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義正言辭話語讓正對着丁仲禮院士相坐的朱銓大爲振奮！
華國人，當如是也！
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提出7種減排方案，處處都是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制定的陷阱，這七種減排的方案都是對發達國家極爲有利，對發展中國家極爲不利的方案。
唯一的區別就是，剝削髮展中國家多與少的問題了。
只是，發展中國家，或者說華國人就不是人嗎？
朱銓就着這一個問題開口詢問道：“我們看到，因爲這七種減排方案，發展中國家不接受，這些個發達國家的首腦在當時就表達了比較強烈的意見。
以他的立場來看，他會認爲說，我給我自己定指標還不行嗎？”
丁仲禮院士“呵呵”的發出了輕蔑的笑聲，道：
“那當然是不行。
你定指標的意思很明顯，那就是你要取一塊更大的蛋糕。
那我以後這樣定指標行不行，就是我以後人均排放跟你一樣多，這我不過分吧！
我歷史上少排很多吧，今後四十年的排放我跟你一樣多，或者華國說得更白，我就1990年到2050年，我的排放只需要你的人均排放的百分之八十，行不行？”
朱銓立即點了點頭，說道：“當然不行！”
此話一出，丁仲禮院士臉上明顯的浮現出驚訝的神色：
這個朱銓難道也是“香蕉人”？不會吧！剛剛不是立場很堅定的嗎？怎麼...難道是隱藏的這麼深嗎？
在場的《看見》其他工作人員更是目瞪口呆，緊張的吞嚥着口水，一動也不敢動，感覺自己的職業生涯怕是要GG了！
一次的失誤還可以用“用人不明”來當做藉口，這第二次...雖說這是康光軍推薦來的，也是上級領導指派來的，但是承擔責任的時候，不還是他們這些節目工作人員嗎？
瘋了！
在鏡頭後面看着的陸才堅並沒有這樣的擔憂。
因爲他是相信康光軍的眼光的！
不出所料，朱銓繼續道：“丁院士，憑什麼我們華國的排放只制定爲發達國家人均排放的百分之八十？我覺得應該是看齊纔是！”
衆人懸着的心頓時墜落下來，丁仲禮院士也是嘴角微微上揚着。
朱銓繼續道：“當然，以上這些是我作爲一位普通華國公民的想法。我知道，丁院士以您爲代表的華國科學家提出百分之八十這樣的數據肯定是經過嚴謹的測算的，能夠做搭話我國利益的方案。”
丁仲禮院士點了點頭承認了這樣的一個說法。
朱銓繼續深挖這一點，準備將發達國家的陰謀逐步揭露：“我們看到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那些發達國家的發言就特別針對我們華國，他們用的藉口是：
華國是個人口大國，你這麼一乘那個基數太大了。
但是，這樣的言論明顯就是對我們華國人的歧視與打壓！”
丁仲禮院士給予的強烈的肯定：“所以當時在會議上我就問那些人了，華國人是不是人？
這就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爲什麼同樣的一箇中國人就應該少排？
你這個是以國家爲單位算的，還是以人爲單位算的呢？”
朱銓隨即就說道：“按照這會議上的發言，他們覺得現在常規的算法都是以國別計算，唔...因爲這樣的算法對他們是有利的。”
丁仲禮院士接着雙手一攤，用無所謂的語氣說道：“那麼行了，那我就不跟你算了，我沒有必要跟你算了。
爲什麼？摩納哥多少人，我們華國跟摩納哥比行不行，那你還講不講理了。”
朱銓看到丁仲禮院士這樣的一面，笑了笑，說道：“西方國家不就是野蠻的代表嗎？他們用道德來包裝一層外衣，披着所謂“正義”的光，卻幹着“缺德”的事情。
所以，看我們接連拒絕好幾個提案後，它們現在提出的一個新的概念就是說，我不管你是人均，還是說貧富，現在只以碳排放大國來算。”
丁仲禮點了點頭，說道：“我可以承認說我是碳排放大國，那給我們一個數，我們能排多少，發達國家又要排多少。
發達國家爲自己分配了一個數，是把它們分配得大，給我們分配得少。
那我就說，我們如果是一樣的行不行。
8000億噸的這麼一個蛋糕，根據G8的方案，他27個發達國家取走的是多少，取走的是百分之四十四。
而它們發達國家多少人口呢？
他11億人口！
餘下的55億人分百分之五十六的蛋糕。”
朱銓裝作第一次聽到這樣的一個數據，吃驚道：“那這麼樣子規定的話，簡直太不公平了！”
丁仲禮點了點頭，再次解釋道：
“確實是不公平的。
我們簡單的算下賬就行了。
假如告訴你，華國今後從2020年以後，每年花一萬億人民幣去買二氧化碳排放權，你會怎麼想，你覺得公平不公平？”
朱銓點了點頭，接着開口繼續問道：“我看到自從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您用比較激烈的，並且是帶有情緒色彩的字眼，很多人覺得這樣不合適，尤其是在探討一個“科學”問題的時候。
我想問您，這是不是您特意進行的一種表達方式？
而且，通過剛纔我們的瞭解，這個問題絕對不只是“科學”問題那麼簡單，對嗎？”
朱銓的態度一直襬的很正，一顆紅心向着華國，向着華國老百姓，向着華國未來的少年郎們。
丁仲禮院士回答道：“你單純的批評他們的方法不公平，他們是不會理你的。所以我必須用非常激烈的語言引起別人的重視。
還有一點你說的很對，這不止是“科學問題”，或者說，這就是政治問題！”
朱銓繼續問：“當時您在大會上演講，您去提出這些觀點之後，場上有什麼反應？我是說發達國家的代表有什麼反應？”
丁仲禮院士回憶了一下，說道：“場上就是有一個燈塔國人，他提出一個很好的問題，說現在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可能要考慮的是什麼樣一個行動的問題：華國該怎麼行動？
朱銓問：“您怎麼迴應的？”
丁仲禮開口回答道：
“我就是說我也同意“行動是第一位的”。
我說華國很簡單，如果我要對華國**的建議，華國**應該制定一個雄心勃勃的長期排放的承諾。這個長期排放的承諾，就是一句話。”
朱銓問：“就是您剛剛提出來的“從1990年到2050年中國的人均排放量堅決不超過發達國家同期水平的百分之八十”這句話嗎？”
丁仲禮點了點頭，說道：“對，就是這句話。
我們定下來的目標就是：不管你怎麼減排，我都要比你少，並且我一定要做到。
並且你發達國家已經把所有的基礎設施建完了，我們華國很多還沒有建，那在這樣的發展階段背景下，華國應該提出這樣的方案，讓全世界看到，華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我們要比你們雄心勃勃多。”
朱銓也頗爲自豪，與有榮焉道：“那是！我們華國從古至今就是負責任的大國，仁義禮智信，比起虛僞的西方發達國家，要文明的多！”
丁仲禮院士笑道：“後來燈塔國人也沒有辦法跟我爭了，接着在有一場會議結束後，有個比利時的人告訴我，他說您回答得很好，他很贊成。”
朱銓總結道：“因爲燈塔國的那位沒有辦法跟你爭論，他本來就站在不仁不義的位置上，怎麼能夠跟我們相比較呢？
您說，把排放權視爲發展權，而發展權也是基本人權之一。
那爲了公平，我們提出來的“人與人之間應該有個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間”這個方案就很正確。
會議沒有能夠達成有效的一致性，其關鍵點在於發達國家是存有私心，想要壟斷這個排放權，從而維持他們領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