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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多德一直張羅着對阿爾貝特-斯佩爾的盤問，這時斯佩爾提出是否能在會客室裡見見他這位副檢察官。斯佩爾告訴多德，戈林是他在爭取被告人心方面的主要對手。戈林主張予以斷然藐視，斯佩爾則主張供認納粹的罪行。戈林是由紐倫堡首席檢察官傑克遜盤問的，而斯佩爾卻由他的下屬來質問。儘管對多德敬重有加，可是其他被告難道不會注意到這種差別？在他們看來，這難道不是把斯佩爾置於比戈林低一等的地位，從而把被告爭取到他這一邊變得更加困難嗎？多德對斯佩爾衡量社會地位的獨特做法感到迷惑不解。不過，他還是同傑克遜商量了此事，並建議首席檢察官將盤問斯佩爾的工作接過來。如果這樣使那個傢伙覺得更爲重要，如果這使他成爲更持合作態度的有用的證人，那又何樂而不爲呢？多德說，他對這項任務並沒有任何私心雜念。傑克遜表示同意。
這一變化的消息傳出去後，檢察官羣裡有人變得疑慮重重。斯佩爾每天都出庭，他不能不知道多德是一個很厲害的、技術高明而險惡的檢察官。傑克遜在敵對舞臺上的表現則屬另一種智能，斯佩爾是知道這一點的。
隨着斯佩爾出庭作證的日子日益臨近，人們的疑慮與日俱增。這傢伙不同尋常——作爲一名受到指控的戰犯，他可以輕鬆自如地徑直離開被告席，與法官們在大飯店裡共進晚餐。斯佩爾在試探法庭的客觀性。在這個有才華的、很有吸引力的人物和流氓無產者弗里茲-紹克爾之流之間那種細微的過失線，他們能有所辨識嗎？或者說，正如一位記者所指出，在運輸勞役的途中，女人生下的嬰兒給扔出火車窗外，誰是主要的負責人？是強行徵募女人的紹克爾，還是需要她們做工的斯佩爾？
前不久，斯佩爾向吉爾伯特透露，他的律師漢斯-弗拉奇斯納試圖勸說他不要供認那些可能招致極刑的戰爭罪行。斯佩爾告訴吉爾伯特，他不想僅爲騙取終生監禁而隱瞞真相，“在悔恨中了此殘生”。他注意到，吉爾伯特對此印象非常好。
斯佩爾在出庭辯護前夕，6月20日，最後一次在心裡溫習自己手裡的王牌。在別人藉口說戰爭還有望獲勝時，他將什麼嚴酷的真相告訴希特勒？當希特勒在毫無意義的大決戰中下令毀掉德國時，他又有何舉措？當別人還在希特勒面前嚇得發抖時，他又策劃堪稱大膽的解決辦法。弗拉奇斯納和他經歷了這一切，複述了一遍將引導出最爲有利的回答的問題。
6月21日晨用早餐的時候，弗魯克大夫遞給斯佩爾一顆鎮靜劑，以便他在作證需要時服用。斯佩爾把藥丸放進新近燙過的深灰色西服的衣袋裡。他換了摸剛刮過的面頰，拉正領帶，站起來等看守開門。
斯佩爾指示弗拉奇斯納迅速擺脫掉紹克爾那堆紛繁的事兒。這個沉重的十字架，他背的時間越短越好。他絕不能給人以推卸徵募勞工的罪責的印象。似乎迴避責任往往會使他比紹克爾更加黯然失色。因此，弗拉奇斯納在直接訊問剛開始不久，便問斯佩爾他是否反對紹克爾徵募勞工。斯佩爾答，相反，“我很感激紹克爾給我提供的每一個勞工。由於缺乏工人而沒能達到軍備配額時，我總是怪罪於紹克爾”。他說話時平靜如初，鎮定自若，他已經吞服了弗魯克大夫給他的藥丸。
弗拉奇斯納指出，紹克爾宣稱他警斯佩爾幹過事。證人對此有何評論？這是問題的核心所在。斯佩爾猶豫了一下，彷彿注視着冰冷的湖水，隨後一頭紮了進去。“毫無疑問，我希望紹克爾首先要滿足軍需生產的要求。”他說，但是他管不了紹克爾，沒能得到他所需要的一切勞工這一事實，即爲明證。
紹克爾急得直跺腳，想給他的律師塞瓦琉斯打個手勢。幾個月前他就告訴過審問人員，斯佩爾實際上把勞工儲備了起來，囤積的勞工比他可能投入使用的多。塞瓦琉斯小聲對紹克爾說，要他耐着性子。
弗拉奇斯納問斯佩爾，戈林作爲四年計劃的負責人，是否被邀出席人力問題的會議。斯佩爾答：“我對他派不了什麼用場。畢竟，我們手裡都有具體工作要做。”
上午的開庭到此爲止。在旁聽席的人中，有一位西爾維亞女士。她就是戴維-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夫人。午餐時間，她在丈夫的辦公室裡碰見英國的初級檢察官默文-格里菲思一瓊斯。她說，斯佩爾先生給她印象極深，他是德國在未來歲月裡需要的那類人。格里菲思一瓊斯打開壁櫃，取出一根十英尺長的電話線，讓西爾維亞察看上面的血污。他說，這是用來鞭策克虜伯軍工廠的徵募勞工的，該廠是斯佩爾軍火王國的一個廠房。
斯佩爾把整個下午的開庭時間節省下來，以施展他的才華。弗拉奇斯納問道，既然他掌管一個“技術”部，“你是否希望把你的職責限於你的工作範圍？”斯佩爾答：“不。這場戰爭帶來了難以想象的災難，因此對於德國人民遭受的不幸，我負有毋庸置疑的部分責任……我作爲帝國領導集團的重要成員，分擔這一集體責任。”這一講話，與裡賓特洛甫之流、卡爾登勃魯納之輩、紹克爾之流的嘀咕、自文自傳以及歇斯底里的道義盲從形成鮮明的對比，顯然使法庭感到中意。
斯佩爾繼續講下去。他說，到1945年3月，“希特勒蓄意打算破壞自己同胞的生存之道，如果輸掉戰爭的話。我無意利用戰爭那一階段的行動幫我進行個人辯護”。但是，他希望那些坐在法官席上對他作出判決的人理解那個階段。斯佩爾解釋說，儘管希特勒下令毀滅德國工業，他仍冒險作出阻撓元首的決定，決心保存一個戰敗的民族重建家園的基礎。他確信，法庭瞭解這種抗命所付出的重大代價。斯佩爾指出，當時希特勒已經槍斃八名未能炸燬雷馬根市萊茵河大橋的軍官。
斯佩爾決定自己而非他的律師宣讀1945年3月他致希特勒的一份備忘錄：“任何人都無權破壞工廠、礦山、電站和其他設施。在戰爭的這一階段，我們沒有權利進行可能危及人民生活的破壞活動。”其他證人譴責希特勒——弗蘭克的譴責充滿激情，席拉赫的譴責帶有卑下的歉意，但斯佩爾斷然而鎮定自若地進行了譴責。
在審判的早些時候，1月份奧托-奧倫道夫作證時，斯佩爾的律師曾扼要提到他謀殺希特勒的計劃。斯佩爾說，現在他想要較爲詳細地談談這件事。這並不是爲了把自己打扮成英雄人物，只是爲了表明當時他對希特勒瘋狂的破壞活動何等的瞭然心間。“我最不願意深談此事，因爲這種事總是令人噁心的。”他就這麼開頭，然後說，“如果法庭希望他這樣做”，他纔會這樣做的。勞倫斯爵士幾乎掩飾不住自己的急切之情，道：“本庭願意悉聽其詳。”
斯佩爾解釋說，據他所知，在帝國總理府花園裡，有一口用於地底下元首地堡通風的換氣井。在地面井口上，蓋着一塊鐵柵欄，掩藏在灌木叢中。1945年2月，他悄悄地對手下的軍需部頭頭迪特爾-施塔爾說，只有一個辦法可以結束戰爭。他要施塔爾弄到毒氣，打算把毒氣往通風系統灌。3月間斯佩爾重返現場時，發現豎起了一根十二英尺高的煙囪，保護換氣井。從此，他便放棄了謀殺希特勒的任何其他念頭。
斯佩爾以演說辭那種激昂亢奮作結尾。他說：“1945年1月以後雙方的犧牲都是毫無意義的。這一時期的死者倘若地下有靈，必將控訴使那場戰鬥繼續下去的那個人。”此人便是阿道夫-希特勒。
吉爾伯特上尉爲這一天斯佩爾的悔罪而深爲感動。那天夜裡，他駐足斯佩爾的牢房，發現他面色蒼白，躺在帆布牀上，雙手捂着肚子。斯佩爾解釋說，他已筋疲力盡，肚子疼得厲害。“氣氛相當緊張，”他說，“不過，我很高興我掙脫掉我這個系統。我說明了事實真相，情況就是如此。”
6月對日，星期五下午，審判室裡人頭攢動，擁滿了前來觀看羅伯特-傑克遜盤問斯佩爾的觀衆。俄國的文獻專家阿卡迪-波爾托拉克溜達到法官席後的窗戶邊，伸手拉開重重的窗簾，望着窗外陽光普照的大街。他轉身回到俄國檢察官席，大聲說：“我要扯下這些窗簾，我要打開這些窗戶，讓燦爛的陽光照進來，讓市井的喧鬧透進來，讓那些罪孽深重的人感受到生活的脈搏，讓他們知道，儘管他們做了一切努力，生活的脈搏仍在跳動。”
“注意！全體起立！”司儀官喊道，“本庭現在開庭。”傑克遜在檢察官席落座。“你能否告訴我，”他問斯佩爾，“你參加了黨衛軍嗎？“斯佩爾回答：“沒有。我不是黨衛軍。”傑克遜又說：“我認爲，你曾經填寫過一份申請表，或者說有一份是替你境的，而又根本沒有填完，或者是類似的情況。”傑克遜的話音漸漸低了下來，檢察官席的人好生詫異。他們手裡的文件不容置疑地證明，斯佩爾是黨衛軍。然而，傑克遜沒有追究此事。
傑克遜向斯佩爾訊問德國的毒氣生產情況。斯佩爾解釋說，不錯，有三家工廠一直在生產一種特別的致命性氣體。可是當他得知希特勒可能真要使用這種氣體時，他就下令停止生產。傑克遜還問到德國實驗原子彈的情況。斯佩爾回答：“我們還沒有進展到那一步。因爲我們在原子研究方面的優秀人才已移民美國。”毋需告訴任何人，這些科學家大都是誰，他們爲什麼逃出德國。
傑克遜又問：“在希特勒的周圍，除你之外，幾乎沒有人會站出來告訴他，已經輸掉那場戰爭，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聽到這裡，幾個英國檢察官都蔫了。斯佩爾謙遜地答道：“在某種程度上，是這樣。”
“好的，現在我要向你提供一點克虜伯勞工營的情況，並就此問你幾個問題。”傑克遜說，“我並不想說你對這些情況負有個人責任。”接着，他開始宣讀克虜伯徵募勞工的口供，描述7他們的悲慘遭遇。這一證據似乎是而未定，沒有說到點子上，因爲檢察官已事先免除了證人的任何責任。隨後傑克遜又宣讀了一份有關克虜伯工廠裡的工人遭受鋼鞭抽打的文件，就是剛纔向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夫人出示的那種鋼鞭。“因此監工們可能就是用的這類東西……”傑克遜沒有就鋼鞭問題繼續質問下去，而是轉到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他問道：“你希望德國有恢復正常生活的機會，難道不是嗎？而希特勒則採取如下立場，即：如果他不能活下去，他就不在乎德國能否生存下來，是這樣嗎？”斯佩爾沒有理由表示異議。
庭問轉到斯佩爾對希特勒的最後一次探望。斯佩爾知道，傑克遜正對他編制的辯護詞進行無力的修補。他在早些時候說過，自己曾策劃暗殺希特勒。可是在那之後，他卻冒着極大的危險飛到四面楚歌的柏林，走到地堡看望元首。這又如何解釋呢？傑克遜請問道。斯佩爾回答：“我覺得，我的責任不是像懦夫那樣逃之夭夭，而是有義務再次頂撞他的。”
那是一個新的轉折。斯佩爾此行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向他的領袖做最後的告別。當時，希特勒傷了他的心，元首無力地跟他握手，便把他辭退了，沒有表示感激或友誼之情。
傑克遜接受了目前這一回答，又轉到另一領域。“這一驅使戰爭失敗後德國滅亡的政策，終於使你感到沉重，以至於你參加了幾個密謀集團，難道不是嗎？”斯佩爾壓根兒沒參加過什麼密謀集團，不過他又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同意傑克遜。檢察官提出了他的最後一個問題：“作爲這一時期政府的一員和領導人，你對其宏觀政策而不是這些政策執行中出現的具體政策負有責任。這是對你的立場的公正闡述嗎？”斯佩爾答：“是的，確實如此。”連他本人也不能用更有力的措詞來表達。
俄國副檢察官M-Y-拉金斯基加速對斯佩爾進行盤問。但是人們期待蘇聯人將抱有持續的敵意和報復之心。當斯佩爾結束辯護離開證人席時，他的肚皮也不疼了。
艾雷-尼夫離開審判室時情緒十分沮喪。他曾期待紹克爾一斯佩爾之爭轉到社會階級上，一個被告以暴力相威脅，另一個被告則是內硬外軟。他認爲，他的擔心得到了證實。斯佩爾表現得很出色。沒有人指控此人摧毀或者拯救德國的工業基礎，也沒有人指控此人試圖謀殺或是謀殺希特勒未遂。可他卻設法使這些問題成爲他的答辯的核心所在。至於說謀殺希特勒之事，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早在被解押到紐倫堡之前，斯佩爾就對許多盟國審訊人員提到過，總是往自己臉上抹油，可是他對於謀殺希特勒的計劃，對誰也沒有吭過一聲。
不過，尼夫是個很能幹的律師，他完全可以把他個人心中的疑慮同斯佩爾在法庭前表現的積極影響區分開來。斯佩爾承擔了他奴役勞工的部分責任，他宣稱希特勒是有罪的，瘋狂地繼續進行一場已經輸掉的戰爭，使成千上萬的人無謂地戰死沙場。確實，斯佩爾認爲希特勒對發動戰爭負有責任，但斷言他本人對於這場“災難”也必須承擔部分個人罪責。而且，他試圖阻撓實施希特勒的焦土命令，並聲稱曾計劃暗殺那個傢伙。
斯佩爾個性中令人讚許的一面似乎打動了傑克遜。這位美國檢察官並未試圖質問斯佩爾是否知道滅絕猶太人之事，而希姆萊則在斯佩爾出席過的一次會議上說過此事。他也沒有提到斯佩爾光臨毛特豪森集中營一事。斯佩爾被允許談及他所完成的生產奇蹟，這一證詞幾乎強烈呼籲要求對奴役勞工在這些業績中所起的作用進行盤問。他沒有被問及此事。
因此，在斯佩爾的辯護結束後，尼夫對海口電訊報社發表的這條報導幾乎不感到驚訝。這家倫敦報紙的立場，反映了紐倫堡之外多數輿論的觀點。斯佩爾發表了“一項可能充分代表德國人民及其後代的非同小可的控告書，這是審判中最重要的引人注目的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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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6月底的時候，記者們可以輕易地在斯坦因城堡宿舍弄到一間房。紐倫堡的消息已退而刊登在報刊不顯著的版面上。剩下的最後兩名作證的被告的大名並不令人生畏。在被告席的邊遠角落裡，康斯坦丁-馮-諾伊拉和漢斯-弗裡奇並肩而坐，這在好奇的觀衆中是罕見的。諾伊拉特以七十三歲之軀，開始顯得有點老態龍鍾。他在裡賓特洛甫之前出任外交部長，跟巴本和沙赫特一樣，給希特勒政權增添一份尊榮。
正如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在盤問中所言，諾伊拉特的罪孽是在德國“一次只廢除一項條約”時擔任外交部長。1939年，希特勒提名他爲捷克的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攝政者，名分在黨衛軍和蓋世太保之上。但是這些機構根本沒把這位舊派紳士放在眼裡，於他們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記者席上的幾個記者耐着性子，聽諾伊拉特磷酸叨叨散亂無章的自我開脫，而後結束。
漢斯-弗裡奇是俄國人提供的第二個被告。跟雷德爾的情況一樣，檢方被置於被動工作的境地，即先有被告，然後拼命弄到證據來控告他。弗裡奇在納粹宣傳部領導電臺司，他本人則是一名頗受歡迎的評論員。過去幾個月，德雷克塞爾-斯普雷徹應用他那人所周知的旺盛精力投入工作，試圖證明弗裡奇利用廣播“倡導、鼓勵和煽動”戰爭罪行，尤其是反猶暴行。但斯普雷徹在一份機密的備忘錄中承認，證據“絕對不充分，…證實弗裡奇與在法庭上提及的第三款和第四款有任何密切關係”。
審判進行到第一百六十六天，弗裡奇離開了證人席。被告席上的最後一人完成了自己的辯護。
傍晚時分，傑弗裡。勞倫斯爵士偕太太到離他寓所不遠的一座公園悠然漫步，心裡很是愜意。今晚尤其令人心曠神信，在被人遺忘的花壇裡，芙蓉紅和牡丹花開得正旺。蘇聯文獻專家阿卡迪-波爾托拉克和助理檢察官列夫-舍寧，碰巧也看中這個公園，在此散步。波爾托拉克看到法官夫婦走近了，便對同伴說，不妨藉此良機問問勞倫斯爵士，地是否打算重新審理卡廷大屠殺一案。舍寧面露驚恐之色。難道波爾托拉克不知道國際軍事法庭的基本規則之一嗎？法庭之外，人們不得跟勞倫斯爵士談工作。那別人都跟他談些啥呢？波爾托拉克問。談談他的馬啦，他的狗啦，他的乳牛啦，舍寧回答。
西方法官認爲，蘇聯政府堅持要在起訴階段提出卡廷大屠殺一案，是愚蠢之舉。現在，在辯護階段結束之時，他們別無選擇，只得讓德國反駁指控。基本事實乃一目瞭然。波蘭敗北後的某個時候，大約有一萬一千名波蘭軍人，包括八千三百名軍官，突然失蹤。1943年2月，一個德國通訊團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裡，無意中發現這批人中的四千八百人的荒墳野家。爭論之點是，究竟是哪一方，俄國人還是德國人殺害了這些人。
7月1日和2日這兩天中，法律專家在六OO號房間交鋒。何方之罪取決於這些波蘭人被害日期的確定。俄國人聲稱，死亡事件發生在1941年秋天，即在蘇聯遭受侵略之後，德國人佔領卡延森林之時。而德國人則指出，這些波蘭人死得更早一些，即在1940年俄國人依然握有這一領土之時。
最後，德國人佔了上風。他們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之一，是1940年4月俄國人控制這片森林之後，這些波蘭人再也沒有寄出任何信件。對這個問題的出現，除了尼基欽科外，所有的法官莫不感到震驚。得出俄國人自己槍殺了數千波蘭人的結論，會沖淡了納粹分子的恐怖罪行。法庭如何處置這個道義上的困境呢？法官們認定，他們的責任不是歸咎於上述國家中的一個國家，而是確定對德國戰犯的某一指控是否得到證實。他們乾脆採取如下立場，即俄國人對德國人的指控證據不足，從而把卡廷大屠殺一案束之高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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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份的那天上午，當傑克遜法官前往法官室時，感覺比數月以來任何時候都舒服一些。下一次他在審判室講話時，他將在由他主宰的地方發表美國檢方的閉庭講演。前一天晚上，他帶着鋼筆和法律便箋，獨自關進自己的房間，着手形成他自己的思路。但是，此時他不得不決定對給被告律師規定多長時間作判決前的最後辯護進行議論。他十分熟悉那種令人昏昏欲睡的嘩嘩不休的講話，而德國人則要求不限制時間。他擔心，如果審判不很快結束，其道義力量將消磨殆盡。傑克遜徵求過檢察官同僚的意見，他們一致認爲，被告方作最後總結有三天時間就足夠了。這天上午，他把這個建議交給法官們。
弗朗西斯-比德爾疏離冷淡，勞倫斯爵士面露煩意，而法國法官則面無表情。唯有兩個俄國人對傑克遜公開表示同情。最後，勞倫斯爵士作出裁決。迄今爲止，他沒有授人以柄，讓被告有任何理由攻擊本次審判的公正性，現在他也不打算給他們這種機會並終止其辯論。比德爾聞言點頭。勞倫斯爵士又說，奧托-斯塔馬爾作爲被告的發言人，要求給予每個被告一天時間。如果這意味着最後辯論將持續三個星期，那就讓它三個星期吧。
7月4日，被告方的最後辯論開始的那一天，傑克遜硬着頭皮出庭，但他最爲擔憂的事情發生了。被告律師帶着各種需要翻譯的文件擁向語言處，其中許多文件與案子有無關聯令人生疑，其翻譯規模之大爲開審以來所未有。這天上午，當斯塔馬爾在解釋赫爾曼-戈林河以無辜時，幾個目光呆滯的記者仔細地看着天花板和地板。“當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來臨的時候，”斯塔馬爾以單調的聲音繼續說，“中世紀秩序的思想基礎被打破了，邁向普遍的世界和平這一發展趨勢被顛倒過來。過去的生活傾向於停滯與寧靜……”傑克遜實在忍受不了，起身離去。斯塔馬爾在開始爲他的當事人辯護時，追溯到了十六世紀。
許久以來，海報褪色而支離破碎，大約有二十萬張海報。馬丁-鮑曼的畫像貼在牆上，掛在樹上，電話樁上，糊在火車車廂上，遍及整個德國。鮑曼是一名通緝犯。他作爲元首的秘書，只有借用的權力，但他獨創性和刻毒地運用這一權力。他在傳達處死被俘的盟軍飛行員的命令時，特別起勁。他近在元首之側，對猶太人和斯拉夫人充滿仇恨之情，這意味着他十分了解希特勒政權的罪惡滔天的罪行。鮑曼這樁案子的問題是，那傢伙在戰爭的最後幾天突然失蹤。儘管如此，檢方還是要求對鮑曼判罪，法庭也表示同意。7月6日，被告的最後辯護中斷了，這樣法庭可以對鮑曼進行缺庭審判。
戈林把尋找鮑曼的問題說成非常重要。他告訴西奧多-芬斯特馬赫爾（在會客室裡對他嚴加盤問的檢察官）說，鮑曼是“一個左翼納粹分子，已逃往蘇聯”。“請注意我的話，”戈林說，“他以蘇聯控制下的傀儡政府的首腦身分出現在世人面前。”海軍上尉小托馬斯-F-蘭伯特擔任起訴鮑曼這一差不多超現實的任務，並就失蹤的被告的下落問題審問過戈林。戈林以傲慢而肯定的語氣說，鮑曼在阿根廷，受到胡安-庇隆總統的保護。戈林後來受到質問時，又向芬斯特馬赫爾透露，鮑曼在西班牙與佛朗哥大元帥在一起。芬斯特馬赫爾向安德勒斯談到這些矛盾的說法，安德勒斯解釋道：“難道你不知道那傢伙爲了擺脫鐵窗之苦什麼都幹得出來嗎？”
漢斯-弗裡奇聲稱，1945年5月1日鮑曼失蹤那一天，鮑曼與他一起逃出元首地堡。他們與其他出逃的納粹分子跟在一輛坦克後面行動，可能是因爲被炮火擊中，坦克發生爆炸。弗裡奇認爲，鮑曼當場被炸身亡，但沒有見到他的屍體。
在1月份的起訴階段，蘭伯特上尉就已提出證據，展示鮑曼犯下的罪行的嚴重性。他簽署或發佈命令，將數百萬歐洲猶太人趕出家門；不準用棺材掩埋蘇聯戰俘的屍首。7月6日，德國律師弗雷德里希-伯戈爾德受命爲鮑曼辯護時，實際上採取留給他的唯一辦法：宣佈他的當事人已經死亡。
經過鮑曼之案的延宕後，被告的最後辯護重新恢復，審判室裡除了能抓住聽衆的法官和被告外，幾乎空寂無人。只是在沙赫特的律師魯道夫-迪克斯發表評論時，法庭才恢復了生機。迪克斯朝前帝國中央保安局頭頭卡爾登勃魯納打個手勢，然後又衝一度在達豪爲階下囚的沙赫特做個手勢。迪克斯指出：“被告席上監獄看守和囚徒比肩而坐，確實是一幅罕見而古怪的畫面。”軍事法庭從播映人民法庭的電影裡，已經親眼看到了羅蘭-法賴斯勒法官令人震驚的行爲。迪克斯解釋說，在納粹當政的年代裡，他在法賴斯勒面前爲沙赫特辯護，沙赫特被控與當局爲敵；如今，他在盟國面前爲作爲戰犯的沙赫特辯護。關於他當事人的辯護，還需要他說些什麼呢？迪克斯說，沙赫特的境遇使塞尼卡的事爲之一振——尼祿因叛國罪而把塞尼卡送上法庭，而尼祿死後有誰將因“與尼祿的管理不當和兇殘有同謀關係”而受到審判？
安德勒斯上校利用一年中最得熱難捱的日子，在紐倫堡安頓好剛到達的妻子凱塞琳和女兒基蒂。基蒂在上校的四個孩子中排行老麼，剛剛畢業於美國高中，不久就受到實際的歐洲教育。基蒂同安德勒斯家的女僕赫達很要好，而赫達則急切地想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兩人同歲，基蒂-安德勒斯十分興奮地聽赫達講她過去的生活。這位德國小姐曾在一家部隊醫院截肢科病房當護士。她的未婚夫是飛行員，第一次執行戰鬥任務時就中彈身亡。英國皇家空軍進行最猛烈的空襲戰時，她從一家醫院的窗戶邊，親眼目睹她心愛的城市被炸成廢墟。只有一次，這個女僕的英語支支吾吾的，那就是當基蒂問赫達在慶祝黨的生日期間是否參加過齊柏林田徑場的大會時。赫達說，她沒有聽明白，就轉身幹活兒去了。
大理石廳裡，兩個健談的人且飲且敘。泰克斯-惠利斯少尉告訴美軍管房子的軍官約翰-沃內特斯上尉說，他同那一幫被告相處得很好。惠利斯稱，赫爾曼-戈林是他的朋友。帝國元帥贈給他一隻表，上面有他的簽名，少尉說着把金錶在沃內特斯面前閃了一下。他還有一枝勃朗山牌自來水筆，筆帽上刻着戈林的名字，還有他親筆題辭的帝國元帥的照片。惠利斯神秘兮兮地說，在紐倫堡的大字裡只有一件事不對勁。什麼事不對勁？沃內特斯很想知道。“就是我爲他幹活的那個傢伙。”惠利斯回答。他說，沃內特斯認識安德勒斯上校，但沒有說別的。
羅伯特-傑克遜以百倍的熱情投入工作，就好像天生此才，只爲此用。7月份的日子一天天逝去，卡爾登勃魯納、紹克爾、弗裡克、豐克等等所有被告的律師，爲被告犯下的罪孽辯解和解釋，但他沒去聽他們的說詞。相反，他留在自家的書房裡研究，撰寫他的閉庭演講詞。在眼下粗略的草稿裡，他幾乎在每一頁都攻擊戈林。他譴責德國的工業家們，從而在他本人離去之後爲特爾福德-泰勒隨後對他們的起訴打下基礎。最重要的是，他要求這次演講昭告世人：納粹分子實行征服、剝削和種族滅絕的陰謀已得到證實。
這些段落構成他講演詞的主要支柱。但是他也十分喜歡玩弄詞藻，不停地修改，用他那渾厚的男中音，放聲試讀詩一般的譴責之詞：“裡賓特洛甫，矇騙術的兜售者”；“羅森堡，納粹的理智的高級牧師”；“卡爾登勃魯納，大調查官”；“狂熱的弗蘭克”；“施特賴歇爾，惡毒的大老粗”；“席拉赫，年輕人的毒害者”；“紹克爾，自法老以來最殘暴的奴隸主”2“辛克，滿口金牙的銀行家，有史以來最恐怖的擔保品”。他要求文爾絲給他找一卷莎翁的作品。他想要用《理查三世》裡格洛斯特和安妮小姐對話的臺詞，使他的結語永放光芒。
被告方的辯論總結持續了三個星期。弗洛膛裡希特-克蘭茨比勒把一份長達一百五十頁的枯燥無味的摘要扔給翻譯部門，題目是“被告鄧尼茨的最後辯護”。7月25日，阿爾弗雷德-塞德爾爲魯道夫-赫斯作完最後一名被告的總結髮言。隨後，檢方將作最後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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