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星期二，內容爲“華夏信史紀年最新進展”的學術研討會，在京城準時召開。
主辦單位：科技部。
協辦單位：中科院，中社科院。
巴羅夫教授帶着邀請函，提前進入會場，與一羣一貫質疑夏商周的敵意學者，沆瀣一氣地扎堆聚在一起，趁着會議開始前的時間，竊竊私語。
“聽說中方最新公開的信息，只是說好像確定武王伐紂發生在哪一年，別的沒說。詹姆斯，你覺得這事兒靠譜麼？”
“最近考古學界的決定性新技術，無非就是AMS了。這玩意兒好像是上個月才首次在實戰應用中冒出來，原先都只有原理論文，就算中國人是指望AMS，也應該達不到這個精度吧。”
“你們說，中國人上個月幫扶桑人鑑定漢倭國王印的時候，是不是早就處心積慮陰謀好了？肯定是包藏禍心，想讓國際社會先承認AMS技術的國際公信力！”
一羣人悉悉嗦嗦，說來說去無非是這幾個見解。
最後，巴羅夫教授很有領袖氣概地給同儕羣臭打氣鼓勁：
“上個月針對扶桑人的進展，說過的話，咱也覆水難收，不能改口。不過，咱就憋着一條底線：在扶桑的時候，咱認可的精度是多高，這次來京城，也卡着那個線承認。
哪怕中國人改良了機器、提高了精度，咱也絕對一概不承認！就只承認到在扶桑時候承認過的那個尺度！這樣中國人就翻不了天了！”
“這個辦法好！”所有心懷鬼胎的教授們，都覺得巴羅夫這個尺度拿捏得不錯。
臺上，很快輪到了中科院的一名考古學院士開講。
首先的內容，自然是介紹“利簋”這件文物，以及銘文的識別。這些都是早就研究過的，不過原先還沒這麼高規格地進行國際範圍公示過。
加上這隻簋本身，外國學者沒摸過，所以聽中科院的院士再詳細梳理一遍，大家也還是頗有收穫。
講完簋的來龍去脈與銘文後，下一步就是一名代表一線考古發掘、田野調查的專家，上來講述C14樣本的取樣經過。包括對簋身的取樣、以及出土地坑原址的周邊取樣。
尤其原址取樣的過程，是經過嚴密的篩查、全程都有膠片視頻拍攝，確保傳承有序，完整確鑿，沒有掐頭去尾剪輯甚至PS造假。
這些證據鏈，稍微一點疏忽，都有可能導致敵意學者的挑刺。
正因爲很嚴謹，所以巴羅夫教授只能暫時忍着吐槽噴F的慾望，等真正遇到破綻的時候再說。
好不容易，到了最關鍵的環節。
前兩位主講人講完、提問環節也過去之後，輪到顧玩上臺了。
會議廳裡，鎂光燈扇動，無數攝影師都對着顧玩，準備取材。
上臺的那短短十幾步路上，顧玩分明看到了央視一套的新聞連播、焦點芳談、走近科學……好多節目組，都在那兒拍攝。
今天這場會議的部分片段，是要上新聞連播等節目的，當然不能疏忽了。
“……下面，由我來講解一下本次對利簋的C14取樣樣本鑑定的最新結果。鄙人顧玩，忝列中央科大原子控制研究所成員之一、漢核科技公司負責人……”
“……目前最新的AMS鑑定技術，年份精度可達到±20年，它相較於傳統離心法的主要優勢在於以下方面……”
“……鑑於上述測定結果，我們可以確定，利簋的鑄造年份，應該在公元前1070年至1030年之間。對於這一部分，有疑問的可以提出來。”
顧玩說完第一部分，頓了一頓。
巴羅夫教授等人很想反駁，但發現顧玩說得很穩，一點都沒有試圖超額證明，這就讓他們很難受。
最後，巴羅夫教授還是忍住了。
不過還是有一兩條小魚小蝦作爲馬前卒探雷兵，試了試水，但都被顧玩談笑自若化解了。
“……下面，我們討論最核心部分，即如何根據上述測年，確定利簋的具體鑄造年份、或者說武王伐紂的具體年份。如銘文所示‘武王徵商，惟甲子朝，歲鼎’。結合《國語》中……”
顧玩後面又說了一大段話，就把《國語》裡面涉及到“歲”這個字，在作爲天文觀測結論語境時，代表“木星”的七八處證據，全部羅列了一遍。
這些內容，是他這幾天臨時惡補現學的。本來麼，應該再找一個古代文獻學的社科院院士來專門解讀，但是主辦方可能覺得那樣太繁瑣了，加上就那麼幾段話，所以就臨時讓顧玩好好練練。
《國語》裡的具體相關內容，足以湊出幾百字的文言文，而且是最古樸那種。
基本上連《詩經》都看不懂的人，這玩意兒也看不懂，所以具體就不寫出來水字拖節奏了。
反正臺下那些世界各國的漢學專家、東方歷史學家，他們聽得懂，就行。
而且，包括巴羅夫教授在內，好多外國學者，也只是能聽懂“歲鼎”兩字是什麼意思，但並不代表他們“早就知道”。
因爲相關的成果，此前公佈出來也沒什麼歷史價值，所以傳播範圍並不是很廣，在外國也就沒什麼重要性。
顧玩見這一步又邁過去了，終於開始最後攻堅：“……在確認‘歲鼎’二字在金文時代、這種上下文語境，能夠代表‘木星居與中天’的天文星象後，我們結合天文軌跡年表，可以逆推算出如下結論……”
“……因此，武王伐紂，應當發生於公元前1046年。”
此言說出的瞬間，鎂光燈閃動的頻次達到了巔峰，國內媒體就等在這兒呢。
同時，外國學者也普遍開始提問。
再不質疑就沒有點能質疑了，來不及了。
主辦方維持秩序的人，依次把話筒遞給提問者。
“請問對木星星象的觀測數據，是如何逆推的？”
“木星星象的觀測結果，應該跟地理位置是相關的，不可能中國範圍內、相距數千公里的幾個點，同一時刻觀測到相同的木星星象。
而貴方的論證，藉助的逆推星象紀年，是來源於《國語》，那麼你們有論證過《國語》裡提到木星星象的那些片段，具體發生的地理位置是哪裡麼？《國語》應該也沒有記載吧！”
面對洶涌的提問，顧玩倒是很鎮定。
“木星星象的觀測結果，當然是可以按照地理位置的差角逆推計算的。《國語》中提到的這兩次木星星象，對應的觀測地理位置應該是……”
“武王伐紂當天的隨軍星象記載，應該是按照‘牧野之戰’發生地的觀測結果來記錄的。至於‘牧野’的具體位置，我們可以根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相關段落，判定位於荷蘭紐鄉……因此與《國語》中記載的‘歲鼎’的時間差換算關係，應該是這樣的……”
顧玩稀里嘩啦引經據典，巴羅夫教授已經有些懵逼了。
說實話，顧玩的表現，已經大大超出了巴羅夫教授的預料。他原本是打算更早就開始質疑的，只是前面顧玩表現得毫無破綻，讓他們無從下口。
到了最後，已經是不得不質疑了，他才動手。
事實上，巴羅夫教授自己作爲一個歷史系的專家，對於天文學是不太瞭解的。
他只是賭一把，覺得顧玩應該是個原子物理學家，就算稍微懂點歷史和考古，肯定也是臨陣磨槍惡補的。
那麼，直接質問你天文學方面的問題，你應該也不是很懂吧？
世上哪有那麼牛逼的通才。
可顧玩這架勢，怎麼看都不像是“僅僅只是一個原子物理學家”。
“……你，你說的這些，能算是權威的天文學推導麼？恕我直言，你只是一名原子控制研究所的工作人員，這些問題，應該由權威天文學家來解答！”
這些話，其實已經有些粗鄙沒品了。不過，道理倒是讓不少在座學者，都深以爲然。
大家只是基於政治正確，不好說出“唯職稱論”的錯誤言論，但骨子裡還是覺得野路子沒資格說話。
你特麼什麼都想解答，會不會太囂張了？
然而，顧玩僅僅用一句話就懟回去了：“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老話，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是否權威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道理對不對。
不過如果你們非要糾結也不是不可以——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熱門提名者，彭齊亞斯教授與皮德羅.威爾遜教授，他們算不算權威的天文學專家？
他們本人引用我關於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最新值的論文，不下三次。其他《自然》/《科學》上的天文學引用，我都懶得提了。如果你對於我回答天文學問題的權威性有質疑，可以稍後去了解一下。”
巴羅夫徹底傻眼了。
特麼的還讓不讓人活了！
跟原子物理學家辯論原子物理！
跟考古學家辯論考古！
再跟天文學家辯論天文！
你是通才還是神？
說好的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呢？
你這是聞道只有先、術業全部攻吧！
巴羅夫教授心如死灰的同時，還有幾個原先沒去扶桑參加過博多的亞太博覽會、沒有見識過顧玩厲害的送人頭學者，繼續前赴後繼。
顧玩當然是毫不客氣地把這些送人頭的全部收下。
半個小時之後，科技部派來的會議主持官員，宣佈研討會勝利結束。
然後工作人員安排大夥兒去自助餐。
顧玩也悄悄閃人，深藏功與名。
……
“小顧同志，你真是不簡單呀。”
會議結束後，回到後臺，立刻有一名中社科院的老院士，跑過來跟顧玩握手。
顧玩也認得對方，這位院士姓秦，剛纔也是上臺主講之一，人家是講歷史和文獻考據部分的。
秦院士握着顧玩的手，激動得語不成聲：“咱研究先秦歷史一輩子了，想的就是把咱中國的歷史精確紀年，從前841供核元年，再往前推推。沒想到，咱努力了一輩子，最後還是要靠你們搞自然科學的來幫忙。唉，我泱泱華夏，巍巍漢統，自當有3000年精確紀年！
歐洲信史紀年，原先無論是希羅多德還是塔西佗，引述的最早精確紀年，也不過是梭倫的筆記，能推到公元前900年左右。如今咱從前841年推到前1046，多了205年，可是終於全面超越了！”
希羅多德是古希臘的歷史學家，寫有《歷史》。地位跟中國的司馬遷差不多，都屬於在各自文明內，可以單詞成書的開山鼻祖。
在西方，只寫《History》，不寫什麼History，那就是特指希羅多德的史。
在東方，只寫一個《史》字，不寫是什麼史，那就是太史公的史。
至於塔西佗，只能算是古羅馬時代最偉大的歷史學家。
無論希羅多德還是塔西佗，他們在記載歐洲史的時候，最早引用的精確紀年素材，都是來源於古希臘大政治家、雅典史上第一位執政官梭倫的筆記。梭倫本人是公元前600多年的人，但他的精確筆記提到的史事，能比他出生還早兩三百年，大約到公元前900年。
歷史上，後來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等學者，引述“亞特蘭蒂斯”等傳說文明的存在，也都是參照了梭倫筆記。
而現在，顧玩這一手新發現，可就把中國史的精確紀年長度，反爆了歐洲史的精確紀年長度。
至於希羅多德和塔西佗記載的其他地區的史料，倒是有紀年更早的。
但那都是關於埃及人、巴比倫人（在伊拉克）和赫梯人（在土耳其）的歷史，而不是希臘等歐洲文明的歷史。
所以，經此一役，中國文明精確信史紀年，超越歐洲文明，至少超越80多年，已經沒有懸念。
不過，顧玩雖然建立了如此殊勳，他卻依然很謙退的樣子。
“秦院士，你不該感謝我，你應該感謝科學。不是真相站在了我們這邊，而是我們站在了真相這邊。
我是一名自然科學工作者，我的基本節操就是爲世界的本源和自然法則服務，而不是讓宇宙法則爲我服務，怎麼能貪天之功爲己有呢。
在宇宙的本源法則面前，我永遠只是一個小學生。”
秦院士聽了這番教誨，頓時覺得有些慚愧。
“是是是，是我着相了，還是小顧同志說得對——我們應該感謝科學，應該慶幸我們站在了科學這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