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七十三）國防戰略
李鴻章說，俄國外交大臣洛巴諾夫和財政大臣維特現在到了北京，已經同中國方面進行了一些接觸。
在談判前的第一次“非正式接觸”，中俄雙方就起了爭執。
因爲中國軍隊已經佔領了伯力和雙城子等“俄國城市”，俄國人提出要求中國軍隊“退回黑龍江南岸，將中俄兩軍駐地恢復到開戰前的狀態”，“談判期間，兩國不再採取任何針對另一國的敵對行動”，“爲和平解決這一不幸事件創造條件”！
對於俄國人的險惡用心，李鴻章認識得非常清楚，當即拒絕了俄國人的要求。
李鴻章因爲前線大勝的消息傳來，腰桿陡硬，因此老頭子義正辭言地答覆俄國人說，中國軍隊佔據的海蘭炮、伯力、雙城子等城“最早爲中國人所經營，本爲中國之土地，久爲貴國所強佔，而中國素未承認該地爲俄國領土，今即奪回，則地當歸我。”這幾句話，擲地有聲，表達了中國人對待領土問題的嚴正立場。
俄國外交大臣洛巴諾夫向李鴻章指出，根據《北京條約》和中俄雙方以前簽訂的一系列條約，這些地方在法律上已經是“俄國領土”，中國軍隊現在佔領的這些地方，都屬於俄國領土，雙方既然都有“和平”的誠意，中國軍隊就應該退出這些地方。
針對俄國人的胡說八道，李鴻章駁斥說，“前此中國與貴國訂立諸約。除《尼布楚條約》外，皆爲趁中國之危所逼訂，與中國主權多有損害，中國當時即向俄國表明，日後必重申前說。現今非昔比，當藉此機會重訂。”表明了中國要藉此機會收復被佔領土的主張。
李鴻章還指出。即使是根據對中國主權損害極大地《北京條約》，條約裡面也明文規定。海蘭泡和江東六十四屯地區的中國人有永久居住權，中國政府有永久管轄權，其它“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國人均不得佔，仍準中國人照常漁獵”。而俄國人竟然對那裡的中國和平居民進行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實乃禽獸不如”。這些地方，中國人收回來是理所當然的！
談判還沒有正式開始，俄國人就暴露出了他們陰險地本性，俄國人的狡賴讓孫綱憤怒不已。
俄國人打敗了還敢這麼橫？
孫綱強壓下心頭地怒火，拿定了主意。
不把俄國人折磨得欲仙欲死，這回就不算完！
割地和賠款，老毛子一個都不能少！
他要讓俄國人明白，這一回，中國人是勝利者！
李鴻章之所以讓孫綱從前線趕回來，並在北京給他舉行盛大隆重的歡迎儀式。就是想借着這位少年將軍連戰連捷地軍威。壓住俄國人的氣焰，以便在談判桌上爲中國爭取到更多的權益。
而且。李鴻章的心裡還有另一番考慮，想和孫綱商量。
那就是，李鴻章想借此機會，把新疆的領土問題也放進來，向俄國索回《中俄戡分西北界約記》地部分新疆領土。
李鴻章居然還會有這個想法，讓孫綱倒是事先沒有想到，等聽了李鴻章的解釋之後，孫綱才明白了他爲什麼會想這麼做。
事情還要從當年地海防和塞防“大討論”說起。
1865年，新疆發生動亂，中亞浩罕國的軍官阿古柏以“助中國討賊”（俄國人也是打着這個旗號入侵中國的）爲名入侵新疆。隨後建立了一個什麼“哲德沙爾”（意思是七城汗國），野蠻奴役新疆各族人民，俄國也趁機出兵佔領了伊犁，中國的西北邊疆局勢頓時緊張起來，而正當清朝政府準備出兵收復新疆時，日本藉口琉球漁民被殺事件而突然大舉入侵臺灣，意圖久佔，雖然侵臺日軍最後被沈葆楨帶艦逐退，但中國從這次事件中暴露出來的弱點表明，海防亟需加強。這樣一來，大清王朝就不得不面臨着一個極爲頭痛的問題：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能否在實行一項龐大的海軍建設計劃的同時，又進行一場代價極爲高昂的收復新疆地戰爭？
關於中國國防戰略重心地“海防塞防大討論”就是這時候開始的。
衆所周知，在這個問題上，兩派地代表人物李鴻章和左宗棠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當時“海防派”的代表人物李鴻章認爲，“海防西征，力難兼顧”，“新疆不復，於肢體之元氣無傷”（這個觀點孫綱可不敢苟同，這據說也是李鴻章被後世人罵爲“賣國賊”的重要原因之一），“緩復新疆，非棄列祖百戰之地而不顧，乃爲求他日再圖大舉計也”，要求“移西餉以助海防”，他的觀點現在看來，雖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是一點道理都沒有。
而“塞防派”的代表人物陝甘總督左宗棠則堅決反對，力主全力收復新疆。左宗棠說，“若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南疆）；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烏城形勢既固，然後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他進一步指出，“宜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於西北，各國必不致構釁於東南”，他的觀點得到了很多官員的支持，最後清廷同意了左宗棠的主張，在不放棄海軍建設的同時，任命左宗棠爲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出兵平叛，左宗棠隨後率軍出征，很快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
1884年，新疆建省，成爲了完全意義上的中國領土。
從這一點來說，有人評價左宗棠是“中國領土貢獻第一人”，也是非常中肯的。
但正因爲如此，好多後世的學者在重新審視海防塞防之爭時，往往認定這是湘淮利益集團之間的爭執，認爲是左宗棠保全了新疆，而李鴻章竟然要放棄這麼多的中國領土，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賊”！
很多人想不到，這本來是近代最傑出的一羣中國人在對中國的國防戰略進行理性的思考，並不是什麼利益集團之間的意氣之爭！
這個時代，並不缺乏愛國的中國人，就象後世，不只有“憤青”才愛國一樣！
在十九世紀末，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大清王朝首要和緊迫的任務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國家安全防禦體系。
在經歷了幾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之後，究竟哪一個方向是國防戰略的重點所在，國防的戰略重心應設立在什麼位置？這個問題引起了當時的衆多有識之士的廣泛關注。在最高決策者的主持下，海防和塞防之爭其實不是簡單的集團利益的爭論，更不是“愛國”與“賣國”的爭論。
李鴻章重視海軍是他看到了來自海上尤其是日本的威脅。這是一種對中國而言具有長期價值的地緣政治思想。相對而言，在具體到新疆問題上的時候，李鴻章把更具有根本性的日本的潛在的威脅看得比來自陸地的俄國的危險更重，而左宗棠則更強調了俄國人現實的威脅。
李鴻章對國防軍隊的建設和左宗棠在大局上是一致的，作爲洋務派的重要人物，李鴻章和左宗棠在軍隊現代化建設上的觀點其實是一樣的。
左宗棠大力創設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證明了他的海防意識。
而李鴻章也不是隻搞海軍。
李鴻章等人從1875年開始的重新建構國防戰略體系的努力，是中國近代史上爲有效保衛國家安全而理智地確立國防重心的重要歷史過程。
這次討論的結果初步改變了中國已經延續幾千年的國防戰略格局，對中國近代國防的重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這次國防大討論爲轉機，近代中國的國防開始實現了戰略重點的轉移。左宗棠和李鴻章的觀點不同是指在當時具體的個案上發生了爭論，但是並不能就此認爲二人完全在長期的國防戰略上持相反觀點。
李鴻章和左宗棠爲中國傳統的國防指導思想輸入了新的內容。從兩個戰略重心並存，到海防成爲惟一的國防重心的轉變過程，實際上是中國國防完成從陸到海戰略的一個歷史性轉變！
這一轉變爲中國近代國防以防禦列強從海上入侵爲主的戰略指導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條件。這其實才是“海防和塞防之爭”的真正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