軍爲了消滅抗日力量，經常出動兵力到抗日隊伍活動的邊遠村莊去“討伐”，許多關於日軍僞軍燒殺搶掠，強姦婦女的暴行、慘案，都是在“討伐”中發生的。所以，每當得到“討伐隊”要來的消息，游擊區村裡的老百姓就嚇得往村外跑，俗稱“跑反”，尤其是青壯年跑的更快。所以，鄉下農村裡的老百姓過着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怖生活。
我姥家王莊子雖然離縣城只有八里地，可也是抗日武裝力量經常出沒的地方。我外祖父劉尚達曾經是“連莊會”會員，他也參加了1938年的抗日大暴動，成了一名“便衣隊”（薊縣參加暴動的抗日部隊，因沒有軍裝被老百姓稱爲便衣隊）員，在撤退去北京西面的太行山區途中，部隊被日軍打散，我外祖父就跑回家來了。我母親年輕的時候，也接觸過抗日政府的婦女幹部，學會了好幾首抗日救亡歌曲（我小的時候她經常唱給我聽），還說那些女幹部曾經動員她剪掉“小纂”參加抗日政府的工作。可那時她已經結婚了，不願落下背棄婆家跟人“跑了”的“壞名聲”，沒有去參加抗日工作。
據說“鬧日本”時，我姥家他們莊也曾經經常“跑反”，尤其是婦女和年輕的小夥子們都嚇得跑。有時來不及跑就躲藏在自家屋子的頂棚內，那時多數家庭的房子都是堂屋（外間屋，廚房兼過道）不弔頂，裡間屋（臥室兼客廳）吊泥頂棚，年輕人可以登着梯子從堂屋的“山花子”（薊縣人對房柁架中的縫隙俗稱）鑽進頂棚內趴着或躺着，外人一般想不到這裡能藏人。
小時候聽我母親說，“鬧日本”“跑反”時，有一次我大舅劉瑞，來不及跑出村去了，就曾經在自家頂棚裡躲藏過。那時婦女“跑反”是怕受侮辱，小夥子“跑反”是怕被抓兵（強徵當僞軍）。青壯年男女都跑了，剩下老的小的被集中到大場聽訓話，意思是要當良民，別爲八路軍辦事，八路軍來了要報告等。同時還要爲日本兵燒水洗澡，日本兵就利用老百姓家裡的水缸，當做浴缸。讓老百姓在家裡用大鍋燒熱水，燒開後用水桶挑來，倒在缸裡，兌好涼水，輪流洗澡。北方的農民沒有在浴缸或浴盆裡洗澡的習慣，用老百姓盛飲用水的缸當浴缸，老百姓當然不滿意，可是也不敢表示反對。也可能是因爲村子小，距離城裡又不遠的原因，他們村的老百姓雖然也“跑反”，卻沒有出現被日僞軍燒殺強暴的慘案。
戰爭結束後，隨着薊縣縣城城牆的拆除，城裡城外的界限逐漸取消，我姥家村莊裡的生活環境也起了變化，和城裡村子的差距越來越小。
在計劃經濟年代，國家號召科學種田，糧食產量逐漸提高，我姥家他們村土質較好，是餘糧村，每年人均糧食420斤（不是平均分糧食，而是按照人口和工分的比例，適量分配），其中四分之一是小麥（夏糧：7—9月份三個月都是小麥），秋糧大部分是玉米高粱穀子豆子，也有少量的稻穀，人們食用大米白麪的日子達到一百多天，比舊社會多吃了許多天。這時期雖然不能說吃得好，但也可以吃得飽。儘管那時的生活水平還不能使大家心滿意足，可是對多數貧下中農家庭來說，還是比舊社會要好得多，所以大家還是擁護共產黨，熱愛毛**。
改革開放後，隨着科學種田水平的提高，小麥、水稻產量也大幅度提高，地裡產的小麥就夠吃了，還可以用玉米換大米，很少有人再吃粗糧了。而且許多人在農閒時也都經商打工跑運輸，增加了家庭收入，吃魚吃肉吃雞蛋已成家常便飯，大家對吃飯穿衣已經心滿意足了。而且各家電燈電話、彩電冰箱洗衣機，都應有盡有，我表兄劉文良、表弟劉文棟的兒子，也是我的表侄子們都買上了小轎車，趕集上店、走親訪友開着小汽車了。這與我姥爺那代人外出靠步行，我舅舅那代人靠騎自行車，我的表兄表弟那代人騎摩托車相比較，簡直是美到天堂上了。所以，大家都說現在老百姓的生活，比過去的地主富農家強多了。
現在，隨着新城建設的發展，我姥家他們村子已經消失了，這些城外農村裡的農民，也失去了土地，和城裡各村的農民一樣，雖然還是農業戶口，卻都無地可耕種，靠非農職業謀生，住進大樓房，變成城裡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