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縮影，縣委書記如果真正能把一個縣管好了，那麼給他一個市、一個省，他同樣能夠管理得很好。***東陽縣委書記宋長江目前在全縣的發展上，採取的是兩手抓兩手硬的戰略，一手抓工業不停步，一手抓花卉不放鬆。壯大工業主要是爲了強縣，增加財政收入。發展花卉主要是爲了富民，增加農民收入。
在工業發展上，在吳天然時期已經成長起來的18羅漢，比如“天彪鋼鐵”、“長風鈣業”、“鳳凰水泥”等，目前的發展勢頭都不錯。在吳天然離開東陽後，這裡又成長起了一家新的大型企業——“東方神玉”，這是一家依託東陽玉成長起來的集玉石開採、加工、銷售爲一體的大型民營企業。吳天嬌相信自己的判斷，她依然在這家企業裡投入了1000萬元，成了集團裡面排名第三的董事。靠着這些企業的做大做強，東陽縣在整個山陽市的排名已由前幾年的第9位上升到了第1位。而且已經和第2名拉開了很大一段距離。與此同時，東陽縣在全省的名次也躋身到前30強行列，實至名歸地跨入到了第一方陣。
在縣財政實力增強的同時，就必須加大對民生的關注，讓老百姓一天天富起來。但靠傳統的扶貧模式，也就是輸血的辦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增強廣大農民的造血功能，讓他們能掌握一技之長，並在發展壯大中介組織的前提下，促進農民增收。正是出於這種考慮，宋長江才決定在工業發展不停步的同時，利用東陽縣豐富的林木資源，大力發展苗木花卉產業，讓每家家戶戶農民都在苗木產業這一塊兒大蛋糕中分得一小塊，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現在，宋長江也很關心各地的一些發展模式。其中的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就讓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當前，“重慶模式”受到社會各界廣泛地關注，尤其是有關“做蛋糕”與“分蛋糕”的話題，得到許多左派同志的肯定，認爲“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可以“縮小三個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薄熙來說，“有些人擔心，追求共同富裕會耽誤發展，主張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實，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
而廣東的汪洋卻說：“要做大蛋糕，仍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就是說分蛋糕不是重點工作，做蛋糕是重點。”
於是，便有了“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孰是孰非、何去何從的爭論，便有了“做蛋糕”與“分蛋糕”孰先孰後、孰輕孰重的爭論。許多左派同志認爲“兩種模式其實就是兩條路線的問題”：認爲“廣東模式”是“過去三十年的改革發展模式，是爲GDP（大蛋糕）犧牲一切的模式”，而“重慶模式”才“順天應時”，“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
其實在宋長江看來，這件事情上，汪洋的“做蛋糕”與薄熙來的“分蛋糕”並不矛盾。
爲什麼這麼說？因爲這裡所說的“做蛋糕”與“分蛋糕”，所指的並不是同一塊蛋糕。“做蛋糕”所做的是整個GDP的“大蛋糕”，而“分蛋糕”所分的還只是國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小蛋糕。如果非要把它們說成是同一塊蛋糕的話，那“分蛋糕”所分的也是“大蛋糕”經過初次分配後剩下的部分，或者是政府所能支配的那部分。宋長江心裡很清楚，全面實行市場經濟以來，我國的所有制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便是國有企業也與原來的全民所有制大不相同。在少數人佔有資產和掌握分配權的情形下，普通職工與各級管理階層的收入對比懸殊到離奇，這就造成初次分配的絕大部分所得，都落在外資或利益集團手中，而親手做這塊蛋糕的廣大勞動羣衆所分到的，卻少得可憐。這也是我國所津津樂道的廉價勞動力的“競爭優勢”吧。
在民怨沸騰的形勢下，爲了將這塊大蛋糕繼續做下去，利益集團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於是，就出臺了一些所謂“分享改革成果”的辦法，諸如扶貧、社保、救濟、新農合等，這是國民收入的再次和三次分配，是政府手中的“小蛋糕”。重慶在這方面動作比較快，力度比較大，社會反響也比較好，這就是所謂的“分好蛋糕”。
應該說，在當前形勢下，邁出“分好蛋糕”這一步實屬不易，給予它積極而中肯地評價並不爲過；但由於目前它對那塊“大蛋糕”還基本沒敢觸動，所以成效畢竟有限，而且距離“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目標，恐怕還很遙遠。此刻，宋長江和很多人一樣，所關注的是：下一步它要朝着哪個方向邁，它到底還能走多遠？
然而，既使邁出這麼小小的一步，就已經惹得雞飛狗跳了！
什麼“市場能做的事情，就讓市場做好了。”
什麼“國家應該做的事情就是開放市場，降低市場交易成本，打破行業間的壁壘，消除不必要的行業壟斷，增加轉移支付，給弱勢羣體更多、更有效的補貼，這纔是體現國退民進、藏富於民的更合理的國民收入分配。”
什麼“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慎行！這不符合溫總理分好‘蛋糕’的理念！”
簡而言之一句話：只許你們侷限在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上搞點小把戲，那塊“大蛋糕”絕對不許你們去動！
有的還對政府參與“分蛋糕”聲嘶力竭地質問：“你有什麼資格分蛋糕！”並且譏笑政府說：“政府需要保護市場……總之說白了就是不要充當分蛋糕的角色，一方面你沒有那個資格，另一方面你沒那個本事。歇歇吧，別再騙人了。”
按照他們的說法，“分蛋糕”要由市場來做，要靠那隻“看不見的手”來分。所以纔有了“分蛋糕不是重點，做蛋糕纔是重點”的結論。
果真如此麼？請問，由市場主宰一切已經三十年了，蛋糕業已做得足夠大了，可我們這些普通的勞動羣衆又分到了多少呢？看不起病，買不起房，求不起學等，不都是由那隻“看不見的手”丟給我們的麼！
毛主席曾經教導我們說，看問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不要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要全力找出矛盾，抓住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個問題的根本在於：蛋糕爲誰而做，蛋糕由誰來分，蛋糕到底歸誰！
很明顯，對於廣大的勞動者來說，做蛋糕的廠房、設備和原材料並不掌握在你手中，那蛋糕再大也不是給你做的，更不能由你去分，單靠施捨你又能分得幾何呢？即使允許你去分，也是爲了讓你爲他們繼續做好蛋糕，做得越大越不嫌大，做得越快越不嫌快。
反過來說，假設廠房、設備和原材料都是我們的，做蛋糕是爲了滿足我們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爲了貪得無厭地去追求高額利潤，做好蛋糕“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蛋糕還是個問題麼？
雖然時過境遷，相信誰都沒忘記吧：上面的假設可是曾經的現實嗎！
那麼，我們不應該反省一下，當初是怎麼丟掉那一切的麼？
看來，要想真正把蛋糕分好，政府這隻有形的手和市場這隻無形的手必須配合好才行。
近日來，中央頻頻提出要進行收入分配的改革，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我們不僅要把社會財富這個“蛋糕”做大，也應該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把這“蛋糕”分好。中央這樣的認識是對的，這反映了在改革開放30年來，民衆所得到的實惠遠遠沒有達到中國宏觀經濟增長奇蹟所應該有的程度。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提供的數據很說明問題：收入的行業間差距最高達到了15倍之多；少數金融國有企業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00多倍，而個別企業高管的天價薪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2000多倍。
這些數據都指向了一個很明確的改革方向：打破行業壟斷，特別是金融行業的壟斷。讓民營資本進入金融和其他資源類、礦產類行業，提高這些行業的競爭，降低行業間來源於壟斷的不平等，真正做到國民收入的更合理分配。
再看看另外一些數據：從2003年到2007年，我國稅收收入增速分別爲20.4％、25.7％、20％、21.9％、31.4％，都遠遠高於GDP10％左右的增長率。這也就是說，居民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是日漸下降的。這是咋回事呢？國進民退！國家富有了，人民相對貧窮了。
人性決定，自己的錢是花得最合理的，對別人的錢就不太上心了。國家如果集中了太多的財富，代理人問題肯定讓這些錢的使用不夠有效率——諸多的豆腐渣工程已經說明這個道理——好像還沒聽說誰自家的房子裝修裝出了豆腐渣。所以，藏富於民是最有效率的國民收入安排。國家就管管軍事外交和公共品的供給就好了，其他的錢能發給民衆，就公平地發下去。如果發錢的交易成本太高，就儘量不要把錢從民衆身上收上來。
直接給低收入者發錢，好事！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徵點，把國家的部分收入轉移給民衆，大好事！降低企業所得稅，把國家的財富分一部分給企業，讓企業有更大的空間增加投資和就業崗位，大大的好事！把錢花在教育上，增加人力資本，天大的好事！
當然這一些都是一些理論上的爭執，宋長江覺得，作爲一名基層的縣委書記，他的主要任務是來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工作，真正實現強縣富民的目標。
宋長江很清楚，中國像他這樣一級的幹部，是沒有資格來討論做大蛋糕與分好蛋糕之間的論戰的。但他可以通過在東陽縣實施兩手抓兩手硬的辦法，來既做大東陽這塊蛋糕，又分好東陽這塊蛋糕。縣強了，民富了，一切都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