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去學校醫務室，蓋我體弱多病，校醫已經熟識我，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問此番爲何而來。我說疥瘡，她手一抖，忙從我肩上抽回去，說學校條件有限，無法確診，最好去大醫院。
於是我去了大醫院。大醫院固然大，但掛號處的窗口卻皆如鼠洞，勉強可以伸進去一隻手。交完掛號費後，久久等待，裡面竟無動靜。探身看個仔細，冷不防伸出一隻白掌，全身奇癢已被嚇去一半。填完單子，塞給那白掌，縮回去後，裡面又沒了動靜，大半天才飛出幾枚硬幣找於我。
揣着病歷卡去找皮膚科，不料一路走去全是會議室，從第一會議室到第N會議室。開會時飲茶過多，不免上廁，所以會議室旁邊都是廁所。尋覓半天，不見皮膚科。於是我問一個大夫，那大夫態度冰冷，看都不看一眼，往屁股後面的一堵空牆一指：“那兒。”他踱出幾步，良心發現，告訴我皮膚科和外科並在一起。
外科裡一個老先生在看醫書，正要打個招呼，後面一個婦女插到我的前面，把病歷卡遞上去。老先生泰然自若，神情如仙，把婦女全身看幾遍，劈頭就問：“你得啥病呀?”婦女被問得愣住，我估計她一定在罵醫生盡說廢話，知道什麼病就不來醫院了。婦女說手上擦傷一塊正潰爛，說完撩起袖子，醫生示意不必，馬上開一張藥方，30秒不到，病已診好，這恐怕是全國辦事效率最高的地方。校醫對這方面很有經驗，事先勸誡我莫要去這種辦事潦草的醫生那裡。於是，我換了一個女醫生。
怎知這家醫院的醫生事先都像對過口供，那女醫生也問我何病。我告訴她我癢。女醫生比較認真，要我指出癢處，無奈我剛纔一身的癢現在正在休息，我一時指不出癢在何處。醫生笑我沒病看病，我有口難辯。忽然，癢不期而至，先從我肘部浮上來一點點，我不敢動，怕嚇跑了癢，再用手指輕撓幾下，那癢果然上當，愈發肆虐，被我完全誘出。我指着它叫：“這!這!這!”醫生探頭一看，說：“就這麼一塊?”這句話被潛伏的癢聽到，十分不服，紛紛出來證明給醫生看。那醫生笑顏大展，說：“好!好!”我聽了很是欣慰，兩隻手不停地在身上撓，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兩隻腳彼此不斷地搓。
問好之後，醫生就在病歷卡背面寫。我見過兩種醫生：一種滿腹經綸，一寫可以寫上半天，內容不外乎“全身突發性部分之大癢……足、頭、腹無處不癢……病人癢時症狀如下……”曾聞一個醫生寫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還有一種醫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張卡上就寫一個“癢”。我今日所遇的女醫生有別於前兩種，寫了一段後筆下羞澀，無話可寫。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歷卡上已經被寫得黑漆漆一片，頗爲壯觀，一看就是權威和知識的代表。這位女醫生不甘示弱，湊幾個字後實在寫不出，又怕她的尷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聊天。她看看卡，認識我的名字“韓寒”，卻不知道普通話該怎麼念，閉上眼睛讀：“園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上說，故意念錯一個人的姓名就等於是一場侮辱。我尚不能確定她是否故意念錯，所以不便發泄，忍癢承認我是“園寒”。
她稍過片刻又運筆如飛，有話則長，無話更長，好不容易湊齊一頁，囑我去取藥。我拿過藥方一看，只見上面不規則的點線圈，怎奈我讀書多年，自命博識，竟一個字都不懂。我曾見過一個剛從大學出來的實習醫生，剛當醫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寫的字橫平豎直，筆筆遒勁，不慎寫錯還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寫一個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歷卡還沒寫好，病人早已一命嗚呼了。如此用心書寫的醫生已日漸少矣。我曾見過一篇雜文說，現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謂狂草，醫院更是匯聚四方狂草專家的地方。一個醫生可能一輩子稱不上醫學家，但一進醫院就意味着你是書法家。
不料收費處也看不懂字，拉來旁邊一個老醫師問這是什麼字，問明白後說這藥沒有，恐怕要去藥店買。我再跑回外科那女醫生那裡，她看我半天，居然問：“你得了什麼病?”《父與子》裡有一段：“省長邀科少諾夫和巴扎洛夫進大廳坐，幾分鐘後，他再度邀請他們，卻把他們當作兄弟，叫他們科少洛夫。”誰知今天的情況更嚴重，出去幾秒進來她連人都不認識了!她看我半天終於認得我了，激動得像母子團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煙》裡一段寫拉特米羅夫忘記李維諾夫的名字，這種錯誤情有可原，俄國人的名字像火車，太長，不免會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則不可原諒。
我走出外科，聽見內科一個醫生在罵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說：“你們這裡——牆上不是寫着‘請用——謝謝、再見、對不起’……”我暗歎一聲，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這幾個字是寫給我們看的，意思是說在看病時不忘對醫生說：“謝謝、再見、對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