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運動中，警察的表現也可圈可點。
據當時記者報道，五四當天，步兵統領李長泰勸聚集在天安門的學生散去。
有學生罵他是“賣國者”，他回答：“你們有愛國心，難道我們做官的就不愛國，就要把地方讓給別人了麼？”並表示願意爲學生傳達意見，但懇請學生不要用野蠻的方式。
當學生回答自己極爲文明後，這位長官便坐車揚長而去。
事實上，當學生闖入趙家樓，放火燒房時，全副武裝的軍警都不爲所動。其時，章宗祥遭學生毒打，全身五十多處受傷，在場有幾十個帶槍軍警。
章身邊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說：“我們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學生）。”
步兵統領李長泰抓住了幾個掉隊學生應付差事，當需要指證時，這些在場軍警無人願意出來指證。甚至是那些被學生打傷的軍警，也不願意出來指證學生，他們聲稱當時學生人數多至數千人，“當場既未看清，事後亦無法證明”。
其實在五四之時，軍警爲求學生不要遊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據張.鳴《北洋裂變》一書介紹，當時的政.府面臨着極爲尷尬的境地，他們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學生的愛國熱情，稱他們“純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學生，把運動平息下去。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大總統徐世昌頒佈命令，要求對上街的學生“依法逮辦，以遏亂萌”。但學生不爲所動，依然上街遊行抵制日貨。
據當時的學生領袖匡互生回憶，軍警不僅不再抓捕學生，而是極力苦勸學生不要外出演講，“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參加過五四運動的老人回憶，當時學生聚集在新華門和中南海，要求見大總統徐世昌。
徐世昌避而不見，警察總監吳炳湘出來奉勸學生：“總統不在，可以把請願書留下；時間已經很晚，希望學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覆。”
但學生堅決不肯，一直耗着，接着開始有民衆加入到請願行列。最令人感動的是一些洋車工人，他們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錢都拿出來給學生買燒餅、茶水。
這時警察總監吳炳湘又出面奉勸學生，態度可說相當人道，吳說：“待會天氣要熱了，大家還是早點回去睡午覺吧。”
學生的回答更調皮：“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體哦。”
吳回答說：客氣客氣。在得知學生只是爲了宣示愛國之情，爲外交作後援後，這位秩序維護者就放心地走了。
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學生都儘量與軍警避免衝突，而多數軍警也以“不作爲”的方式暗中支持學生的運動。可見當時的人心所向。
五四運動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寫道：
“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門大會宣言：
“嗚呼國民！我最親愛最敬佩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於日本人之密約危條，以及朝夕祈禱之山東問題，青島歸還問題，今日已由五國共管，降而爲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議矣。噩耗傳來，天暗無色。夫和議正開，我等所希冀所慶祝者，豈不曰世界中有正義，有人道，有公理，歸還青島，取消中日密約，軍事協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條約，公理也。即正義也。
“背公理而逞強權，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共管，倚我於戰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簡言之，是斷送耳，是亡青島耳。夫山東北扼燕晉，南控鄂寧，當京漢津浦兩路之衝，實南北咽喉關鍵。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
“法之於亞魯撤勞連兩州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意之於亞得利亞海峽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朝鮮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夫至於國家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後之憤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於人類者矣。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爲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姦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發，幸共圖之！”
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相繼被免職。
五四運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五四運動形式上是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但從整個社會背景社會發展來說，它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此，波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教育等等。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麼，有一種看法：“賽先生”（科學），“德先生”（民主）。也就是說是國人科學和民主意識的大覺醒。
五四運動促進了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貞節牌坊”等口號。
五四運動也進一步促進了反封建思想的發展，與復古思潮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國的語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淵源，大部分都來自於五四時期的西化理論。
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文學新時代。五四以後，中國出現了大小四十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對中國文學發展影響深遠。
時勢造英雄，這個時期，出現了大批文學巨匠，如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郭沫若、郁達夫等。
在五四推動下，教育界引起鉅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廢除學監製，在“開放女禁”呼聲下，一九一九年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開始破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婦女權利在五四影響下發生變革。一九二一年十月，北京政.府頒佈了《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戊學制），小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以美國爲藍本，教育得到革新。
五四運動進一步促進了對新女性的塑造，一方面從批判封建禮教對女性的壓制入手，另一方面，援引歐美女權運動的思想資源，介紹和傳播了西方女性自由獨立的社會生活。陳獨秀、胡適、魯迅、吳虞等人紛紛撰文，抨擊“夫爲妻綱”、“三從四德”、“從一而終”等封建舊道德造成了女性的依附地位。吳虞的《女權平議》一文，從歐洲啓蒙思想家的提倡女權，到以美國女性具體享有的教育平等權、法律、行政權等爲例，向國人展示了歐美女權的發達，說明中國應該進行“女權革命”。
五四運動後，女權組織掀起了開闢女子職業、促成女子經濟獨立的運動。諸如，北京女性陳麗華等成立中國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天津女界創辦女子華貞商業所；四川女性人趙友蘭在上海創辦女子工業社，專門製造家庭日用品，藉以解決女子職業問題。爲女性走出家庭，邁向社會開拓了道路。
五四文化思潮對國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歐洲文藝復興的的偉大啓蒙運動相媲美。新文學的先驅們注重將文學作爲改造社會人生的工具，《新青年》“隨感錄”幾乎都是批評人生的。
魯迅提出要用文學去揭示社會病苦，以引起療救的注意，促進國民性的改造，《吶喊》、《彷徨》即貫穿着清醒的現實主義理性批判意識，問題小說即是理性討論的藝術表述。創造社作家的作品，也以獨特的方法表達着社會人生的探索與思考。
五四是中國文學史上“個人”表現得最突出的時期，創造社的追求就是“表現自我”。魯迅的小說有着憂憤深廣的內心情理，《野草》是一種極爲個性化的主觀情懷。這一時期散文小品成就最顯著，正因爲它適合表現作家們各異的個性。
而封建的傳統理念歷來是輕視人，踐踏人，使人不成其爲人。用馬克思的話說，封建專制也能造成一種平等，就是大家都什麼也不是，大家都等於零，零等於零。
讓人的個性得到張揚，使個人獲得比較全面的發展，使人性能夠更加健全，是一個社會走上現代化的重要方面。毫無疑問，這同樣是五四運動留下的可貴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