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牢固樹立紀律和規矩意識，在守紀律講規矩上作表率
風成於上，俗化於下。中國的事情，向來是上行則下效。在我們黨內，領導幹部以身作則、以上率下既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良傳統，也是基本的工作方法。鄧小平同志說過，只要高級幹部帶頭，事情就好辦了。江澤民同志指出，領導幹部要以身作則，既帶頭廉潔自律，又帶頭維護黨紀國法的嚴肅性。胡錦濤同志指出，要求黨員幹部做到的，領導幹部必須首先做到；要求下級做到的，上級必須首先做到；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必須首先做到。習近平同志強調，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牢固樹立紀律和規矩意識，在守紀律、講規矩上作表率。當了領導幹部，就意味着要承擔更多的義務，還要放棄一些權利，實際上是要遵守更嚴的規矩、受到更多的紀律約束，更加不自由了。
守紀律講規矩就是要從各級領導幹部首先是高級幹部做起。在這方面，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爲我們樹立了光輝典範。毛澤東同志就爲自己立了三條“親情規矩”：戀親不爲親徇私，念舊不爲舊謀利，濟親不爲親撐腰。他還定下了一條規矩，即“黨和國家領導人所收禮品，一律繳公”，並率先將中外友人所贈之私人禮品上繳國家。毛澤東同志一再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他自己就是“四個服從”的忠實踐行者。他早年曾受過三次大的“處分”：一次是1927年秋收起義失利後，在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認爲犯了“軍事投機”錯誤，受到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
委員、撤銷湖南省委委員的處分；一次是在1929年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被批判有“個人英雄主義和家長式領導作風”，給予嚴重警告處分並落選前委書記職務，被迫離開紅四軍；還有一次是在1932年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因爲不同意奪取中心城市的反“圍剿”方針，主張誘敵深入，被認爲犯了“消極怠工”“守株待兔”等錯誤，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被完全剝奪。歷史證明，這三次處分都是錯誤的。雖然身背三次“處分”，但毛澤東同志卻能始終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他在那樣受打擊的情況下，仍嚴格遵守黨的規矩和紀律，顧全大局，服從組織決定，維護黨的統一，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劉少奇同志每次外出視察調研之前總要向身邊的工作人員交代“四不準”規矩：一是每到一地，不要人家接送；二是到任何地方，不準請客吃飯，鋪張浪費；三是不準向人家要東西，人家送上門來的也要婉言拒收；四是參觀時不要前呼後擁地陪同，有個嚮導引路就行，不要影響地方負責同志的工作。
領導幹部職位越高、權力越大，越要對黨忠誠、對黨的紀律和規矩心懷敬畏戒懼。有的領導幹部遇到事情或出現重大變故不主動向組織報告，問起來就推脫說是領導太忙不敢打擾領導，或者說自己認爲這些事情是個人私事沒有必要報告。這些說辭都是藉口，歸根結底是思想上根本沒有規矩意識。這是很不應該的。有些事情可能是個人私事，可能也沒有哪條具體的規章制度管着，但每個領
導幹部心中都要繃緊紀律和規矩這根弦。凡是可能對黨和國家事業產生影響的，凡是可能破壞黨的團結和統一的，凡是可能損害黨的形象和威望的，無論是公事還是私事，都必須及時向組織報告，不能裝聾作啞、熟視無睹，更不能天馬行空、隨心所欲。沒有黨的觀念、組織觀念，對紀律熟視無睹，不按規矩辦事，終將自食其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身教勝於言教，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領導幹部帶頭遵規守紀，就是一股無聲的力量，就是一個“風向標”，廣大黨員、幹部看在眼裡，行動就會向你看齊。如果領導幹部自己都不把黨的紀律和規矩當回事，說一套、做一套，還怎麼有資格去要求黨員、幹部，還能有什麼號召力和說服力？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提高對黨的紀律和規矩的認識，不僅要帶頭守紀律，更要帶頭講規矩。要堅持從我做起，向我看齊，按規矩辦事、按規矩用權，切實樹立標杆、作出表率，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如果黨的原則同個人利益不一致時，一定要以黨的原則爲重。要慎重對待朋友交往，牢記人情之中有原則，交往當中有規矩。要徹底破除“特殊黨員”的思想，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帶頭遵守黨章和黨內各項規章制度，帶頭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帶頭接受黨組織和黨員的監督約束，不以任何理由任何藉口脫離黨組織的監督、脫離黨規黨紀的約束。遇到違反黨的紀律和規矩的行爲，必須進行堅決鬥爭，並及時向組織報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