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常說，他在“澄衷”求學期間有三個較大的收穫：
其一、英文與數學的進步很快。
其二、他小時體弱多病，到上海上學後，注意體育鍛煉，他在“梅溪”與“澄衷”期間從來不曾缺脫一堂體育課。雖然他從沒有參加過什麼體育競技的比賽，但他上體育課總是“很用氣力做種種體操”。 他的身體也開始逐漸強健。
其三、大膽參加各種社會羣體活動。他在家鄉時處於婦女的保護圈中，顯得羞怯、文弱、膽小，到上海後逐漸擺脫這種習性。到“澄衷”不久，他便成爲學校各種活動的骨幹分子、活躍分子。
胡適特別擅長講演，是一位出色的講演大師。他一生做過無數次的講演，成大名後也回母校“澄衷”作過講演。他的講演能力雖成熟於留美期間，但濫觴於“澄衷”。 生平首次的演講就是在“澄衷”作的。
正如他在日記中所言：“吾入澄衷學堂以後，始稍稍得朋友之樂。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結會演說，是爲投身社會之始。”
在澄衷學堂就讀期間，胡適寫下了他存世最早的100篇日記（《丙午年學界用自治日記》）。該日記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
值得注意的是，這100篇澄衷日記中，涉及社團活動的約佔總數的一半。在五個多月中，僅胡適發起或參與的學生自治性組織就有“自治會”、“閱書會”、“集益會”、“理化研究會”、“講書會”、“算術研究會”、“球會”等近十種。
社團活動自然離不開演講，胡適在日記中記述：“4月13日，集益會開第七次常會，諸位師生就會員出會之法、‘泰否’二字之義、南昌教案事、光學、算術九試法等話題發表演講，……”
胡適則“聞諸君演說，輒生無數感情，乃登臺演說，總論各人之演說”，深得會員好評。
“4月29日，‘自治會’會時，胡適演說三事：‘釋治字之意’、‘論同學宜於學問上、德性上着力競爭’、‘論選舉時被選者及選人者之權利義務’。”
之後選舉職員，胡適以18票之多被選爲會長，其演講之魅力，可見一斑。
在《四十自述》中，胡適回顧了他曾在澄衷“自治會”發表題爲“論性”的演說。他否定孟子的“性善說”與荀子的“性惡說”，贊同王陽明的性“無善無惡，可善可惡”之說。孟子曾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胡適直言孟子不懂得科學，不明白地心萬有引力和水自會保持水平的原理。認爲“水無有不下”，並非水性向下，只是地心吸力引它向下。吸力可以引它向下，高高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來水管裡的水向上。依據水無上無下保持水平，卻又可上可下的特點，論證了王陽明的“性論”的正確性。胡適的這番演說通俗形象，深入淺出，頗受同學的歡迎。
正是因爲澄衷學堂開放的氛圍、衆多的社團活動，使得胡適有了較多的演講訓練機會，爲日後成爲舉世矚目的演講大師邁開了堅實的一步。
在澄衷學堂，胡適所讀的新書之中，對他生平思想影響最大的還有一個人，就是梁啓超。
梁啓超是著名的維新黨領袖人物。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創辦《新民叢報》，繼續宣傳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成了保皇黨人。
作爲清末民初重要歷史人物，雖其在對抗革命黨、支持北洋軍閥政府袁世凱、段祺瑞等事件中，引發諸多爭議甚至不滿，但他一生致力於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吶喊奔波，在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地位不能動搖；是中國新史學的開山祖師和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不可否定；在清末科舉制度的廢除和立憲運動的推手作用不能忽略。
他堅持介紹西方的新學，抨擊他所處時代中國社會的黑暗，解剖國民性的缺點和弱點，而且文章“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在中國思想界仍有相當大的影響，發揮了巨大的啓蒙作用。
胡適在梅溪學堂便開始讀《新民叢報》，讀梁啓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後，似乎和梁氏更結下了不解之緣。
澄衷學堂是依據學生的英文水平分班，故班裡學生國文程度參差不齊。楊老師將學生分成三組：甲組讀飲冰室文；乙組讀讀粹化新編，丙組讀春風館國文教科書。其中，乙組和丙組人數居多，只有胡適與另外三人分在“最高級別”的甲組。
胡適所在甲組讀的飲冰室文，也就是梁啓超的著作。
胡適最初接觸梁氏文章，緣於二哥胡紹之推薦。轉入澄衷學堂後，在楊老師的影響下，對梁氏著作有了更廣泛、更深入的閱讀。他從梁啓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還有培根、笛卡爾、霍布士、斯賓諾莎、孟德斯鳩、盧梭、康德、達爾文等許多大思想家和大學問家。他折服於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着梁啓超走。
胡適說，他那時“受了樑先生無窮的恩惠”。主要是兩部著作對他的思想事業影響極大，第一是《新民說》，第二是《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新民說》，是梁啓超有代表性的政論著作。現在版的全書共二十節。分別爲第一節敘論、第二節論新民爲今日中國第一急務、第三節釋新民之義、第四節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第五節論公德、第六節論國家思想、第七節論進取冒險、第八節論權利思想、第九節論自由、第十節論自治第十一節論進步（一名中國羣治不進之原因）、第十二節論自尊、第十三節論合羣、第十四節論生利分利、第十五節論毅力、第十六節論義務思想、第十七節論尚武、第十八節論私德、第十九節論民氣、第二十節論政治能力。
書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國的國民性，試圖把這個老大落後的民族，改造成一個先進強盛的新民族，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進民族相匹敵，成爲新民。梁啓超說：“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因此，梁氏自號“新民子”，自稱“中國之新民”，他辦的雜誌也叫做《新民叢報》。總歸一句話，他把“新民”看作是“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胡適讀到的《新民說》，是彙編了關於歷舉西方民族的許多優長、解剖中國國民的奴隸根性的十幾篇文章的老版本，覺得給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先進的民族，很先進的文化。
由此，胡適認爲：《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
言道：“他（梁啓超）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最須採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羣，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這十幾篇文字裡，抱着滿腔的血誠，懷着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歷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25年後重讀，還感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
另一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是梁氏早年的學術著作。他將中國學術思想史分爲七個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
這種劃分，今天看來自然是需要商榷的，但這是在一百多年前，正如胡適所說，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因此，胡適也最愛讀，而且也給胡適“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
但梁啓超的這篇文章沒有寫完，只是一個半成品。胡適覺得很失望，很不滿足。
後來梁氏又在《新民叢報》上續作，也沒有完成，中間仍缺三個時代最緊要的部分。胡適眼巴巴地望了幾年，忽然靈機一動：“我在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
由此可見，梁啓超對胡適一生的思想和事業，影響是何等重大。
胡適四十歲左右，在學術界如日中天，堪稱泰斗的中青年時期，對已漸被大浪淘退的梁啓超，依然敬重有加。
他常說：“我們把樑先生看作老輩”，又說梁任公：“和藹可親，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
梁氏逝世，他特別難過，在日記中寫道：“今天任公大殮，我在廣慧寺。我同（任）叔永、陳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殮，第一個見着蹇季常，他兩眼噙着老淚，我說，我來遲了8分鐘！也不覺墜淚了！……有許多任公舊友下淚的。”
20餘年後，提及梁啓超，胡適又說： “（協和醫院）世界最新最完備的一個醫院，競無法延長一位平日體格很強，生龍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壽命。”作爲朋友抑或師長，這是胡適先生作爲晚輩予以的敬愛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