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四日，光緒皇帝寫了一道密詔交楊銳帶給康有爲等人。
密詔言道：“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舊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爲恐失人心。
“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有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硃諭。（將禮部六堂官革職之諭），皇太后已以爲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爲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
“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它！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爲安，化弱爲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度，再行辦理。”
但是，光緒皇帝的這份密詔竟被楊銳擱置起來，未及時送出。當然，就算是火速送出也於事無補。
也就是這一天，袁世凱帶着隨員來到北京，住進法華寺。
他深知，不掌握真實的情況，就不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住下來的第一件事，是聽取徐世昌探聽到的詳細情況。
十六日，光緒皇帝在頤和園召見了袁世凱，詢問軍事甚詳。
袁世凱一一恭答。
光緒皇帝突然發問：“苟付汝以統領軍隊之任，能矢忠於朕否？”
作爲一個臣子，誰敢當面說不忠於皇帝？除非不想要腦袋！
袁世凱趕忙詛咒發誓：“臣當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
袁世凱退出後，光緒皇帝見他忠誠懇切之色溢於眉宇，認定是可以信任之人。
於是諭內閣開去他的直隸按察使缺，以侍郎待補。仍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着“隨時俱奏”。
袁世凱一不留神又升官了。
他是想升官，很想很想，做夢都想。但是，從徐世昌探聽到的情況分析，他明顯感覺到這次升官升得是太不同尋常了。唯恐給自己帶來麻煩，於自己不利。
於是，下午急忙去各處拜訪，一邊解釋，一面繼續探聽消息。
他先找禮親王世鐸未遇到。
隨後去拜見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剛毅、戶部尚書王文韶、軍機大臣、禮部尚書裕祿。從徐世昌那裡得知，這些人都是反對維新的人士。
對這些人“備述無功受祿，萬不可克稱”，要上書辭去侍郎職務。
戶部尚書王文韶說：此乃出自聖恩，“辭也無益，反着痕跡。”
其他幾個人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袁世凱纔打消了請辭的這個念頭。
但是，輿論已經造出去了，該找的都找了，該說的也都說了，心還是安定了一些。
但是，很奇怪的是，袁世凱升爲侍郎的事，很快傳編了北京城。
一個官員從按察使缺升爲侍郎待補，多大個事？很顯然是改革派想把袁世凱逼到己方的戰車上。
康有爲則拍案叫絕，以爲袁世凱必“喜而圖報”。
利令智昏的他，緊接着做了一件最蠢的事，令畢永年等袁世凱統兵圍頤和園時，帶人廢了西太后。而且不是個別佈置，是當着很多人的面。
或許他是想爲這些人加油打氣，爲了提振士氣。
九月十七日早晨，袁世凱入頤和園謝恩。
光緒皇帝又予以召見，大力誇讚他練兵練得好，告訴他以後可以和榮祿各辦其事。
目的是使其擺脫榮祿的控制，今後不再聽命於榮祿。
有意思的是，袁世凱離開皇帝后立刻去拜訪反維新派的主帥亦劻。
袁世凱未必不是給自己留後路，但更有可能這個時候還處於搖擺不定中。也可以說是努力在尋找着可進可退，可左可右的平衡點。
同日，守舊派御史楊崇儀等人至頤和園封事，請求慈禧太后重新“訓政”。
光緒皇帝感到大勢已去，明發上諭，着康有爲迅速前往上海督辦官報，毋得延誤觀望。
這是事先約定的暗語，維新派人士讀完這道上諭，知道大事不妙，知道有重大變故即將發生。
畢永年感覺到了事態的嚴峻，問康有爲：“今必敗矣！未知袁（袁世凱）之消息如何。”
康有爲彷徨無計，越發把賭注押到袁世凱身上。
他以爲袁世凱的軍師徐世昌與自己交情極好，對畢永年說：令譚嗣同、梁啓超、徐世昌“往袁（袁世凱）處明言之，成敗在此一舉”。
徐世昌聽到這個消息後，馬上回到法華寺，與袁世凱密議。
他們兩個密議了什麼？人們不得而知，只是袁世凱馬上去拜會維新派的死對頭——亦劻和李鴻章。
通過進一步摸底，袁世凱已經判斷出軟弱無力的光緒皇帝和維新派必敗無疑，勢力強大的西太后一定會取得勝利。
再說榮祿掌握着董福祥和聶士成各軍數萬人，淮軍、練軍幾十營，京內尚有旗兵。十萬餘衆對自己的區區七千人，力量懸殊過甚，絕無勝算。
剛回到法華寺，收到段祺瑞派人給他送來急信。信中稱董福祥和聶士成各有一萬多人移兵小站附近，很明顯是在監視他們。
也許，在此前他還有些猶豫不決，但此時此刻，何去何從他在內心應該已經做出了決斷。
同一天，林旭把光緒皇帝 十四日寫的密詔交給了康有爲。
康有爲當即與梁啓超、譚嗣同、康廣仁、楊銳等人開會，商量營救光緒皇帝之策。
徐世昌也受邀參加了會議。
他們討論來討論去，始終想不出什麼良策。
一個個唯有捧詔大哭，是想用痛哭打動徐世昌。
他們都知道徐世昌與袁世凱的關係，和對袁世凱有怎樣的影響力。
而徐世昌也同樣地大哭。
毫無疑問，他至少是維新派的同情者。但是，他身不由己，沒得選擇。因爲他知道人必須識時務，更知道自己是幹什麼來了，自己是幹什麼的。
他的哭未必是裝給這些人看的。很有可能真的是在爲光緒皇帝，和身邊這些仁人志士而難過。因爲對於最後的結果，他比這些人誰都有數。
在無路可走的條件下，大家最終的議定是：委託譚嗣同前去袁世凱住處，說服他“勤王”。率領他的新辦陸軍，扶助光緒皇帝“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
譚嗣同本來是不同意用袁世凱的，因爲他一直認爲袁世凱不可靠。
與康有爲爲此爭論了多次。而康有爲必用此人，他也無可奈何。
何況，要挽救時局，這個時候也沒有別的辦法可想。只能是想盡辦法激發起袁世凱的義憤，促其站在帝黨一邊，以救燃眉之急。
梁啓超也同意用袁世凱。
林旭持不同意見，認爲袁世凱過於奸詐多端，不可依賴信任，即使事情成功，將來也難以控制。
因此作一首小詩代簡送譚嗣同。
詩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千里草是個董字，本初是袁紹的字，這裡指袁世凱）”
他是告誡譚嗣同，不要輕率用袁世凱，而應當用董福祥。
但是，此時此刻，事情十萬火急，不容再拖延遲疑，譚嗣同只有冒險一試了。
當晚，徐世昌回到法華寺，將康有爲等人商議的結果和譚嗣同欲前來的事情，告訴了袁世凱。
兩個人進一步密商了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