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道路上，我始終就非一帆風順。
小學沒趕上第一批入隊，本來有我的份兒，可我課間去大便沒能趕在打上課鈴前回到座位，結果被老師拒之教室外，同被關在門外的還有幾個打架的學生，老師認爲我和他們是一丘之貉，而實際情況卻是我只看了幾眼他們打架，才耽誤了拉屎。我和他們踮起腳尖，扒着窗戶望着教室內生動的入隊儀式，少年先鋒隊歌嘹亮地傳出，“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前輩的光榮傳統，愛祖國，愛人民，鮮豔的紅領巾飄揚在前胸，”突然，“嘭”地一聲巨響，教室的後門玻璃被他們中的一個砸得粉碎，其餘幾人拔腿就跑，而我站在原處，呆若木雞，這時老師已衝到門外，把我當作替罪羊，指着鼻子說我：你這樣的學生少先隊不需要，第二批也甭想，明天找你家長來，叫他們賠玻璃。這件事情在我幼小的心靈烙下難以磨滅的印記。很長一段時間，鮮豔的紅領巾沒有飄揚在我的胸前，每當週一升旗儀式，大喇叭廣播“少先隊員敬隊禮”的時候，我都夾在隊伍中間，與衆不同地行着注目禮，這時我感覺，我的右臂是多餘的。
中學同樣如此，入團一波三折終未遂，直到大學才被團支書央求着入了團，因爲班裡若有一個同學不是團員就沒有資格評選優秀班集體。入團後我發現並無實際意義，卻要按時繳納團費，於是在一次需要照片的時候，揭下團員證上的照片，將其貼在月票上，就這樣，照片被用在更需要它和更有意義的地方，從此我的團員證再沒有蓋章註冊過。後來大學畢業填寫履歷表的時候，我在“政治面目”一欄處猶豫再三，不知道自己該算什麼身份，只好給自己填了一個“羣衆”。
傷感就像海綿裡的水，要擠總是有的，而我的傷感卻像自來水，一旦閥門打開，便源源不斷。自情感意識存在以來，我很小的時候就會因爲動畫片演完而惆悵，上小學後又因爲星期天的太陽落山而失落，上了中學會因爲暗戀的女孩喜歡了自己的哥們兒而痛苦，上了大學傷感就像潰爛的膿瘡，一片又一片，勢不可擋，而現在，傷感已將我徹底淹沒。
驀然回首，我突然發現，最快樂的時光竟然是最鬱悶的大學四年，那時我像個傻子一樣，很少去考慮明天會怎樣，每晚趿拉着拖鞋，叼着菸頭，拎着大茶缸子去圖書館看小說，或者踢一下午足球后三五成羣地喝酒到飯館打烊，然後翻窗進入宿舍，倒頭就睡，睜眼已是第二天下午，然後再準備下一場足球和啤酒，任精力、時間和生活費滾滾而去，只留下傷感，而這種傷感在今天看來，卻是莫大的快樂。
這些問題想得我頭昏腦脹，本想就此睡去，可毫無睡意，一看錶，才九點多一點兒，於是不知所措起來。
晚上九點半左右感覺無所事事是最難受的，這段時間也是最難打發的，上牀睡覺太早，晚飯還沒消化乾淨，出去娛樂又不早了，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這就像八十歲的老人，離死只差一步了，活着又沒什麼意思，只能過一天算一天，而此刻我也只好混一分鐘算一分鐘，希望能快點兒困，要麼就趕緊接一個找我出去的電話。
電話並沒有打來，但等待電話的過程就是在做一件事情，當這件事情做完的時候，或者說當我等到二十三點整的時候，意識到不會再有電話進來了，而這個時間我也可以休息了。在學校的時候，就是晚上十一點熄燈，我還潛移默化地受着那四年的影響。
又一天就這麼過去了。
辭職後，我偶然在電視上聽到劉歡的《從頭再來》，以前聽它只是隔靴搔癢，有了切膚之痛後再聽，別說，真有些味道，多少給了我些心靈上的慰籍。
我待在家中百無聊賴，出門買了份報紙，回來後認真閱讀，一字不落地從刊號看到各種廣告，再從國內新聞到國際新聞，社會新聞到文化新聞，最後還要看看天氣預報，其實看了也是白看，只要明天不地震，哪怕下刀子，也與我無關，除了偶爾出去買份報紙，大部分時間我是待在屋裡的。
現在報紙上的廣告除了汽車房產，便是美乳縮陰，女人想盡辦法縮小自己的**；男人卻努力將**往大了變。我大學學的是機械專業，懂得這是公差配合問題，說白了就是螺絲脫扣了怎麼辦。
接到劉子短信，問我辭職後的感受，他幹得也沒勁。我給他回信：辭職後走出辦公樓的那一刻，快感洶涌澎湃；辭職後的幾天，酣暢淋漓；再後面的幾天，失落、空虛便接踵而來；而後在家呆幾天便會萌生再找份工作的渴望。劉子說，那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