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夏天的一箇中午，我正在廠橋總參文化部的倉庫裡與電影隊裡的幾個戰士吃西瓜，電話鈴響，我拿起話筒，聽到一個大嗓門在裡邊說：“莫言嗎我是王樹增，現在在你們大門口，你出來吧”
早就知道王樹增是原武漢空軍的創作員，1984年我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學習時，就在學校的禮堂裡看過根據他的劇本拍攝的電影《駱駝草》，隨後又在《八一電影》上看到了他的好幾個劇本。當時我以爲他是個搞電影的，與我這個寫小說的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很快，1985年和1986年裡，他的中篇小說《鴿哨》、《猛潮》、《黑峽》、《紅魚》、《月斑》、《破譯》，分別在《收穫》、《當代》、《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崑崙》等著名的刊物發表，《鴿哨》還得到了王蒙先生的讚賞。也許是出於偏見，當時也是軍隊年輕作家的我卻對很多軍隊年輕作家抱有一絲絲溫柔的敵意，因爲我總感到他們趾高氣揚，好像軍隊是他們家的一樣。所以那時儘管我對這個風頭正健的王樹增從心裡佩服，也有一些結識的機會，但還是放棄了。現在想起來，如果我在讀軍藝時就與王樹增成爲朋友，也許我犯的錯誤就會少一些。
王樹增站在我們大院的門口，身材高大挺拔。那時他雖然已經轉業到了魯迅文學院擔任辦公室主任，但渾身的軍人氣兒還是呼呼地往外冒。他站在我們大門口那兩個筆挺的哨兵身旁，既像他們的哥又像他們的連長。我對哨兵說這是武漢軍區的傘兵營長，哨兵啪地一個致敬禮，就把我和王樹增放進去了。他來找我一是動員我去上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合辦的作家研究生班，二是讓我跟他一起去玉門油田給文學青年講課。這兩件事我都不願去，但王樹增用了不到三分鐘的時間就把我說服了。可以這樣說，如果不是王樹增來動員我，我不會走讀研究生班，也不會去玉門。如果我不讀研究生我就不知道“來”是“ＣＯＭＥ”“去”是“ＧＯ”，不去玉門就不知道石油是怎樣從地下冒出來的。
我們乘火車搖晃了三天兩夜，在一個紅日西沉的傍晚抵達玉門。正當酷暑時節，我們出京時穿着汗衫短褲，但一到玉門車站，冷風習習，寒氣逼人，我打着哆嗦，感到自己像一隻脫了毛的公雞。可人家王樹增就像沒事似的，高聲大嗓地跟玉門人寒暄。給玉門的文學青年講了一個星期的課。我有高原反應，頭痛欲裂，基本上靠王樹增講。他連吹帶唬，竟然很受歡迎。石油工人拉來一小拖西瓜卸到我們的房間裡讓我們吃。西瓜個個好，綠皮紅瓤黑籽，入口如蜜。王樹增說講課的事他包了，但一小拖西瓜讓我必須在一週內吃完。他還說最治頭痛的就是西瓜。每天王樹增去講課時，我就在房間裡吃瓜。講完課後油田派車拉我們去敦煌參觀，遊石窟找飛天，爬鳴沙山看月牙泉，還到了電影《敦煌》的外景地，租了戲裝照相。王樹增頂盔披甲，手持大刀，威風凜凜，果然是大將軍八面威風；我與他同樣裝束，但一看就不是那麼回事。當時我就想，王樹增這樣的人轉了業和我這樣的人還不轉業都是軍隊的遺憾。
從玉門回來不久，就去了魯迅文學院讀研究生，王樹增在職學習，與我同學。我那時還比較年輕，腦子裡有資產階級思想，上課時喜歡看前排漂亮女生的脖子和頭髮，一堂課下來，滿腦子幻想，老師講的什麼我基本上不知道。王樹增看我這樣子，恨鐵不成鋼，就經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裡，嚴肅地批評我，委婉地開導我，提醒我一要珍惜這次學習機會，二要保持革命軍人的氣節。在他的教育幫助下，我頭腦裡的資產階級思想得到了很大克服，能夠認真聽課了，學習自然也有了進步。
這時我跟王樹增已經成了無話不談的親密朋友，我對他說很想轉業，他說你千萬不要轉業，還是軍隊好。我說你爲什麼要轉業呢他說當時部隊有一個轉業回北京的名額，但回來後就後悔了。他是個聽到軍號就激動的人。他是個嗅到軍營大鍋飯的氣味就胃口大開的人。他是個天生的當兵的材料。他說如果有可能，一定要回到隊伍裡。我們畢業典禮那天，正好海灣戰爭爆發，他對我說他一定要歸隊。正好部隊急需劇本創作人才，他果然就歸了隊，成了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的編劇。
最近的消息是：王樹增寫出了60萬字的長篇紀實文學《遠東朝鮮戰爭》，寫得很有些驚心動魄。
我的朋友王樹增，現任武警創作室創作員，此前曾任武警文工團副團長，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副團長、編劇，魯迅文學院辦公室主任在職研究生，武漢空軍創作室創作員，武漢空軍文工團編劇曾登臺演出過話劇、相聲，武漢空軍某部傘兵，山西臨汾地區插隊知青，北京學生，兒童。提起他的作品他總是說那不值一提，但提到他的8年傘兵生活，他的話就會滔滔不絕。
“我總忘不了那一剎那——飛機載着我們這些全副武裝的傘兵在拂曉幽暗的天空中爬升、爬升，突然，一股溫柔明麗的顏色塗滿了我年輕的臉……”在過去的歲月裡，許多次，他站着，筆挺，像一棵松樹，眼睛裡閃爍着心馳神往的光彩，對我說：“那時候，我們經常從天而降……”
摘自《軍營文化天地》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