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與我國多黨合作的黨際關係——從歷史上的朋黨之爭談起
劉瓊芳
和合文化作爲中華民族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支柱，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貫穿於整個歷史社會發展。但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皇權統治之下，朋黨之爭僅在不危及皇權的穩固中生存，當朋黨之爭危及到皇權穩固的時候，“朋黨”便走上了不歸路。所以“和而不同”的傳統政治文化理念在中國封建社會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的。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歷史的選擇，也是文化的選擇。多黨合作這一政治格局，既體現了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一致性，又使各方面、各階層人民羣衆的利益和願望都能充分地反映、表達出來，在一致性和差異性的調整中使社會達到和諧。所以，沒有政黨關係的和諧，就沒有國家政治關係的和諧，也就沒有政治局面的穩定。中國獨特的傳統文化精神的價值取向對我國多黨合作的黨際關係有着根深蒂固的影響，因此，充分發揮傳統和合文化的當代價值，真正實現“和而不同”的和諧黨際關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必然選擇。
一、中國歷史上的朋黨之爭及其傳統政治文化
“朋黨”作爲一定社會中代表某一社會階層或社會集共同利益的政治團體，在中國歷史上早已存在。北宋著名政治家歐陽修在其《朋黨論》中曾講道：“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事實上，從《尚書·洪範》篇考證，早在周代“黨”的問題在已是一個政治性的大問題。到春秋時期，從《左傳》、《國語》等文獻看，“黨”的問題十分突出，是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問題。但隨着君主專制發展，臣下的朋黨已經成爲君主專制體制的最大障礙。不禁臣下之黨，君主就不能實現專制和權力的集中。因此，臣下結黨的合理性被取消。儘管如此，由於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官僚制度的確立，割斷了官員們與家族的聯繫，使置身於官場中的官員們顯得相當孤立。但激烈的宦海鬥爭又使置身其中的官員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於是拉幫結派依靠羣體的力量應對來自各方面的挑戰，就成了官員們極其現實的選擇。然而，專制制度又爲結朋聚黨準備了條件，遂使專制皇朝中朋黨叢生，因此，朋黨之爭作爲中國封建社會中一種奇特的政治現象屢有出現。
早在東漢桓帝、靈帝時，因爲宦官亂政與士人清議，就出現過兩次打擊士人和太學生的事件。主要由於東漢末年，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虛設。他們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強取豪奪；同時又把持官吏選拔大權，濫用親朋，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學識的知識分子的仕途。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動盪，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渺茫，崇尚名節的士人關心天下，一部分官僚和知識分子對時政提出議論和尖銳的批評，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清議”，士人官僚集團將鬥爭的目標指向了亂政的宦官集團，希望能夠用自己的力量來挽救天下的危亡，但是終究招致滅頂之災。
唐朝時期的牛李黨爭，主要是由於依附宦官的官員分爲兩派——以牛僧孺爲首領的牛黨和以李德裕爲首領的李黨。這兩派官員互相傾扎，爭吵不休，從唐憲宗時期開始，到唐宣宗時期才結束，鬧了將近40年。
明朝時又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明末黨爭。其中，一派是顧憲成等人在東林書院講學議政時，逐漸聚合成一個政治集團；另一派是熱中利祿、貪戀權勢的官僚，逐漸形成按籍貫劃分的幾個“黨”，它們是：山東人的齊黨，湖北人的楚黨，安徽宣城人的宣黨，江蘇崑山人的昆黨，而以浙江人的浙黨聲勢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先後出任過內閣首輔。他們在當權期間，結黨營私，依附皇室、勳戚，交結宦官，不斷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員；齊、楚、浙、宣、昆等黨的重要人物紛紛佔據要津，成了“當關虎豹”。他們爲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權位，不以國事爲重，而以攻擊東林黨爲首要任務，東林黨人則一再抓住對方的弊端加以參劾。
此外，還有北宋的新舊黨爭、南宋的宋金和戰與道學反道學的相爭等等，都是封建社會中代表一定階層或集團的政治團集之爭。這些黨爭的最終都被不斷加強的君主專制集權的歷史洪潮所淹沒。究其根源還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和專制主義的基礎之上，臣屬心理、權力本位、賤民思想、人治觀念等等，構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另外由於中華民族所處的東方特定的自然地理條件和自給自足的中華農耕文明孕育了人們篤實敦厚、安土重遷的政治心理和崇上崇長、依附權威的政治人格，使中國
傳統政治文化表現爲集權型的政治文化。中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其最大的政治目的是皇權的鞏固與穩定，各個“朋黨”根本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和各自所代表的集團的利益。所以當“朋黨”的政治目標和各自所代表的集團的利益與皇權的鞏固與穩定發生衝突時，“朋黨”便不復存在。
二、從和合文化到黨際和諧
（一）和合文化的歷史內涵及其當代價值
“和合”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傳統，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衍續不斷且特有的哲學觀念、文化理念、政治理論和社會理想。和合文化縱貫於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全過程，爲各個時代的各家各派所普遍接受，並被廣泛用於認識自然、治國處事、道德倫理等各個方面。
和合文化的歷史內涵主要體現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重視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和諧。正確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化解矛盾，融通各方的利益，協調個人、集體、社會三方面的共同利益，共謀發展，才能實現社會的穩定和諧。孔子的弟子有子說：“禮之用，和爲貴，”仁是體，是內涵，禮是用，是表現，他認爲社會的規範作用，以和諧爲最重要。治理國家，禮儀制度，處理人際關係都應以和爲價值標準。墨子認爲：“內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認爲和合是處理人與社會關係的基本道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於父子兄弟結怨仇，而有離散之心。法家典籍《管子·幼官》中認爲：“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諧，偕習以悉，莫之傷也。”認爲以道德教化人民，人民就和，互相之間就能體現和諧共處的友好氣氛，人與人團結和睦，自然社會秩序穩定。
其二，重視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的和諧。和合文化提出“天人合一”的觀點，天人是一個整體，提倡人與自然的和平共處。荀子說：“天地和而萬物生”。他認爲自然界的和諧是萬物產生、成長、成熟的根本，而自然中萬事萬物的有序存在，也是“和合”的必然結果。道家創始人老子認爲：“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爲和。”認爲“和”是宇宙萬物的本質以及天地萬物生存的基礎。
其三，和合不是等同，和而不同。雖然古代思想家強調和合，但並不否認事物的固有矛盾與必要鬥爭，和合是在矛盾解決、克服的基礎上，形成的平衡、和諧、合作的狀態，沒有矛盾與衝突也就無所謂和合。西周末年的史伯說：“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意思就是說，將不同的事物相互作用，纔會產生新事物，假如同類物相加，得到的仍是原來的事物，不能產生新事物。這裡的不同之物，是存在差異的，這就是事物之間的矛盾。孔子也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認爲君子之間的交往純乎道義，雖然他們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但是他們的關係是和諧的；而小人之間的交往則往往結黨營私，同流合污。這種關係並不是真正的和諧。他主要是從倫理道德的角度來論述和同之異，既強調了和的重要性，又承認“不同”的客觀存在，主張通過協商、對話、討論、談判，達到統一，和諧。
“和合”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精粹，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文化積累。在構建和諧黨際的過程中，傳統“和合”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仍然具有巨大的時代價值。
其一，和合文化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價值原則。傳統和合文化認爲，和諧不是簡單的雷同、重複，而是承認差異、尊重多元；和諧是矛盾的對立統一，是事物質的穩定性的規定。構建和諧社會，重點是構建人際和諧、羣體和諧、人與自然和諧。這些思想，構成中國傳統社會有序穩定的深厚文化底蘊，千百年來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心理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今天，我們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傳統文化所追求的“大同社會”有着根本的區別，但是傳統文化提出的一些閃耀着智慧的哲理性價值原則，卻沒有過時。它給我們的一個啓示：和諧社會不是沒有差異的社會，有差異就有矛盾；和諧不是消滅矛盾，而是把矛盾限制在非對抗的“和合”範圍內。
其二，和合文化是解決矛盾的思維方法。傳統和合文化主張調和、折中矛盾，既不過又無不及，不走極端，不使矛盾激化，反映到個人修養方面，強調要保持身心平衡，自我激勵，自我超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人們的思維方式在改變，由過去以強調通過鬥爭來解決矛盾爲主的方式向現在以強調化解矛盾爲主的方式轉變，通過化解矛盾，實現互利雙贏。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傳統“和合”文化思維
方式契合了現在人們思維方式轉變的要求。這給我們的一個有益啓示是：構建和諧社會，應注重和諧思維方式的培養，努力掌握“和合”的思維方法和思維能力。
（二）多黨合作中的“和合”政治文化
當前我國的政治文化是以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政治文化爲核心，具體說來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鄧小平理論，堅持社會主義政治觀和價值觀的核心地位，加強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這是全國人民共識的政治文化主流，得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認同。然而，對於現代化進程中的多民族的中國來說，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還存在着不同階層、民族，不同民主黨派和社會團體的特殊利益。這種特殊利益反映在政治文化結構上，就是政治文化結構中，政治態度在全體公民中不同階層、民族、黨派和團體之間的多元分佈。任何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體系必然是由多元的政治文化圈構成的。特殊利益與人民根本利益的統一反映在政治文化上也是相輔相成的。
我國多黨合作制度是“和合”政治文化的集中體現。其表現特徵是：共產黨領導、民主黨派合作，共產黨執政、民主黨派參政。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奉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十六字方針，從而形成了通力合作的新型社會主義政黨關係。這種關係是相互依存、良性互動的關係，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結成的摯友和諍友關係。它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是一致的。它有助於政局的穩定和實現廣泛的團結，有助於社會的進步和國家的安寧。
（三）構建和諧社會必須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促進黨際和諧
當前，時代要求我們要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構建和諧的黨際關係。
黨際和諧是社會和諧的政治基礎。和諧的政黨制度是和諧社會中應有之義，政黨是政黨制度的主體，政黨關係是政黨制度中最基本的關係，在國家政治社會的諸多關係中處於重要位置。沒有政黨關係的和諧，就沒有國家政治關係的和諧，也就沒有政治局面的穩定。所以，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和諧的政黨關係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課題之一。
所謂政黨關係和諧，就是執政黨和各民主黨派基於構建和諧社會的整體目標，在法律的框架內的通力合作和政策的協調運行狀態。具體說來，政黨關係和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基本特點。首先，在價值目標上，政黨關係和諧是以經濟和社會的公平正義、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滿爲核心的價值理念；其次，在內在機制上，政黨關係和諧是以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保障協商與合作；再次，在存在方式上，政黨和諧崇尚黨派之間的相互尊重與包容；最後，政黨關係和諧是一個使社會各個階層、羣體之間利益得到協調，社會各個羣體能夠實現良性互動的平臺。
“和諧”理念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和諧”觀念源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構建和諧社會”是對“和合”思想的傳承和發揚，“和合”思想是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思想基礎。作爲和諧社會建設的組成部分，和合文化也就當然的成爲了是構建和諧政黨制度、以及構建和諧黨際關係的理論基礎。反過來，黨際和諧也是傳統和合文化的發展和延續。因此，構建和諧的黨際關係，對於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和合”思想，對於堅持、繼承中華民族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支柱，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產生於歷史，也成長於當代，更發展向未來。
三、結語
總之，政治文化是一種政治心理和政治價值取向，它作爲一種深層次的社會現象，是政治的靈魂，它促進社會政治系統的演變和政治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建設中，一定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先進政治文化，繼承和弘揚優秀的傳統政治文化，擯棄傳統政治文化中落後的東西，借鑑和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堅決抵制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在傳統與現實之間構建起生機勃勃的當代中國政治文化。
歷史和現實證明，只有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黨執政，才能真正實現與各民主黨派之間的和諧關係；只有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才能充分發揮傳統和合文化的當代價值，真正實現“和而不同”的和諧黨際關係，從而構建起和諧的政黨制度，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責任編輯：廖繼紅）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