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 一寸 中篡改的歷史（一）
《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歷史[轉帖來自鐵血論壇]
Hcxy2000關於轉貼前的話：
很遺憾，因爲小說的原因，在書評裡已經有了關於國共兩黨在抗戰時期貢獻的爭論。作者的觀點很明確，在抗戰的人羣裡，只有中國人，只有華夏兒女，沒有政黨之分！
要抗戰，必然需要自身的壯大，以**主席爲首的**人抓住了機遇，也就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人！
請時刻記住，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人！
這篇文章是作者在鐵血論壇上看到的。裡面絕大部分觀點我是贊同的。這些觀點，可以全面回答目前爲國民黨鳴冤的問題。
基於以上理由，請準備再發關於這個爭論內容的讀者注意，如果你的觀點已經在這個帖子裡被反駁了，那麼我將毫不猶豫地刪除你的書評。
再次說一遍，我是贊同的是這篇文章裡面的絕大部分觀點，而不是全部觀點。
本文來自鐵血論壇，感謝轉貼者安倚天
公允的說：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華民族共同的勝利。國共兩黨都爲這場戰爭的勝利，爲中華民族的興亡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對在那場戰爭中犧牲的先輩，無論他屬於何黨何派，我們都不可作出任何不敬的言詞。因他們的鮮血和生命奠定了今日中國復興的基礎。
我開此欄只想糾正《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無視、扭曲、甚至篡改的歷史。
這些集子的開篇語說：
不能無視、扭曲、甚至篡改過去。要真誠面對歷史。
此話說得很好，但卻沒有做到。
片中凡是無視、扭曲、甚至篡改過去的地方，我將一一指正。
請給我一定時間來完成它。
第一集《盧溝橋的故事》
開篇語：
歷史，
是人類集團生命的活動行程。
沒有人能夠自外於這一條來自太古的滾滾長河。
但對當下而言，
歷史畢竟是屬於過去的。
所以，
我們儘可以去開創未來、締造未來，
卻不能無視、扭曲、甚至篡改過去。
因爲歷史不論是對的、錯的；
你喜歡的還是不喜歡的，都已成爲定局。
真誠面對歷史，當有助我們敞開心胸，以更寬闊的視野去面對未來。
第二集《中日戰爭的源頭》
此集主要講述：1868年起，日本勵精圖治，而中國在腐朽的清政府統治下，日益衰落。巨大的差異，引起日本窺視中國的狼子野心。
第三集《民初亂局》
此集中指?蘇俄指使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陰謀誘押蔣介石赴俄。
然而，陳公博在《苦笑錄》中記錄下此事的蹊蹺之處。
此事件的兩位涉案人物：鄧芝龍、歐陽格都未經審訊，而被放出。
陳公博問鄧芝龍怎麼回事，鄧說：是接到蔣介石秘書電話，將中山艦調進廣州，二天後又調出。他也不知怎麼回事。
陳公博問歐陽格怎麼回事，歐陽格說：是20日凌晨，接到蔣介石副官的傳令，要立即逮捕鄧芝龍的。
反而蔣介石在此事變中，從**手中奪回海軍軍權，又從汪精衛那裡奪得廣州的政權。
中山艦事件的兩位涉案人物因未經審訊而被放出。因此沒有任何可以確證的文件資料。
然而在《民初亂局》中採納沒有任何實證的蔣系一說，顯然不是嚴肅地真誠面對歷史，而有篡改歷史之嫌。
在此，我只想問一句：蔣介石既已將此案涉及的兩位人物抓獲，爲何不作個審訊筆錄，判定鄧芝龍、歐陽格兩人之中誰真正有罪？還是都無罪，有罪的另有其人？
（歐陽格在抗戰期間，任海軍江陰防區司令）
此集還有隱瞞歷史之弊！
只說：蔣介石下令清黨並逮捕**人。
然而，僅僅是逮捕而已嗎？爲何不講出真實的歷史：數千**人的人頭落地？！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
片中談到北伐軍大破吳佩孚於汀泗橋，沒有提到此役是由葉挺率領的**人組成的北伐先遣團所打。倒是在第四集提到葉挺的南昌暴亂。顯然沒有公正的展示歷史。
片中談到蔣介石率軍北上，出兵濟南。遭日軍襲擊，國民政府派蔡公時交涉，卻被殺害的五三慘案。蔣介石含痛忍辱繞道北上。
然而，1949年，共軍渡江進入南京時，同樣發生了帝國主義列強幹涉中國內政的一幕。
當時英艦“紫石英”號炮擊渡江共軍，共軍當時同樣開炮還擊，擊傷英艦，迫使英艦停靠南京碼頭。英艦挾持一艘客輪才逃出長江。
兩黨兩軍在同樣遇到帝國主義列強武力干涉時，所採取的作法真有天壤之別。
誰是中國新生的希望所在不是很清楚嗎？
第四集《危機與生機》
分爲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日本侵華，吞併東北的野心逐漸膨脹。
第二部分：中國內戰不已，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由來。
第三部分：918事變，日本佔領東北的過程及中國依賴國際公理的困窘。
“中國**於民國十年成立於上海。當初由於黨員太少，必須藉助國民黨的組織與力量才能發展。所以像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便向中山先生請求，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國民黨原以加強革命力量爲念，於1921年正式通過容共。沒想到從此便埋下了內憂不斷的禍根，而沒有過過一天安寧的日子。**從頭便是以[靠行]的方式起家的。所以他們對借力使勁，製造矛盾，從中漁利的本事非常內行。”
這段話足以證實國民黨不敢正視歷史，進而歪曲歷史。**是由於黨員太少，必須藉助國民黨的組織與力量才能發展嗎？
顯然，歷史不能證實這句話。1927年，**由於國民黨的大屠殺，損失了大量的幹部，特別是那些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嶄露頭角的幹部。又經歷了從1927年起的多次圍剿，然而**卻仍然發展起來了，原因是什麼？簡單一句[靠行]起家就能掩蓋嗎？
**不是[靠行]，[靠行]者一旦失去依靠便要完蛋。**是因爲所提出的綱領、政策符合廣大勞苦民衆的需要，獲得了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持，得以發展壯大的。
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意味着仍然是**人，**保留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孫中山先生爲什麼會同意這個特殊的條件呢？
國民黨在組建之初，就是由多個團體組合而成，內部幫派林立。特別是辛亥革命後，各色人等涌入國民黨，大多數人並非是真正的革命者，國民黨有右傾化的趨勢。而**則是組織嚴密的左翼政黨。孫中山先生將**人引入國民黨，就是希望平衡國民黨內左、中、右的力量，同時也減輕中國兩個革命政黨可能的衝突。然而，1927年的屠共，使這兩個政黨徹底地喪失了互信，走向對立。也使孫中山先生的希望化爲泡影。國民黨之所以有今天，全拜1927年的屠共所賜。
“中央從1930年底開始到31年7月，對**進行了3次圍剿。。。。1932年3月，蔣委員長復職，6月15日召開廬山會議，會中重申‘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並制定了剿共的方針。”
1931年918事變，日本已佔據了中國的東北三省。1932年6月不敢收復失地，執意要打剿共的內戰。當時**在瑞金已提出放棄前嫌共同抗日的主張，蔣先生充耳不聞，真有“寧予倭寇不失家奴”的精神啊！
“這個時候，來到延安的**軍隊還不到一萬人，但是他們和張學良來自關外的東北軍產生了微妙的化學變化。此一變化改寫了中國人的歷史。”
僅僅輕飄飄的一句“產生了微妙的化學變化”，就能掩蓋這個“改寫了中國人的歷史”重大事件的根本原因嗎？
第五集《乾坤一變》
1927——1937年，國家建設的黃金十年。
“後來因爲西安事變，而造成了整個局面[拖不下去]的窘境，於是一場不能打的仗，也就不得不打了。”
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中專門有關於這一時期成就的一章：國民黨政權的成就。現將若干段落抄錄如下：
到1936年末，蔣介石已經鞏固對全國較大地區的政治控制——中國本土18個省中，僅有7個保持基本自治——從而爲一個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然而，他爲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他堅決依靠武裝力量，不僅使國家受到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而且把這個政權的注意力從迫切需要社會、經濟及政治的改革轉移開去。
1934年稻米收穫量低於1931年收穫量的34%；大豆幾乎下降36%，小麥下降7%。棉花是當年唯一超過1931年水平的主要農作物。國民生產總值中，農業產值從1931年的244.3億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億元（時價）。這些數據在細節上不完全可靠，但是，當時目擊者的報道證實了農村嚴重貧困，特別是在1934年和1935年。
田弘茂在《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1937年》的第168頁寫到：?蔣介石在1935年的評估卻能反映一般狀況：
“政府開支日見增高。每當計劃出籠，新稅又起。附加稅常隨需要加於正稅之上，又創各項雜稅。有時，[地方當局]隨意逐戶徵集不明之稅。稅目繁多。民衆稅負沉重大受其苦。”
“首先讓我們看看當時國內的輿情。話說日軍自從佔領東北四省之後，又企圖染指華北。先是攏絡殷汝耕，成立冀東僞自治政府。1935年12月11日，中央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派宋哲元爲委員長加以制衡，並受命與日方斡旋。但這件事被人誤解，以爲華北真的要步東北的後塵[特殊化]了。於是便引發了12.9和12.26兩次大學潮。...學潮帶動了全國澎湃洶涌的抗日浪潮。...這股浪潮，顯然已非警察所能應付得了的了。這只是1935年底的事，我們已經有[很難拖下去]的深刻感受了。事實上，這種狀況還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12.9，又爆發了一次學潮週年的街頭運動。那回相去西安事變只有三天。”
這種拖不下去的感受，是來源於日寇的步步蠶食呢？還是來源於民衆的抗日情緒？
“再看**，....但和共軍正面對峙的正是他所率領的子弟兵東北軍。然而此刻的東北軍，已經被那種長時間背井離鄉的愁緒，磨光了他們的作戰意志。”
東北軍並沒有磨光了作戰意志，而是隻想戰死在回家的路上，他們不明白爲什麼要與紅軍死拼，當然不願死在他們認爲不值得拼命的地方而已。東北軍瓦解以後，有相當多的士兵加入了八路軍。
1945年8月11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對以下部隊發出進軍東北的命令：
“爲了配合蘇聯紅軍進入中國境內作戰，並準備接受日滿僞軍的投降，我命令：
一、原東北軍呂正操所部，由山西、綏遠現地，向察哈爾、熱河進發。
二、原東北軍張學思所部，由河北、察哈爾現地，向熱河、遼寧進發。
三、原東北軍萬毅所部，由山東、河北現地，向遼寧進發。
四、現在河北、熱河、遼寧邊境之李運昌所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
以上這四支部隊都是東北軍的底子，他們在敵後與日軍整整拼殺了八年，終於打到了回家的日子。東北軍的作戰意志磨光了嗎？
“單看1935年11月紫羅鎮（應爲直羅鎮）之役，（東北軍57軍兩個師與紅15軍團發生遭遇戰）論戰力紅軍遠不如**，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團結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兩句口號，卻徹底擊潰了東北軍。這種情景，和張子房當年在九里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轍。”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政治攻勢的威力，也看到了人心所向、軍心所向。順其所向而立，逆其所向必敗。
從畫面上看，明明寫的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寸》篡改爲[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須知[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政治打擊力度要比[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高得多，
“紫羅鎮一役，師長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他的參謀長裴煥彩自殺，兩個師有八個團長，其中六個也自殺了，只逃回來一個，另一個名叫高福元的，被共軍俘虜。連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餘人，則受到了共軍的[禮遇]和洗腦。洗腦的內容既無馬列思想，也沒有階級鬥爭，只有一句話：[團結抗日，打回老家去！]。這些人後來被釋放回來的時候，便成了東北軍中，**統戰的尖兵。”
說得真好哇！！！東北軍人心中最掛念的是自己年邁的父母，年幼的兒女，日夜期盼的是打回老家去！這是軍心所向，民心所向。凡符合國家、民族利益的政策，做法都是統戰的利器，想人民所想，做人民所願，就是被共黨所“統戰”。凡逆人民所想，拂人民所願，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即爲**尖兵！
只可惜了那些軍官們，服從命令的準則與復國仇家恨的願望發生了極大的衝突，在這沉重的精神壓力下，他們只好選擇自殺來解脫。
關於西安事變能和平解決的原因，蔣永敬的分析是對的。
當時**、張學良等人均無能號令全國團結抗戰的政治能量，而蔣先生的地位決定了他有這樣的政治能量。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必須放棄與蔣介石算清血賬的想法，而力主和平解決。這有點像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時，缺乏將領，起義士兵用槍逼着黎元洪當統領一樣。黎元洪當時並無反清的想法，卻當上了義軍統領。
在西安事變之前，**已認識到當前最大的危機是“亡國”，國家民族的利益是抗日救亡。因而改變了對蔣介石的態度。以下見《國共兩黨談判通史》92頁。
1936年4月9日，**、彭德懷在山西“東征”前線致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張聞天．指出；“目前不應發佈討蔣令”，“我們的基本口號不是討蔣令．而是抗日令”。
1936年8月10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國共兩黨關係、統一戰線問題。會議決定：放棄抗日必反蔣的口號，實行逼蔣抗口的方針．以推動蔣介石聯共抗日．使國民黨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9月11日，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
“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
1935年底，蔣介石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談判後，便積極着手與**取得聯繫。就在這時，他的親信、南京政府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提交了一份有關**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的發言摘要，使他了解到了**關於建立反日統一戰線的政策。因此，他立即指令鄧文儀迅速返回莫斯科與王明進行接觸。...鄧文儀對王明說：蔣先生看到你在共產國際“七大”的發言及有關文章後，於是決定同**談判。接着，鄧文儀按照蔣介石提的旨意提出了國共再次合作的三項條件：（略）
1936年1月，國民黨派出特使董健吾密赴延安，在西安受阻。張學良電詢南京，覈實他的使命後，派騎兵護送到**所在地瓦窯堡。
根據周恩來的建議、**、張聞天、彭德懷等經過研究後、於3月4日至電博古轉董健吾，表示**“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並提出談判條件如下：
“(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
(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
(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
(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
(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這是**中央向南京政府當局第一次提出聯合抗日的具體談判條件。
儘管董健吾的陝北之行極爲機密，但仍爲閻錫山所知曉。他致電責問宋子文．並認爲這是南京聯合共軍打晉軍。
受蔣之命．陳果夫、陳立夫也指派其親信曾養甫等尋找與**聯繫的渠道。1935年11月，曾養甫找到他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學的同學湛小岑，簡單明瞭地囑託他“打通**關係”。
1936年8月27日，張子華攜帶曾養甫的信及同國民黨武漢電臺聯繫的密碼到達陝北。31日、周思來給曾養甫覆信表示：“亟願與貴方負責代表進行具體談判。”同時商議：“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臨敝土．則弟等願負全責保兄等安全。萬一有不便之處，則華陰之麓亦作爲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須貴方代爲策劃。”9月1日，又給陳果夫、陳立夫寫信，對他們聯共抗日之舉給予了讚許，信中寫道：“黃君從金陵來，知養甫先生所策劃者，正爲賢者(指陳果夫、陳立夫)所主持。……敝黨數年呼籲．得兩先生爲之振導，使兩黨重趨合作．困難轉機，實在此一舉”，希望他們向蔣介石“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
這就是片中周思來給陳立夫一信的來歷。
9月20日，張子華帶着周恩來的兩封親筆信，風塵僕僕趕到廣州，一併交予曾養甫。27日，曾養甫約張子華商談，說南京方面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希望周恩來飛往香港或廣州與之會談。第二天，張子華將這一情況電告**中央。10月8日，**中央覆電表示：周恩來可以飛住廣州談判，但國民黨政府必須做到以下兩點；
（1）須堅持民族立場，立即準備抗戰、萬不可再作喪失領土主權之讓步；
（2）立即暫行停止進攻紅軍。
曾養甫獲悉來電後，立即辦好了周恩來南來的護照，請張子華速送陝北、同時要他向**轉達國民黨的四點承諾：“(1)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2)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與**同；(3)**代表公開參加國民大會；(4)即派人具體談判。”
10月14日，張子華急速趕到西安，向葉劍英作了彙報。第二天．葉劍英將這些情況電告**中央。**中央從這四點承諾中認爲國民黨有些談判誠意，又獲悉蔣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的消息。於是要張子華與國民黨交涉，請蔣介石派飛機到延安接周恩來到西安與蔣直接談判。實際上．蔣介石此時不僅缺乏談判誠意．而且還想重走軍事”剿共”的老路，因而周蔣談判未能實現。
9月底，**中央開始起草《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10月初、該草案正式形成。《草案》闡述了兩黨合作的必要性和合作的步驟、方法及組織形式等問題。實際上是**中央初步確定的國共談判方案。10月14日，潘漢年攜帶此文件及上述信件到達上海，就任“**上海辦事處”主任。10月22日、**致電潘漢?年，告知南京已同意他會見陳立夫。11月7日，**致電潘漢年，通知他以**正式代表資格與陳立夫談判。
1936年11月10日，潘漢年與陳立夫、張衝在上海滄州飯店正式舉行會談。國民黨方面的條件明顯的是“收編”，潘漢年指出**的立場是合作，決不是“收編”。談判僵持。
同時，**中央對蔣介石國民黨並不抱任何幻想，一方面作出適度讓步，努力促成國共談判；另一方面則決定以軍事粉碎蔣軍的進攻，迫使蔣介石真正回到談判桌上來。1936年11月18日，紅軍一、二、四3個方面軍領導人發佈《關於粉碎蔣介石進攻的決戰動員會》。21日，在彭德懷的指揮下，即取得山城堡戰役的重大勝利，殲滅胡宗南部一個整旅又兩個整團。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於西北地區的狂妄計劃，對促成國共繼續談判和國內和平的實現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1月16日，陳立夫邀請潘漢年到南京談判，談判仍無結果。11月22日，**、張聞天覆電潘漢年通報了中央的策略：“從各方面造成停止進攻紅軍的運動，先醞釀，然後發動，一處發動，到處響應、以此迫蔣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統一戰線的中心關鍵。”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事變當日．張、楊聯名向全國發出通電，提出了抗日救國八項政治主張：
（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2）停止一切內戰；
（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5）開放民衆愛國運動；
（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7）確實遵行總理遺囑；
（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充分表明張、楊完全是爲了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纔不得不發動此事變，“對介公爲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爲了進一步研究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中央於12月19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會上強調指出：“目前問題主要是抗日問題．不是對蔣個人的問題。”“我們主要是要消洱內戰與不使內戰延長。”張聞天在會上提出：“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爭取成爲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我們應儘量爭取時間，進行和平調解。”根據會議精神，**中央在當天向黨內發出的指示中，表明瞭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即“堅決停正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立場，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齡等飛抵西安。在宋氏兄妹的開導下、蔣介石權衡利害關係，開始採取合作態度。他委託宋氏兄妹作爲他的全權代表與西安方面談判，並暗示願改組政府，三個月後召開救國會議，改組國民黨，同意聯俄聯共。同時他提出，對於商定的條件，以“領袖人格”保證執行而不作書面簽字。
12月23日上午，南京方面與張學良、楊虎城、中國**三方面舉行正式談判。南京蔣方代表是宋子文。在基本8條談妥後，周恩來於24日晚與蔣介石直接面談。在《周恩來選集》73頁中有以下記述：
蔣介石向周恩來作了三點表示：
（1）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
（2）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解決一切；
（3）他回南京後，周恩來可直接去談判。
1936年12月28日，**代表**中央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針對蔣介石在12月26日發表的《對張楊的訓詞》，公佈了蔣介石所允諾的條件。要求蔣介石不打折扣地實踐諾言，真正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1937年1月8日，**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發出《爲號召和平停止內戰通電》、堅決要求南京當局立刻下令停止軍事行動，召開全國救國會議，使國內和平立即實現。通電指出：
“蔣先生應挺身而出，制止禍國殃民之內戰重新爆發。……因爲蔣先生曾經擔保中國內戰不再發生，這次事變對於蔣先生之政治人格與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實爲重大之試驗。”
“1936年12月26日，當委員長安全回到南京的時候，舉國歡騰的熱忱是令人感動的。自從1926年北伐以來，蔣委員長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國團結力量的震撼！但是[先安內後攘外]的既定政策卻因此而改變。”
這個舉國歡騰的熱忱是因爲蔣委員長安全回到南京呢？還是因爲蔣接受了**的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呢？
蔣委員長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國團結力量的震撼，這個震撼所表達的意願是什麼？顯然不是[先安內後攘外]，而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