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民生
十年，對於歷史只是彈指一揮間，對於百姓卻是實實在在的3650天。十六大以來的十年，黨中央堅持民生優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爲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使人民生活明顯改善，人民羣衆享有的公共服務水平明顯提高，全體人民切實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高峽出平湖”
自宜昌而上，入峽行，約一百英里而達四川之低地，即地學家所謂紅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於江源一部分河流，兩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尋（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尋者。急流與灘石，沿流皆是。
改良此上游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其灘石應行爆開除去，於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漢口，上達重慶，可得而致。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便希望利用西方戰時的工業設備和科學技術發展中國實業。這一年，他在上海用英文撰寫了《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補助世界戰後整頓實業之方法》，意在引起國際實業界的響應。隨後，他又在上海創辦了《建設》雜誌。上文便出自孫中山在《建設》雜誌上發表的《實業計劃》之“改良現存水路及運河”一節中，這便是中國人最早的關於三峽工程的設想。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大力支持和關懷下，三峽工程開始了更大規模的勘測、規劃、設計與科研工作。自20世紀50年代至今，從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到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新一代中央領導人，無一不專程深入三峽視察。毛澤東更是在暢遊長江並乘興寫下《水調歌頭·游泳》，使“更立西江石壁，高峽出平湖”成爲人們對三峽工程的美好向往。
出於種種原因，修建三峽工程的計劃屢屢擱置，但新中國對三峽工程的論證和籌措卻從未停止。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綜合實力不斷增強，對重工業及高新技術的掌握能力也逐漸站在了世界前列，修建三峽工程的條件終於成熟了。1982年，鄧小平果斷表態：“看準了就要下決心，不要動搖。”
1992年4月3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七屆五次會議上，2633名與會代表對是否修建三峽大壩進行了投票表決。當天下午3時，隨着會場內傳來的陣陣掌聲，大會以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拉開了這座世界工程的序幕。
1994年12月14日，當今世界第一大的水電工程——三峽大壩工程正式動工。三峽大壩的壩址位於西陵峽中段的湖北省宜昌市境內的三鬥坪，距下游水利樞紐工程38公里。
三峽大壩工程包括主體建築物工程及導流工程兩部分，經國家正式批准的三峽工程初步設計靜態總概算爲954.6億元人民幣（按1993年5月末價格計算），其中樞紐工程500.9億元；113萬移民的安置費300.7億元；輸變電工程153億元。三峽工程建設資金來源採用多元化的方法籌集。包括：三峽工程建設基金、葛洲壩電廠發電收入、三峽電站施工期發電收入、國家政策性銀行貸款、商業銀行貸款、企業債券、國外出口信貸及商貸、股份化集資。
三峽工程分三個階段完成全部施工任務，自1993年到2009年共17年，到2009年工程全部完工。大壩爲混凝土重力壩，壩頂總長3035米，壩頂高程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總庫容393億立方米，其中防洪庫容量221.5億立方米，能夠抵禦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配有26臺發電機的兩個電站年均發電量849億度。航運能力將從現有的1000萬噸提高到5000萬噸，萬噸級船隊可直達重慶，同時運輸成本也將降低35%。
在三峽工程建設中，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親臨工地視察，對工程建設作了許多重要指示，並分別留下了題詞：
發揚艱苦奮鬥精神 建好宏偉三峽工程、向參加三峽工程的廣大建設者致敬。
——江澤民
中國人民有志氣，有能力，用現代方式建設好三峽工程、功在當代，利及千秋。
——李鵬
質量是三峽工程的生命，質量責任重於泰山、千年大計，國運所繫。
——朱鎔基
2006年5月，三峽大壩全線建成。從最初的設想、勘察、規劃、論證、開工直至最終建成，經歷了近百年。在這漫長的夢想、企盼、爭論、等待和拼搏相互交織的歲月裡，三峽工程載浮載沉，幾起幾落，最終成爲了中國實施跨世紀經濟發展戰略中的一個成功實踐。
三峽水利樞紐工程主要建築物由大壩、水電站、通航建築物三大部分組成，是治理開發長江的關鍵工程，也是迄今爲止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它是新時期中國在經濟、科技、工業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集中展示，在建設過程中就已經創造了多項世界紀錄，主要有：
1.三峽水庫總庫容393億立方米，防洪庫容221.5億立方米，水庫調洪可消減洪峰流量達每秒2.7萬～3.3萬立方米，能有效控制長江上游洪水，保護長江中下游荊江地區1500萬人口、2300萬畝土地，是世界上防洪效益最爲顯著的水利工程。
2.三峽水電站總裝機1820萬千瓦，年平均發電量846.8億千瓦時，是世界上最大的電站。
3.三峽大壩壩軸線全長2309.47米，泄流壩段長483米，水電站機組70萬千瓦×26臺，雙線5級船閘＋升船機，無論單項、總體都是世界上建築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4.三峽工程主體建築物土石方挖填量約1.34億立方米，混凝土澆築量2794萬立方米，鋼筋制安46.30萬噸，金結制安25.65萬噸，是世界上工程量最大的水利工程。
5.三峽工程2000年混凝土澆築量爲548.17萬立方米，月澆築量最高達55萬立方米，創造了混凝土澆築的世界記錄，是世界上施工難度最大的水利工程。
6.三峽工程截流流量9010立方米/秒，施工導流最大洪峰流量79000立方米/秒，是施工期流量最大的水利工程。
7.三峽工程泄洪閘最大泄洪能力10.25萬立方米/秒，是世界上泄洪能力最大的泄洪閘。
8.三峽工程的雙線5級、總水頭113米的船閘，是世界上級數最多、總水頭最高的內河船閘。
9.三峽工程升船機的有效尺寸爲120×18×3.5米，最大升程113米，船箱帶水重量達11800噸，過船噸位3000噸，是世界上規模最大、難度最高的升船機。
10.三峽工程水庫動態移民達113萬人，是世界上水庫移民最多、工作也最爲艱鉅的移民建設工程。
“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這是毛澤東1956年三次暢遊長江之後寫下的氣勢磅礴、豪情滿懷的光輝詩篇。如今，偉人當年的暢想終於在三峽建設者的手中化作了美好的現實。
“天路”——青藏鐵路
這是一片遙遠、神秘、聖潔的土地——南有喜馬拉雅山，北有崑崙山，東面是崇山深壑的橫斷山脈，作爲世界上最大、最高、最年輕的高原，青藏高原海拔大多超過3500米。冰峰雪山、戈壁荒漠、常年凍土、高寒缺氧，使得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成爲令人膽寒的“天路”。
1300多年前，年輕的文成公主帶着一尊釋迦牟尼佛像和大量的種子、農具、織物以及詩文、醫藥等書籍，從今天的西安到拉薩，走了近三年。
100年前，一名貴族將一輛汽車拆成了零件，用駱駝運進了拉薩，這便是拉薩的第一輛汽車。在此後的半個世紀裡，這輛汽車從來沒有開出過拉薩，因爲沒有路。
50多年前，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曾動用4萬多頭駱駝組成大型馱隊向西藏運輸物資，平均每行進1公里，就要消耗掉12匹“沙漠之舟”。
興建進藏鐵路，把西藏地區與其他兄弟地區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是高原人民的期盼，也是全國人民的心願。
江澤民曾指出，“修建進藏鐵路，從政治、軍事上看是十分必要的，從發展旅遊、促進西藏地區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看也是非常有利的”。他說，“無論從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國防安全，還是從促進民族團結，更有力地打擊達賴集團的民族分裂主義活動考慮，我們都應該下決心儘快開工修建進藏鐵路”。
其實，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共和國的決策者們就已經開始了對進藏鐵路建設的研究。1955年，鐵道部和鐵道兵相關部門開展了進藏鐵路勘測設計工作。得知修築進藏鐵路的最大困難是凍土、缺氧和經濟能力三個問題時，毛澤東說，我們目前修進藏鐵路是有一些困難，但有困難不等於永遠不修。50年代不行，60年代差不多吧？我想再遲也不能超過70年代，大家要有一個規劃。
1973年，毛澤東在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時說：“青藏鐵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覺。”他堅定地說，青藏鐵路要修，要修到拉薩去，要修到中尼邊境去。毛澤東的話像是一聲號角，1974年3月，鐵道兵第七師、第十師6.2萬名指戰員走上高原，展開了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段建設大會戰。與此同時，勘測設計大軍在1000多公里的格爾木至拉薩段，展開勘測設計大會戰。經過5年艱苦奮戰，1979年青藏鐵路西寧至格爾木段鋪通，並於1984年正式投入運營。
光陰荏苒，轉眼已是世紀之交。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飛速發展，修築青藏鐵路格爾木至拉薩段的條件已經成熟。2001年6月29日，盼望已久的青藏鐵路在格爾木和拉薩同時開工。消息傳出，世界震驚。
這是人類鐵路建設史上亙古未有的穿越：從格爾木到拉薩，1142公里的鐵路線，經過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達960公里，穿越連續多年凍土區500公里，所經地區大部分屬於生命禁區和無人區。
這是對一系列極限的一次英勇衝擊：建設者們既面臨生命禁區的生存極限、高海拔和多年凍土這個鐵路建設難度的極限，又面臨高原環境保護的極限。多年凍土、高寒缺氧和生態脆弱三大世界性難題，挑戰着建設者的身體、智慧和心理的極限。
在青藏鐵路建設過程中，以胡錦濤同志爲總書記的黨中央，始終心繫高原，牽掛着青藏鐵路建設大軍。胡錦濤多次就科技創新、環境保護、職工生活等問題作出重要指示。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羅乾等中央領導同志也十分關心工程進展，有的領導同志專程前往拉薩出席開工和鋪通典禮，有的還前往施工現場，代表黨中央、國務院看望、慰問奮戰在雪域高原的工程建設者。
在黨和國家的關注下，青藏鐵路的建設工地成爲了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大課堂。建設者們發揚偉大的青藏鐵路精神，頑強拼搏，開拓進取，無私奉獻，挑戰極限，創造出一個個讓世界驚歎的奇蹟。《人民日報》曾就青藏鐵路的修建發表評論說：
這是一條以人爲本之路——
堅持先生存、再生產，對所有參建人員進行嚴格體檢，在低海拔地區“習服”適應後逐步“階梯式”升高，嚴格限制作業時間和勞動強度，免費發放防寒用品和抗缺氧藥物；鐵路沿線建立144個三級醫療機構，職工生病半個小時內可以得到有效治療；農民工實行與職工統一的飲食標準、居住條件和醫療待遇，並規定了最低工資標準；沿線建立17座製氧站、配置25個高壓氧艙，職工每人每天平均強制性吸氧不低於2小時……數十萬人次的築路大軍，在高寒缺氧環境中艱苦鏖戰5年，無一例因高原病死亡。
這是一條自主創新之路——
在青藏高原多年凍土區修建鐵路，是前無古人的探索性工程。青藏鐵路的建設者們，在茫茫戈壁和荒漠上寫下了自主創新的壯美詩篇。整個工程先後安排大量資金用於凍土研究，組織衆多專家對崑崙山、北麓河、沱沱河、清水河等凍土工程實驗段展開科研攻關，取得了重大進展。如今的青藏鐵路，已經成爲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凍土研究基地。大量新設備、新材料、新技術和新工藝的使用，進一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投入數千萬元，圍繞施工難點，確立近80個科研課題進行攻關，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創造了多項世界鐵路之最，填補了國內多項技術空白……
這是一條生態保護之路——
湛湛藍的天空，清澈的湖水，珍稀的野生動物——青藏高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牽動着建設者們的心。保護好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態環境，成爲每個人的自覺行動：在全國工程建設中首次引進環保監理，首次與地方環保部門簽訂環境保護責任書，首次爲野生動物開闢遷徙通道，在4500米以上高海拔地段成功地開展了大面積草皮移植和種草試驗，爲產仔的藏羚羊停工讓路……整個青藏鐵路建設中，僅環境保護的投入就達15.4億元，佔工程總投資的4.6%。青藏鐵路沿線的凍土、植被、溼地、自然景觀、江河水質和野生動物遷徙條件都得到了有效保護。
2005年10月12日，在“神舟六號”載人飛船發射成功當天，中國的“鋼鐵天路”——青藏鐵路格爾木至拉薩段的最後一排鐵軌，穩穩地落在與布達拉宮相望的拉薩火車站，青藏鐵路至此全線鋪通。
2006年7月1日上午10時，青藏鐵路通車慶祝大會在格爾木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來到慶祝大會會場並發表重要講話。胡錦濤說：
……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是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的重要體現。這一事實再一次充分說明，只要我們緊緊抓住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我們就一定能夠不斷奪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勝利。
……
必須加快科技進步和創新，大力提高我國的自主創新能力。青藏鐵路建設面臨多年凍土、高寒缺氧、生態脆弱三大世界性工程難題。解決這些難題，世界上沒有現在現成的經驗。廣大科技工作者和全體建設人員在充分借鑑世界鐵路先進技術的同時，發揚自力更生精神，大力推進科技創新，開展大量科學試驗，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爲進行多年凍土施工、發展高原醫學事業、保護生態環境積累了寶貴經驗。
這一事實再一次充分說明，中華民族是富有創造精神的民族，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科技實力、攀登世界科技高峰，我們就一定能夠爲世界科技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無可否認，青藏鐵路的建成通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向歷史交出的答卷，更是中國共產黨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帶領人民完成的成功跨越！從此，高路入雲端，天塹變通途！
告別“皇糧國稅”
2006年2月22日，國家郵政局公開發行了一張面值80分的紀念郵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農業稅》，以慶祝從2006年1月1日起廢止《農業稅條例》。這張郵票的發行意味着在中國沿襲2000年之久的這項傳統稅收的正式終結。
農業稅是國家對一切從事農業生產、有農業收入的單位和個人徵收的一種稅，俗稱“公糧”。它的起源很早，中國過去稱田賦，西方國家稱地租稅或土地稅。據史料記載，農業稅始於春秋時期魯國的“初稅畝”，到漢初形成制度。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十六次會議於1958年6月3日頒佈了農業稅條例，並實施至今。這一古老的稅種，已延續了2600年。
儘管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兩稅法”、“一條鞭法”、“攤丁入畝”等改革，以擴大納稅面，讓有地產、有錢財的人多納稅，但由於吏治腐敗，負擔最終轉嫁到農民頭上。即使是屢被提起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也只是短暫的輕徭薄賦，歷代封建統治者始終未能跳出農民負擔越減越重的“黃宗羲定律”。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業稅收一直是國家統治的基礎，國庫收入主要來自農業稅收。從現代意義來看，農業稅一直被農民稱爲“皇糧國稅”，儘管農民負擔問題一直困擾中國，但農民一直認爲納稅是一種義務，甚至是天經地義的，對農業稅未有對抗心理。但是，由於
農業徵稅、繳稅成本太大，這種成本有時候甚至超過了稅收本身。以農業稅爲載體，派生出從農民、農村、農業攝取剩餘的稅費的品種多得令人眼花繚亂，這本身就對中國農民形成了極不公平的稅收負擔。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農業和農村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農業處於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關鍵時期。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繼續擴大，農業仍然是國民經濟中最薄弱的環節，農村發展處在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
2004年至2012年，黨中央、國務院連續發佈9箇中央一號文件，分別就農民增收、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新農村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穩定發展、統籌城鄉發展、水利建設、農業科技發展進行政策安排，促進了糧食產量“八連增”，農民增收“八連快”，農村經濟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迅速發展。這其中，最有歷史意義的當數農業補貼制度和全面取消農業稅。
2000年，國家從安徽開始試點並逐步擴大範圍，到2003年在中國大陸全境鋪開，推行農村稅費改革。取消鄉統籌、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向農民徵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義務工；調整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徵收使用辦法。2001年至2004年，全國減免農業稅234億元，免徵除菸葉外的農業特產稅68億元，覈定農業稅災歉減免160億元。
從2004年開始，改革進入深化階段。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清理化解鄉村不良債務；取消牧業稅和除菸葉外的農業特產稅；實行取消農業稅試點並逐步擴大試點範圍，對種糧農戶實行直接補貼、對糧食主產區的農戶實行良種補貼和對購買大型農機具戶的農戶給予補貼；推進鄉鎮機構改革、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體制改革。吉林、黑龍江8個省份全部或部分免徵了農業稅，河北等11個糧食主產區降低農業稅稅率三個百分點，其他地方降低農業稅稅率一個百分點。
同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農村稅費改革會議上指出：
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關鍵是積極穩妥地推進配套改革。要改革鄉鎮機構，精簡人員，進一步轉變鄉鎮政府職能。改革農村教育體制，有效配置教育資源，提高農村教育質量。改革縣鄉財政體制，規範財政轉移支付，增加對農村社會事業的投入。建立健全減輕農民負擔的監管機制，規範經營性服務收費，規範農村中小學教育收費，規範“一事一議”籌資籌勞，防止減免農業稅後農民負擔又從其他“口子”冒出來。通過改革，確保基層組織有效運轉，確保農村義務教育等事業健康發展，確保農民負擔不反彈。
深化農村稅費改革是我國農村一次重大的制度創新和社會變革，涉及農村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各地區、各部門要充分認識這項改革的重大意義和艱鉅性、複雜性、長期性，切實加強組織領導。要積極穩妥，分步實施，有條不紊地推進改革；要統籌兼顧，配套推進，注重制度創新和完善機制；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有針對性地分層次搞好試點工作；要正確處理農村稅費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關係，充分調動廣大農民和基層幹部的積極性，確保稅費改革順利進行。
在黨中央的部署下，2005年，全國有28個省份全面免徵了農業稅，河北、山東、雲南也按中央要求將農業稅稅率降到2%以下。
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從2006年1月1日起廢止自1958年6月起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取消除菸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全部免徵牧業稅。延續了2600年的按地畝向農民徵稅的制度從此退出歷史舞臺，9億農民永遠告別種田繳納“皇糧國稅”的歷史。
全面取消農業稅，是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舉措，是得民心、順民意的重大德政，體現了黨中央對廣大農民的關愛、對農村繁榮的關心、對農業發展的關注。取消農業稅後，每年減輕農民負擔超過1335億元。在中國總體上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取消農業稅對破解“三農”難題、根本上改變二元經濟結構的“瓶頸”制約意義重大。它是中央“少取、多予、放活”方針的集中體現，是中央實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戰略的重大突破。
中共中央、國務院連續出臺的一系列強農惠農的新舉措，促進了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糧食生產取得歷史罕見的“八連增”，農民收入實現了歷史上首次“八連快”。據統計，2004～201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每年的增幅超過6%，年均遞增8.6%；糧食產量由2003年的8614億斤，增長到到2011年的11，424億斤，增長2810億斤，8年總增幅爲32.6%，2007～2011年連續五年糧食產量超過1萬億斤。
免除學雜費
教育是民族振興、社會進步的基石，是提高國民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根本途徑。
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卻承載着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中國人口多，底子薄，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特別是貧困地區多，人口居住分散，辦學條件極差。但是中國卻創造了“窮國辦大教育”的歷史性奇蹟，這奇蹟的實現正是依賴於義務教育的全面實施。
義務教育起源於德國。宗教領袖馬丁·路德是最早提出義務教育概念的人。改革勝利後，爲使人們都有學習《聖經》的能力，路德頒佈了義務教育法。1619年，德國魏瑪公佈的學校法令規定：父母應送其6至12歲的子女入學，這是最早的義務教育。在1763年到1819年，德國基本完善了義務教育法規。工業革命後，義務教育發揮着使人們掌握工業知識的任務，義務教育的時間也由最早的3個月至6個月，發展到6年，直至現在世界各國普遍採用的9年。
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有關統計資料，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近60個國家實施義務教育法。各國實施義務教育的年限長短，大體是由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決定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及以後正式頒行的國家憲法中，都明確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義務教育，即依法律規定適齡兒童和青少年都必須接受，國家、社會、家庭必須予以保證的國民教育，爲現代生產發展和現代生活所必需，是現代文明的一個標誌。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要求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該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狀況，確定推行義務教育的步驟。該法於同年7月1日起施行。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重要的一項教育法，標誌着中國已確立了義務教育制度。
義務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的核心，是發展基礎教育所必不可少的措施，對於促進經濟社會和城鄉協調發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體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義務教育是國家對適齡兒童和青少年實施的一定年限的學校教育，它具有強制性、公益性、統一性等特點：
強制性又叫義務性。讓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是學校、家長和社會的義務。誰違反這個義務，誰就要受到法律的規範。家長不送學生上學，家長要承擔責任；學校不接受適齡兒童、少年上學，學校要承擔責任；學校不提供相應的條件，也要受到法律的規範。如修訂的義務教育第七條規定，義務教育實行國務院領導，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規劃實施，縣級人民政府爲主管理的體制。
公益性就是明確規定“不收學費、雜費”。公益性和免費性是聯繫在一起的，對農村而言，從今年到明年要全部免除學費、雜費，但是對城市而言，這還需要一個過程。實際上，要免除義務教育階段的雜費，就涉及到很大的財政問題，如修訂的義務教育第二條規定，國家實行九年義務教育制度。義務教育是國家統一實施的所有適齡兒童、少年必須接受的教育，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業。實施義務教育，不收學費、雜費。國家建立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保證義務教育制度實施。
統一性是貫穿始終的一個理念。在新教育法中，從始至終強調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統一的義務教育，這個統一包括要制定統一的義務教育階段教科書設置標準、教學標準、經費標準、建設標準、學生公用經費的標準等等。這些與統一相關的內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到法律的修改中來。如修訂的義務教育第四條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適齡兒童、少年，不分性別、民族、種族、家庭財產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並履行接受義務教育的義務。
但是，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的義務教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並未做到真正的“公益性”，例如耳熟能詳的學雜費。
學雜費指學費，以及學校其他的一些管理費用。由財務管理部門統一收取並打印票據。雜費包括選課費、教材費、課本資料費、住宿費、水電費、服裝費等各項代收費，以及證件工本費、重修費、補考費、學籍異動費、畢業電子註冊費等。
學費、雜費是否有本質的區別，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中國《義務教育法》似乎是把學費和雜費區分開來的。如《義務教育法》第十條規定：“國家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免收學費。”《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第十七條則規定：“實施義務教育的學校可收取雜費。”“學費”與“雜費”如果無本質區別，這兩個法律規定則存在自相矛盾的可能。實踐證明，雜費的收取成爲義務教育管理中最無章可循、最不規範的收費行爲，成爲濫收費、亂收費的主要領域，極大地損害了義務教育的社會形象。但是，在國家投入不足的情況下，雜費卻支撐着廣大中小學的運轉，特別在農村中小學，雜費已成爲它們主要或唯一的公用經費來源。
據有關部門的統計，1997年因家境貧困繳不起學雜費而失學的，約佔輟學總數的30%。這就是說，在當年5000萬失學學生中，有1500萬是因爲經濟原因放下書包的。由於經濟原因而輟學的比例還在上升，特別是初中階段。據統計，1997～1999年湖南省輟學的7290名初中學生中因經濟原因而輟學的達58.16%。
十六大以來，黨和政府把教育問題，特別是農村教育問題擺在了“重中之重”的戰略地位，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加強和發展農村教育、義務教育。
正如胡錦濤在第四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所說的那樣：“教育是國計，也是民生；教育是今天，更是明天。”同時，他在中共十七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也進一步強調要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育人爲本、德育爲先，實施素質教育，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爲此，國家加快了義務教育免費的進程。
2005年，國家首先在592個重點貧困縣實施學雜費免除試點。2006年，試點擴大至西部農村和部分中部農村地區。2007年，國家開始對農村義務教育1.5億學生全部免除學雜費和免費提供教科書，對其中780萬貧困寄宿生提供生活補助。農民的教育負擔得到切實的減輕，平均每年每個小學生家庭減負140元，初中生減負180元。廣大農民羣衆高興地說：“種田不納稅，上學不繳費，農民得實惠，和諧好社會。”2008年，國家全面免除全國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兩免一補”政策加快了普及農村免費義務教育的步伐，普及義務教育取得跨越式發展，成爲中國教育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2006年，國家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新義務教育法的誕生，標誌着中國義務教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它是對中國依法普及義務教育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系列指導和保障義務教育事業發展的制度與準則。在很多方面有創新、有突破，爲中國義務教育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十七大後，國家再度加大對全國義務教育的財政投入，相繼建立了完備的教育保障基礎。隨後，國家大手筆啓動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從2011年秋季學期起，在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開展試點，按照學生每天3元的標準爲學生提供營養膳食補助，試點覆蓋680個縣，惠及約2600萬學生。到2011年，中國初步建立起了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較爲完整的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體系，基本實現了“不讓一個孩子因家庭經濟困難失去學習機會”的承諾。
隨着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知識越來越成爲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人力資源越來越成爲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資源，科技、教育、人才競爭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當今世界的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民族素質競爭。教育對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發展科學技術、培養人才具有基礎性作用。
教育對於中國的重要性，恰如胡錦濤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所言：“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全黨全國要積極行動起來，堅持育人爲本，以改革創新爲動力，以促進公平爲重點，以提高質量爲核心，推動教育事業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科學發展，加快從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從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邁進，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老有所養，病有所醫”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這是孟子見梁惠王時所說的一段話，講的是自有人類社會以來，歷代執政者必須重視的問題：社會保障。即，要做到老有所養，幼有所教，老百姓的溫飽問題得到解決。
兩千三百多年前，中國處於生產力低下、戰爭頻繁的戰國時期，孟子提到的包括養老在內的社會保障，是低水平的。比如五十歲的人能穿絲帛衣服，七十歲的人能吃上肉，頭髮已白的老人不需要挑着擔子跋涉在道路上。但就是這樣的低水平，對孟子而言，也只是一個夢。農耕社會大部分人生活在農村，科技欠發達，商品交流不頻繁，有限的土地難以承載過多的人口，再加上專制社會政治清明時期總是十分短暫，政府對居民的養老保障，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法定義務，養兒防老是不得已的選擇。可以說，孟子的夢，在過去的兩千多年難以實現，是歷史的侷限使然。
新中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綜合國力大幅度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也有相當的改善。但這其中不和諧的是，一方面政府財政收入年年增長，用於官員階層的“三公”支出佔相當大的比例，另一方面還有相當多的人“老無所養”。這些人“老無所養”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爲這個社會缺少足夠的財富，也有財富的分配方式欠公平的因素。
20世紀末，中國出臺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對低保對象的確立、申辦程序、申請條件、資金來源、辦理流程、退出機制等作出了詳細的規定，中國城市低保制度由此正式確立。中共十六大以後，城市低保制度建設步伐顯著加快，各地都制訂了相關的低保政策和法規。到2003年，城市低保制度在全國基本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覆蓋2200多萬人，共支出低保資金150餘億元，且基本上做到了應保盡保。不僅如此，中國的城市低保制度還進入更加完善的轉型期，實現了一系列的轉變：從生活救助向綜合救助的轉變，從平均主義救助向分類救助的轉變，從普遍型救助向選擇型救助的轉變，從維持型救助向發展型救助的轉變，從不太規範的救助向比較規範的救助的轉變。
城市低保制度建立後，全國各地還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物價上漲幅度等因素，對低保標準進行適時的調整，以確保低保戶的基本生活保障不因物價因素而受到大的影響。例如徐州市自從1997年建立城市低保制度後，到2010年，連續10次提高保障標準，從最初的283元提高到320元。從2010年7月1日起，徐州市又將納入低保的殘疾人、
單身人員和70歲以上的老年人保障標準，由每人每月340元相應提高到384元，納入低保的困難企業軍轉幹部本人的保障標準由每人每月425元提高到480元。
據民政部的統計，到2011年底，中國共有城市低保對象1145.7萬戶、2276.8萬人。全年各級財政共支出城市低保資金659.9億元，比上年增長25.8％，其中中央財政補助資金502.0億元，佔總支出的76.1％。2011年全國城市低保平均標準爲每人每月287.6元，比上年增長14.5%；全國城市低保月人均補助水平240.3元（含一次**補貼），比上年提高27.1％。在城市“三無”救濟方面，2011年城市“三無”救濟19.3萬人，比上年增長30.9%。
在此基礎上，2007年7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通知指出：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是解決農村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重要舉措，也是建立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
2007年底，全國農村低保制度基本建立，中國農村低保事業邁出關鍵性步伐。到2011年底，中國有農村低保對象2672.8萬戶、5305.7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91.7萬人，增長了1.8%。全年各級財政共支出農村低保資金667.7億元，比上年增長50.0%，其中中央補助資金502.6億元，佔總支出的75.3%。2011年全國農村低保平均標準爲每人每月143.2元，比上年提高26.2元，增長22.4%；全國農村低保月人均補助水平106.1元（含一次**補貼），比上年提高43.4％。
中國的城鄉低保制度從無到有，從重點救助到全面覆蓋，從形式單一到綜合救助，基本上實現了應保盡保，有力地保障了中國城鄉困難羣衆和弱勢羣體的基本生存需要，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起到了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
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健康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這就使社會醫療保障制度開始面臨考驗。醫療保障制度是涉及人羣最廣、運行機制最複雜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因此，以它爲核心的醫療改革，至今仍然是很多國家面臨的“世界級難題”。
中國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主要針對的是傳統醫療保障制度社會化程度嚴重不足、國家財政和企業負擔過重的弊端，採取漸進改革的方式，先行試點，取得經驗後再逐步推開，不斷擴大覆蓋面，以確保改革順利、平穩進行，最小化地影響人民羣衆看病就醫問題。
進入新世紀後，國務院提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改革與醫療衛生體制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同步進行，此項決策被稱爲“三項改革”並舉，從而使相互聯繫、彼此制約的醫改主要內容整體推進，彌補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中可能存在的疏漏。2002年，除西藏外，全國所有地級統籌地區全部啓動此項改革，參保人數共計9400萬。2003年4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辦公廳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做好擴大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範圍工作的通知》，要求進一步擴大醫療保險覆蓋面。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企業的積極努力下，2003年參保人數突破1億。
此後，連續幾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下達了關於城鎮靈活就業人員、混合所有制企業和非公所有制經濟組織從業人員、農民工等人員參加醫療保險的意見，使那些最容易被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忽略的人羣，及時納入到醫療保障制度中來，保障他們應得的權益，也使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覆蓋面逐步擴展到所有應覆蓋的人羣。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從2003年6月起開始試點，首批全國確定了304個試點縣，覆蓋農村人口9300餘萬人。爲推動試點工作順利進行，國務院召開了全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會議。會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就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做出指示。胡錦濤指出：“這是一件爲民、便民、利民的大好事。望加強領導，完善試點，因地制宜，循序漸進，改善服務，造福農民。”
此後，試點地區逐年增加，2004年全國試點縣、市增加到333個，2005年做到每個地（市）至少有一個試點縣，全國試點縣達到641個，覆蓋人數達2.25億人，實際參加農民1.63億萬人，參合率達到72.6%。2007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進入了全面推廣階段。到年底，全國2448個縣（市、區）已基本建立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覆蓋7.3億農民，參合率達85.9%。2008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比原初設計提前兩年實現了全覆蓋。同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工作於2007年啓動；2008年擴大試點，到11月，全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人數過億；2009年試點城市達到80%以上；2010年在全國全面推開，逐步覆蓋了全體城鎮非從業居民。
截至2011年9月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了95%以上的城鄉居民，參保人數增加到12.95億人。爲此，英國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刊文稱，中國全民基本醫保制度是“地球上覆蓋面最廣的醫保項目”，“世界上沒有其他哪個國家能夠在5至6年裡達到這種成就”。
爲了生命的質量
塑料袋，可以說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易耗品，每人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塑料購物袋。但是，塑料袋在爲每個人提供便利的同時，也由於過量使用及回收處理不到位等原因，造成了嚴重的能源、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特別是超薄塑料袋容易破損，大多被隨意丟棄，成爲“白色污染”的主要來源。
無論是城市、鄉村，還是旅遊區、江河中、公路和鐵路兩側，人們總是能或多或少地看到廢棄塑料垃圾的視覺污染。這些廢塑料散落在地面上，或隨風掛在樹枝上飄揚、或漂浮在水面，污染環境、傳播疾病。除此之外，由於塑料結構穩定，不易被天然微生物菌破壞，在自然環境中長期不分離。這就意味着廢塑料垃圾如不加以回收，將在環境中變成污染物永久存在並不斷累積。廢棄塑料垃圾在環境中的危害有以下幾個方面：
影響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廢塑料製品混在土壤中不斷累積，會影響農作物吸收養分和水分，導致農作物減產；漂浮在長江中的塑料製品給水源取用帶來很大困難，造成泵抽空和堵塞，給工業生產和水電站造成巨大損失。如葛洲壩水電站，每天因清理漂浮的塑料垃圾，停機損失發電20萬千瓦/時。如繼續讓塑料垃圾污染水體，那對發電造成的損失，將不堪設想。
對動物生存構成威脅。拋棄在陸地上或水體中的廢塑料製品，被動物當作食物吞入，導致動物死亡。在動物園、牧區、農村、海洋中，此類情況已屢見不鮮。
廢塑料隨垃圾填埋不僅會佔用大量土地，而且被佔用的土地長期得不到恢復，影響土地的可持續利用。進入生活垃圾中的廢塑料製品很難回收利用，如果將其填埋，200年的時間不降解，會導致大片土地被長期佔用，加劇了土地資源的壓力。不僅我們這代要被垃圾包圍、也會使子孫後代失去生存的空間。
影響了垃圾的綜合利用。混有塑料的生活垃圾不適用於堆肥，要從垃圾中分揀出來廢塑料，這樣又增加了堆肥成本。污染了的廢塑料因無法保證質量，其利用價值也很低。
隨意丟棄的塑料垃圾增加了環境衛生部門的工作強度和壓力，塑料垃圾還很易攜帶細菌、傳播疾病等。
爲了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從源頭上採取有力措施，督促企業生產耐用、易於回收的塑料購物袋，引導、鼓勵羣衆合理使用塑料購物袋，促進資源綜合利用，保護生態環境，進一步推進節能減排工作，中國國務院辦公廳於2007年12月31日發佈了《關於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該通知被羣衆稱爲“限塑令”。
《通知》規定：禁止生產、銷售、使用超薄塑料購物袋；實行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制度；加強對限產限售限用塑料購物袋的監督檢查；提高廢塑料的回收利用水平；大力營造限產限售限用塑料購物袋的良好氛圍；強化地方人民政府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責任。
事實上，對超薄塑料袋的限制，中國早在1999年就開始了，有北京、天津、江蘇、遼寧等十多個省市陸續“試水”。與此同時，一些地方大型超市、商家也自行推出塑料袋有償使用的規定。在有“香格里拉”之稱的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從2001年起禁用塑料購物袋，成爲中國大陸第一個禁用塑料購物袋的地區。
在2008年奧運會期間，爲彰顯綠色奧運，北京市在奧運村中使用800多萬個綠色生物可降解塑料袋，包括40萬個黑色垃圾桶塑料袋、750萬個放在運動員房間內的白色塑料袋和20萬個醫用黃色塑料袋，都是使用可降解材料製成的。
但是，“限塑令”效果的呈現，顯然需要一個過程，也存在執法上的多種難處。但要真正讓“限塑令”落到實處，政府相關部門必須採取剛性的監管措施。一是要對購物袋的材質嚴格把關，一定要使用環保的、可循環利用的材料；二是對於目前因現實條件還無法完全以環保材質替代的地區，在儘量減少塑料袋使用的前提下，嚴格定價標準，定期或不定期地對各種經營機構進行抽查，完善相關獎懲機制，不可使“限塑令”淪爲一紙空文。
正如商務部商業改革司副司長門曉偉所說，塑料購物袋有償使用是一場消費革命，目的是爲了減少塑料袋的使用，鼓勵使用竹籃子、布袋子等替代品，節約能源和資源，保護環境。限制塑料購物袋生產、銷售和使用，不可避免地會給消費者帶來一定的不便，但爲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爲了造福子孫後代，作出一點犧牲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
與塑料袋所造成的可視“白色污染”相比，吸菸的危害則可以稱作是“無形殺手”。“飯後一根菸，賽似活神仙”，殊不知這句“老菸民”們口口相傳的“秘訣”，傷害了多少人的健康。
幾個世紀以來，人類在“煙文化”的薰陶下，伴隨着現代文明的發展，“煙”似乎成爲具有男人魅力的象徵之一。現代人類隨着工業文明的推動，物質文明在極大豐富的前提下，壓力也越來越大，許多女性對“吸菸”也趨之若鶩，人們彷彿在“煙氣”中尋找到了一絲解脫，當他們意識到其實“煙”的危害非常大的同時，也知道它正一步步的吞噬着我們的健康，但卻永遠擺脫不了它的誘惑。
如今，大量研究已經證明，吸菸者肺癌的發病率比普通人高20～25倍，且與吸菸的量和吸菸時間的長短正相關。香菸燃燒的煙霧中含有的化學物質超過上千種，其中已經確定的致癌物質有4-苯並芘、尼古丁、焦油等。此外，放射性元素釙-210、碳-14及砷、鎳等也都有致癌作用。通過降低焦油含量或加用過濾嘴使菸草中致癌成分發生改變，則肺癌的組織學類型也能發生改變，更證明吸菸與肺癌的發生密切相關。當尼古丁被吸入人體內後，會對心臟與血管等組織產生不良作用，使交感神經因異常興奮，而引起血管收縮，心臟不得不加快作用，於是血壓也就升高。有學者做過這樣的報告，只抽一兩根香菸，就會使血壓的指數發生變化，那麼要是一年中抽上好幾十包，這樣幾十年累積下來，必定會產生不良影響。
同時，研究還表明，每點燃一支香菸，將釋放4000種有毒有害物質，其中部分毒害成分將殘存於廢棄菸頭中，包括氨、醋酸、釙-210（Po-210）、醋酸纖維素以及塑料材料。儘管單個菸頭中的有害成分含量不高，但由於廢棄菸頭總量龐大，其對環境的危害不容忽視。此外，小小的菸頭往往會成爲森林火災的罪魁禍首。菸頭雖小，威力甚大。隨意的一扔，有可能就是幾億的損失和無法挽回的環境代價。
正因爲吸菸有着諸多危害，截至2006年10月，世界上已經有154個國家和地區頒佈了公共場所禁止吸菸的規定。其中愛爾蘭是世界上第一個立法規定無煙工作場所的國家。加拿大和美國也通過省或者州級立法措施實現無煙化。中國香港自2007年1月1日起，絕大部分工作場所和公衆場所的室內區域實施禁菸。
中國是世界知名的“菸草大王”，吸菸人數更是高居世界首位。2007年5月29日，衛生部發布了《2007年中國控制吸菸報告》，報告指出：
我國有5.4億人遭受被動吸菸之害，其中15歲以下兒童有1.8億，每年死於被動吸菸的人數超過10萬，而被動吸菸危害的知曉率卻只有35%。二手菸既包括吸菸者吐出來的主流煙霧，也包括從紙菸、雪茄或菸斗中直接冒出來的側流煙。二手菸中包含4000多種物質，其中包括40多種與癌症有關的有毒物質。在二手菸中，許多化合物在側流煙中的釋放率往往高於主流煙。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表明，吸菸對人類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主要導致哮喘、肺炎、肺癌、高血壓、心臟病和生殖發育等。其中，二手菸對被動吸菸者的危害一點也不比主動吸菸者輕，特別是對少年兒童的危害尤其嚴重。調查顯示，在我國，被動吸菸的主要受害者是婦女和兒童，儘管她們自己並不吸菸，但經常在家庭、公共場所遭受他人的二手菸。除此之外，職場、會場等，也經常會成爲二手菸氾濫的場所。身處這種場所的人，雖然沒有直接吸食香菸，可是若將二手菸吸入體內，仍能對身體造成危害，甚至比直接吸菸者受到的危害還要大。
爲了保障人民身體健康，提倡社會公德，減少吸菸造成的危害，北京市在2008年3月24日召開的人民政府第2次常務會議上審議通過了《北京市公共場所禁止吸菸範圍若干規定》，決定於當年5月1日起，率先實行公共場所禁菸。
在這份《規定》中，詳細劃分了十大公共場所的禁菸範圍：
（一）醫療機構的室內區域；
（二）託兒所、幼兒園；
（三）中、小學校，中等職業學校；
（四）高等學校和其他教育、培訓機構的教學區域；
（五）影劇院、音樂廳、展覽館、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科技館、檔案館、少年宮、紀念館等科教、文化、藝術場所；
（六）商業、金融業、郵政業和電信業的營業廳；
（七）公共汽車、出租車、軌道交通等公共交通工具內及其售票廳、室內站臺；
（八）對社會開放的文物保護單位；
（九）體育館、健身館；
（十）健身場，體育場的比賽區和座席區。
但是，“禁菸令”真正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早在2008年1月份，人民網曾就“北京禁菸範圍將擴大”爲題，發起了網絡調查，初期結果擁護者過半。不過，時隔幾月再次查看這個調查結果，卻發現有57.2%的被調查者“堅決反對”，理由是：餐廳、通道都不讓抽，何處吸菸？——這是一些菸民的“心聲”。
“這個政策有它的道理，很多人不吸菸，討厭煙的味道等，這可以理解。但不能這麼一刀切的就禁菸了。有很多其他的處理方法，比如說全天限制時段等。要不然一開始恐怕難，什麼都得有一個過程。”調查中，一名老菸民如是說。
誠然，要做到全面禁菸確實阻礙重重。但爲了生命的質量，實行禁菸勢在必行。2011年5月，中國衛生部印發了修訂後的《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實施細則》。修訂後的實施細則第十八條規定，室內公共場所禁止吸菸。公共場所經營者應當設置醒目的禁止吸菸警語和標誌。室外公共場所設置的吸菸區不得位於行人必經的通道上。公共場所不得設置自動售煙機。公共場所經營者應當開展吸菸危害健康的宣傳，並配備專（兼）職人員對吸菸者進行勸阻。
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國家控煙辦主任楊功煥已經勾勒出未來五年“全面推行公共場所禁菸”的路線圖：在室內公共場所看不到有人吸菸、聞不到煙味；所有公共場所看不到和聽不到任何形式的菸草廣告、促銷和贊助，不再有向青少年銷售香菸或由青少年銷售菸草製品的現象。
正如世界衛生組織發起的第21個“世界無煙日”所提出的口號那樣：“菸草致命如水火無情，控煙履約可挽救生命。”爲了生命的質量，也爲了你我的健康，全面禁菸，請從今日開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