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曹誠英的戀情最後是無果而終。
無論如何，胡適還是與江冬秀最終廝守了一生。“胡適的小腳伕人”也因此而列入民國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在胡適的勸解下，曹誠英墮了胎，後在胡適的幫助下她去了美國留學，入讀胡適當年讀過的康奈爾大學農學院。
這之後，胡適寫過很多若隱若現的愛情詩，說明他對曹誠英並未忘情。而曹誠英後來曾經有過兩次戀愛，但都未成功。
曹誠英離世前，曾立下遺囑，表示她死後要葬到老家績西旺川村的路口。之所以如此，是因爲那條路，正是胡適回老屋的必經之路。
也許，生前已無音訊，死後她還希望能有機會再看胡適一眼吧！足見其用情之深。
胡適回北京後身體沒有完全恢復，加上女兒素斐病重，兩次病危，繼侄兒胡思永之後，另一個侄兒胡思聰也不幸天折。胡思永去世時只有二十歲，胡適與這兩個侄兒感情很深，他們的早逝對胡適的打擊很大。
再加上對曹誠英的歉疚，以及愛又不能愛，忘又不能忘的折磨，1924年是胡適心情很糟的一年，當年的日記只記到1月27日。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年譜》中說：“今年真是糊里糊塗地過去了。教了一學期的書，此外什麼事情也沒有做。”
泰戈爾應北京大學之邀來華講學並訪問。1924年4月12日他抵達上海，23日乘火車抵達北京前門車站，梁啓超、蔡元培、胡適、梁漱溟、辜鴻銘等前往車站迎接，遂下榻北京飯店。
5月1日晚，泰戈爾爲清華師生做了演講，地點在大禮堂，徐志摩擔任翻譯。泰戈爾憑自己敏捷的才思、真摯的情感，讓清華師生大飽耳福。他表示自己到中國“如歸故鄉，至爲愉快……華人審美之觀念極深，雖極微細之物，均含有美術，是以多處均感其美。”
首次演講，泰戈爾並沒有準備，一氣呵成、詩意盎然，帶給人強大的精神觸動。他在演講中歌頌美與純真，呼籲清華同學要知道自己肩負的責任：“人類的文明正等着一個偉大的圓滿，等着她的靈魂的純美的表現。這是你們的責任，你們應得在這個方向裡盡你們的貢獻。”
5月3日晚，清華學校學生會召開全體學生大會，歡迎泰戈爾。當泰戈爾步入大禮堂時,全體同學起立致敬。落座後，首先由學生會幹事部主.席致開會辭。接着，同學們唱校歌。會上，同學們還表演啞劇、國樂、崑曲等節目。泰戈爾對國樂表現出濃厚興趣，一曲完畢後，意猶未盡，又請同學們加奏了一曲。
此後的幾天時間，泰戈爾多次接受了同學們的採訪。同學們不但領略了泰戈爾的詩人和哲人的風采，還就很多社會、人生問題，與泰戈爾進行了交流。
在京期間，泰戈爾曾到法源寺觀賞丁香，到小湯山感受湯泉沐浴，到故宮遊覽，在史家衚衕拜會各界名流，在開明戲院看梅蘭芳的京劇《洛神》。
泰戈爾回國後，於1925年將在華演講結集出版，名爲《在中國的談話》。其中第三部分“與學生的談話”，主要是他在清華學校的講演，反映出詩人對美麗的清華園、對熱情好客的清華師生深刻的印象。
泰戈爾在華期間，胡適與其常有接觸。
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印度詩人、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哲學家，印度偉大的愛國者。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飛鳥集》《眼中沙》《四個人》《家庭與世界》《園丁集》《新月集》《最後的詩篇》《戈拉》《文明的危機》等。
出生於印度加爾各答一個富有的貴族家庭，13歲即能創作長詩和頌歌體詩集。1878年赴英國留學，1880年回國專門從事文學活動。1884至1911年擔任梵社秘書，20年代創辦國際大學。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爲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人。1941年，他寫下了控訴英國殖民統治和相信祖國必將獲得獨立解放的遺言《文明的危機》。
7月，胡適在大連演講四次。8月，胡適與丁文江夫婦在北戴河避暑，他覺得“這一個月要算是近年最快活的日子”。這一年中，胡適主要的著作有《戴東原的哲學》、《費經虞與費密》等，而計劃作的《禪宗史稿》、《清代思想史》等著作都沒有完成。
這一年的2月8日，胡適作《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對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觀點非常讚賞，認爲這是“今日史學界的一大貢獻”。
是年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曹錕下野。11月5日，馮玉祥的軍隊逐溥儀出宮。胡適當晚給外交總長王正廷寫信，說“我是不贊成清室保存帝號的，但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修正，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此外，胡適希望新組建的政府保證清室安全，保護清宮文物。胡適的這封信被報紙刊載後，引起周作人、錢玄同等朋友的不同意見的討論。
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在各方推動下，全國召開國民會議的呼聲很高，作爲應對，北洋段祺瑞政府在年底公佈了《善後會議條例》，籌備召開善後會議，胡適也在被邀請之列。
雖然胡適的很多朋友都反對他參加善後會議，但他還是接受邀請並參加了。胡適的理由是：自己的主張與此稍接近，不願意學時髦人談國民會議，看不過一般人的輕薄論調。但是，胡適很快對善後會議感到失望，於第二年的3月4日辭去了“善後委員”一職。
胡適此次反對驅逐溥儀和參加善後會議，讓當時的國人覺得當年的新文化運動領袖似乎有些落伍了，他爲此遭到了很多非議。
1925年對胡適來說又是個很不如意的一年，政治上的主張遭到很多人的抨擊，學術上除了完成《戴東原的哲學》長文和三篇古典小說的序外，其他成就也很少，一個更大的打擊是，他特別喜愛的女兒素斐不幸天折。
五卅慘案”爆發後，胡適與羅文幹、丁文江、顏任光發表了三千多字的英文電報抗議英國軍警暴行。
1925年9月25日，心灰意冷的胡適到達武漢。29日，在武昌大學作《新文學運動之意義》的演講。11月11日，胡適給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蔣夢麟寫信，提出辭去教職，專心著述，但未獲准許。
胡適一直對英國退回賠款支持中國教育之事很關注，並提出了自己的設想和意見。1925年3月，胡適與丁文江、王景春一同被聘爲“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委員。1926年，胡適的主要時間都用在此事上。3月，胡適參加了“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的“中國訪問團”活動，到上海、漢口、南京、杭州、天津、北京等地考察。
6月6日，胡適作《我們對於西洋文明的態度》一文。
這是近年來很引起重視的文章，胡適在文章言道：“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爲唯物的 (materialistic)，而尊崇東方文明爲精神的 (spiritual)。這本是很老的見解，在今日卻有新興的氣象。從前東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壓迫，往往用這種見解來解嘲，來安慰自己。近幾年來，歐洲大戰的影響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對於近世科學的文化起一種厭倦的反感，所以我們時時聽見西洋學者有崇拜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議論。這種議論，本來只是一時的病態的心理，卻正投合了東方民族的誇大狂；東方的舊勢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氣焰。
“我們不願“開倒車”的少年人，對於這個問題不能沒有一種徹底的見解，不能沒有一種鮮明的表示。”
胡適批駁“西方文明是唯物的，東方文明是精神的”這一說法，指出，“東方的文明的最大的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的特色是不知足”。
“崇拜所謂東方精神文明的人說，西洋近代文明偏重物質上和肉體上的享受，而略視心靈上與精神上的要求，所以是唯物的文明。
“我們先要指出這種議論含有靈肉衝突的成見，我們認爲錯誤的成見。我們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須建築在物質的基礎之上。提高人類物質上的享受，增加人類物質上的便利與安逸，這都是朝着解放人類的能力的方向走，使人們不至於把精力心思全拋在僅僅生存之上，使他們可以有餘力去滿足他們的精神上的要求。……
“東方的哲人曾說：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凜實而後知禮節。
“這不是什麼舶來的‘經濟史觀’；這是平恕的常識。人世的大悲劇是無數的人們終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凍與俄。人世的更大悲劇是人類的先知先覺者眼看無數人們的凍餓，不能設法增進他們的幸福，卻把‘樂天’‘安命’‘知足’‘安貧’種種催眠藥給他們吃，叫他們自己欺騙自己，安慰自己。西方古代有一則寓言說，狐狸想吃葡萄，葡萄太高了，他吃不着，只好說‘我本不愛吃這酸葡萄！’狐狸吃不着甜葡萄，只好說葡萄是酸的；人們享不着物質上的快樂，只好說物質上的享受是不足羨慕的，而貧賤是可以驕人的。這樣自欺自慰成了懶惰的風氣，又不足爲奇了。於是有狂病的人又進一步，索性回過頭去，戕賊身體，斷臂，絕食，焚身？以求那幻想的精神的安慰。從自欺自慰以至於自殘自殺，人生觀變成了人死觀，都是從一條路上來的：這條路就是輕蔑人類的基本的慾望。朝這條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於養成懶惰的社會，多數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慾望的滿足，也就不肯進一步以求心靈上與精神上的發展了。
“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認這個物質的享受的重要。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見看來，是建築在三個基本觀念之上：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第二，所以貧窮是一樁罪惡。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樁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