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的星，大衆的牛
——茅麗瑛
爲人民利益而犧牲是光榮的，人民永遠紀念她！
——陳毅
茅麗瑛（1910~1939），浙江杭州人。1931年肄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法律系，同年考入上海海關任英文打字員。1935年參加上海中國職業婦女會，翌年秋參加中共領導的抗日救亡組織——海關樂文社。“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參加海關戰時服務團從事抗日救亡活動。不久後參加南下救亡長征團，到香港、廣東等地進行抗日救國宣傳。重返上海後在中學任教，1938年參與組建上海職業婦女俱樂部，任主席，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職業婦女俱樂部成員組織讀書會和學習各種職業技能。1939年冬，爲支援新四軍和救濟難民，組織“義演”、“義賣”等募捐活動並獲得成功。同年12月12日遭特務槍擊，15日不治身亡。
苦難中成長
1939年12月12日，夜幕剛剛落下，繁華的上海公共租界商業區內便華燈齊放，霓虹燈閃爍，馬路上車來人往，十分嘈雜擁擠。
位於南京路與四川路交叉處的上海職業婦女俱樂部的附近陰暗處，幾個人影在閃動。晚7時許，一位年輕婦女從福利公司二樓會所走出來，那幾條黑影迅速尾隨其後，乘其不備，舉左輪手槍向那年輕婦女連開幾槍……
人們聽到槍聲，並見有人倒下，紛紛圍攏上來。不少人認識那位年輕婦女，她就是上海職業婦女俱樂部主任茅麗瑛。茅麗瑛被送往醫院後，醫生髮現，她被擊中三槍，並沒有打中要害，其中兩顆子彈打中腿部和膝蓋，另一顆子彈穿過小腸，本來只要切除一節小腸就可得救，但由於所中子彈被人事先浸過毒藥，僅僅三天之後，年僅28歲的茅麗瑛就因病情惡化與世長辭。
茅麗瑛，1910年生於浙江杭州。貧苦人家出身的茅麗瑛自小飽嘗生活的艱辛。她6歲那年，父親迫於生計無力還債而跳湖自盡，母親拖着三個兒女求親告友艱難地掙扎着。不久，大麗瑛兩歲的哥哥因長期營養不良而患病夭折，比麗瑛小兩年的妹妹也因無法養活而送人，她只得與母親相依爲命。茅麗瑛小小年紀就經歷了人世間一次又一次的生離死別，這一切，在她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難以彌合的感情創傷。
隨母在上海啓秀中學當勤雜工，後經學校允許，過着半工半讀的生活。她發憤學習，各科成績優秀，中學畢業後考上了東吳大學，因家貧付不起學費只讀了半年就輟學了。
後來上海海關招收職員，茅麗瑛前去報考。她熱情開朗，多才多藝，既擅長英語，又能彈奏鋼琴。上千人競相報考的上海江海關秘書科英文打字員，因爲茅麗瑛成績優異，被順利錄用。許多人羨慕她的好運，如願當上高級職員，她卻淡淡說道：“這種簡單重複的工作絕非我所願，只是爲了安慰含辛茹苦的母親，我纔不得不委屈自己。”
“媽媽，我愛你，但我更愛祖國”
在海關工作期間，茅麗瑛深刻地認識到外國列強對中國的侵略與中華民族的深重災難，產生了強烈的民族意識與愛國主義思想。
爲了尋求民族解放與婦女解放的道路，茅麗瑛積極投入各種社會活動中去，組織職業婦女會，舉辦讀書會，幫助和指導婦女提高覺悟。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茅麗瑛第一個在海關女職員中起來支援抗戰。“八一三”事變發生後，上海在日本大規模軍事進攻下淪爲孤島。在全國風起雲涌的抗日救亡運動
**中，上海海關一部分進步青年毅然辭職、不惜捨棄“金飯碗”，參加救亡長征團，準備沿粵漢鐵路南下，去華南各地海關宣傳抗日，以推動海關同仁奮起抗戰，而後奔赴革命聖地延安。
茅麗瑛作爲上海海關華員戰時服務團重要組織者和對外聯絡負責人之一，早已滿腔熱忱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運動之中，然而她卻遲遲沒有報名參加救亡長征團。同事們都知道她家中困難，理解她、寬慰她。而她心中卻無法平靜，思想鬥爭十分激烈。對於辭去月薪65元的海關英文打字員一職，她並不感到可惜，儘管這在當時的上海灘是個謀之不易的令人羨慕的職業，是茅麗瑛經過刻苦努力、而且以不結婚爲代價換來的，況且再工作兩個月，茅麗瑛還可以從海關獲得相當於本人一年工資總數約上千元的獎金，親友們無不勸她慎重行事。
但茅麗瑛的遠大志向是奔赴國難，抗日救亡。她對此態度非常堅決，沉痛地說：“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家已經成爲一頭任人宰割的羔羊了，中華民族已經到了十分危急的時候，大家都應該起來，擔負起國家的興亡。”
在茅麗瑛看來，爲了不做亡國奴而丟棄金飯碗是值得的。但使她痛苦猶豫、難以割捨的是風燭殘年、疾病纏身，孤苦無依的老母。老母親離不開她。一要靠她養活，二是靠她侍奉照料。女兒最懂得母親的心，望着飽經滄桑、一生苦難、含辛茹苦把她拉扯大，節衣縮食供她讀書、把她培育成才的母親，茅麗瑛左右爲難。但是，強烈的抗日救國的愛國情感使她戰勝了自我，她鼓起勇氣向母親傾吐了自己的心聲。
老人聽說女兒要遠離她去，禁不住老淚縱橫、泣不成聲。茅麗瑛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淚水奪眶而出，她哽咽道：“媽媽，我愛你，但我更愛祖國。”
深明大義、通情達理的母親被女兒的愛國熱忱深深打動。她理解女兒，含着熱淚，目送自己唯一的親人踏上抗日救亡的征途。
當茅麗瑛揹着行裝急急匆匆趕到碼頭時，載着救亡長征團成員的船正在徐徐起錨，她終於趕上了救亡長征團的行列。在船上，茅麗瑛和同事促膝談心，她無限深情十分坦誠地說：“我母親老了，她又只有我一個女兒，她愛我，我也愛她，我們本來是相依爲命的，但這時不同了，我要爲祖國盡更大的力，就得離開她，否則就不可能投身祖國的懷抱，我爲這矛盾難過，但終於決定挑選了前一條路。我母親的哭聲幾乎動搖了我的決定，但我終於重新堅定了下來。我愛我的母親，但我更愛我的祖國。”
後來，組織上安排茅麗瑛回滬。上海海關同意她復職，其他幾個大公司也以厚薪爭聘她，她再度放棄了。她首先考慮的不是薪水的厚薄，而是必須有足夠的時間從事愛國救亡的工作，從事黨的革命工作。
爲抗日組織義賣
1938年5月，經過革命鬥爭考驗的茅麗瑛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她爲了革命事業，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凡是接觸過她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茅麗瑛像團火，爲了革命、爲了別人，她可以忘我地燃燒。
當時上海已淪爲“孤島”，租界裡有近20萬難民流離失所，飢寒交迫；而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也亟待補充給養、藥品。於是，1939年春，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指示茅麗瑛等人以上海職業婦女俱樂部（簡稱“職婦”）的名義，爲浴血奮戰、抗擊日本侵略軍的新四軍戰士募集一批棉衣，同時爲難民募集救濟款。作爲“職婦”主席的茅麗瑛，決定發動會員向社會廣泛募捐物品，然後進行義賣。她
在發動會上激奮地說：“救國如救火，馬上行動支援新四軍，變敵人的後方爲前線！”
爲了擴大義賣活動的影響，獲得社會上廣泛的支持，茅麗瑛領導“職婦”會員借用大陸電臺和新新電臺連續舉辦三次宣傳活動和“義賣代價券推銷會”。她每天通宵達旦利用電臺廣播，組隊下廠上街，廣泛深入宣傳，號召廣大市民慷慨解囊。
由於茅麗瑛和會員們的努力，社會上掀起了捐物捐款的熱潮，數天內募到款項2000餘元。就在茅麗瑛廢寢忘食全身心投入義賣活動期間，她的母親病危住院，她身負重任，無暇顧及，只得託付別人照料護理。她曾幾次三番想抽空到母親跟前侍奉一次湯藥，然而募捐工作千頭萬緒，往往事到臨頭又脫不開身，只得硬着心腸不回去。母親臨終時，她還在爲募捐奔走，以至於最後一面也沒見上。
噩耗傳來，一向孝順的茅麗瑛悲痛難抑，她撲在母親的遺體上哀哀地哭道：“媽媽，請寬恕我吧！我沒來得及侍候你的病，也沒有來得及送你的終。但是女兒是爲了祖國，爲了人民的利益，您一定能夠原諒我的。”
茅麗瑛領導的抗日愛國募捐活動取得很大成功，捐款如數送到了新四軍和難民救濟會。茅麗瑛成了敵人的眼中釘。他們先是在報上散佈謠言，對茅麗瑛公開進行人身攻擊，然後匿名投寄恐嚇信。一天，一封只有收件人沒有寄件人的匿名信剛寄到義賣現場時，所有在場人還喜出望外，興奮異常。她們隔着信封摸到了硬硬的東西，都不知是什麼東西。信封拆開，一聲脆響，滾落桌面的竟是一顆亮晃晃的手槍子彈！而薄薄的信箋上只寫了一句話：“立即停止，否則將於你們不利！”
俱樂部的小姐妹們給嚇壞了，一個個倒吸冷氣，有的還叫出了聲。唯有茅麗瑛冷冷一笑，也不多看信與子彈一眼，只顧自己拿起電話，給電臺撥號，要求正在動員義賣的播音員“照常播音，一分鐘也不要停”。
茅麗瑛的鎮定、沉着、冷靜感染了大家，大家勇氣倍增。這天的播音一直持續到午夜時分，整個義賣大獲成功，而茅麗瑛本人卻離危險越來越近。
大家都爲茅麗瑛的安全擔心，但她毫不畏懼，更沒有退縮。她沉着、果斷地說：“我們是爲英勇殺敵的新四軍募款，環境越艱險，越動搖不得。除了革命工作，我生命中沒有更可留戀的東西。我已下了決心，爲義賣而生，爲義賣而死！”
黨組織考慮到茅麗瑛的身份已經暴露，做出要她撤離上海去新四軍的決定，朋友也已爲她辦好離滬赴港暫避的一切手續。但她卻堅持要把“職婦”積極分子工作做好，羣衆情緒穩定後再離開。
爲抗日忘我工作，爲革命衝鋒陷陣的茅麗瑛，被敵人列爲共產黨激烈分子。敵人必欲置於死地而後快，經過密謀策劃，終於對她下了毒手。
1939年12月12日晚7時半，當茅麗瑛開完“職婦”理事會下樓，早已伏候在樓梯旁的汪僞特務朝她連連射出了罪惡的子彈。身受重傷倒在血泊中的茅麗瑛雙手下意識地緊緊抱住藏有會員名冊的手提包不放，一直到“職婦”負責人趕來才鬆手交出。護送她到醫院搶救的“職婦”姐妹們爲茅麗瑛的被刺而悲憤難過，茅麗瑛非常平靜地說：“我死而無怨，你們絕對不能因爲我死而害怕，希望你們繼續努力，加倍努力。”
生命垂危中的茅麗瑛一連三次對看護她的護士（“職婦”會員）說：“告訴媽媽（指黨組織），我死了不要爲我悲傷，我是時刻準備犧牲的，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加倍努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