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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塞爾-斯普雷徹上尉讓人把戈林帶出審訊赫斯的五十五號房間。阿門上校仍然待在那裡，同二名助手閒聊。阿門粗野地問斯普雷徹，你想要幹什麼？斯普雷徹說他來參加萊博士的審訊。傑克遜法官任命他起訴前納粹工會主席。身材矮小、好鬥的阿門滿臉歹意地仰視着六英尺三英寸高的斯普雷徹。阿門說，正因爲如此，所以斯普雷徹跟這兒沒有關係。斯普雷徹是斯托裡行動計劃的成員，不是阿門的審訊處的成員。
斯普雷徹是一個和藹可親、精力充沛的年輕軍官，他是戰略情報局的老資格成員。他把一件起訴案子的要點濃縮在一頁紙上的能力給傑克遜留下深刻的印象，傑克遜把他的記錄分發給其他律師作爲範本。斯普雷徹很清楚阿門現在好戰的根源。首先，阿門估計，由於他的人負責審訊，他們會在法庭上充當檢察官，而斯托裡的人只不過提供文件材料的證據而已。但是，由於傑克遜越來越傾向於依靠文件材料進行審訊，斯托裡因而受到傑克遜的重用。傑克遜法官最近已經任命他負責管理即將走上法庭的檢察官。阿門的人的地位大大下降，僅僅負責向犯人們出示文件材料，讓他們確認某個記錄是真實的，某個事實是正確的，凱特爾的、約德爾的或給克爾的簽名是真的等等。阿門已經被迫充滿敵意地對付他的競爭對手，而斯普雷徹則是他的競爭對手中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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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現在，他們的身分仍然模糊不清。從法律上講，他們是戰俘。就軍人來說，這一身分還說得過去。但是，對於一個銀行家的豐克來說行得通嗎？或者當了幾天德國總理的弗蘭茲-馮-巴本，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這樣的反猶刊物的出版者，這個身分說得通嗎？1945年10月19日，他們的身分都會一清二楚的。
這種變化是通過艾雷-尼夫少校，一個二十九歲，極爲認真地試圖克服一臉孩子氣的英國人實現的。他在英國已經家喻戶曉。1940年，他在法國被捕後逃了出去，再次被捕後，他受到蓋世太保的肆意虐待。後來，他領導了最爲壯觀的越獄戰鬥，衝出了被認爲是逃不出去的科爾梯茲城堡，1942年，他從科爾梯茲城堡返回英國。
尼夫是一名職業律師，他已被國際軍事法庭庭長傑弗裡-勞倫斯爵士選爲紐倫堡法官助理。當他在餐廳得到立即到美國法官弗朗西斯-比德爾那裡報到的消息時，他剛剛在紐倫堡大飯店的一間客房中安頓下來。他發現比德爾正和一位身材魁梧而又面善的男人共進午餐，他是美國候補法官，審判員約翰-J-帕克，他用熱情的北卡羅來納口音向尼夫問好。比德爾冒失地問：“尼夫少校嗎？你看起來相當年輕。”比德爾的聲音裡帶着一股貴族式的鼻音，尼夫在美國人中很少聽到過。比德爾身穿一件棕色的西服和一件藍色的襯衫，繫着一副佩茲利花呢蝴蝶結領結。他浮華的穿着與他有教養的舉止形成鮮明的對照。比德爾通知尼夫，第二天他要把起訴書送到犯人手裡，並且要幫他們找辯護律師。
星期五早晨，包括尼夫、安德勒斯、凱利醫生、一位譯員，以及兩名美軍士兵組成的一行人帶着笨重的起訴書副本走進牢房區。安德勒斯讓凱利醫生同往，以觀察看守送來的東西是否可能會引起犯人們情緒激動。牢房區的大門樓鑽地在他們身後關上了，尼夫的心靈深處顫慄了一下。那天早晨，尼夫穿上他最好的制服，繫着一條武裝帶，武裝帶上的銅釦擦得鋥亮。他已經記熟了一小段講話：“我是尼夫少校，國際軍事法庭任命的官員，我奉命向你們送交控告你們的起訴書，我到這裡來同時也是爲了通知你們，你們有權清辯護律師。”
尼夫在他們咋喀咋嘻地走下門廊時向安德勒斯上校吐露：“我一定不能把事情搞糟了。”他們在第一間單人牢房前停下，尼夫打起精神同赫爾曼-戈林見面。
戈林在公衆中快樂的、爲德國大衆所喜愛的胖子形象，使尼夫把戈林想象爲一個醜陋、邪惡的小丑。然而，他卻發現戈林長着一雙雪貂般靈活的眼睛，他的身體就他的短小骨架來說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比起五個月前抓到的腦滿腸肥的酒色之徒來，戈林顯得輕多了。尼夫隱約地意識到戈林身上有一種說不清楚的女人氣和在男人面前的奸詐，不是同性戀，但是，他更像古羅馬的一位驕奢淫逸的權貴。戈林開始告訴尼夫，他的父親曾是德意志帝國總理掉斯麥任命的駐西南非洲的地方長官，好像在尼夫看來，應該說是一個帝國主義分子。對戈林的這一策略的反應，是死一般的沉默，他突然看起來泄氣了。戈林聳了聳肩，開始凝視起訴書。
尼夫向戈林解釋他有請一名律師的權利。戈林說：“我跟律師毫無關係。”他多年來一直把自己當成法律。他向尼夫發號施令：“你爲我找一個律師吧。”他們準備離開時，凱利醫生提出戈林應該在起訴書上寫下他的看法。他遞給戈林一支鋼筆，戈林用粗大的字體迅捷地寫道：“勝利者永遠是法官，戰敗者永遠是被告。”
他們來到下一間牢房。安德勒斯說：“這個傢伙在我們這裡待了一個多星期了，他是一個魔術師，你會明白的。”他們走進牢房時，魯道夫-赫斯全身痙攣，看起來像個機器人。當尼夫遞給赫斯起訴書時，他驚異地看到赫斯憔悴的臉和蜘蛛般細長的手腕。赫斯把起訴書扔在桌上。他的眼睛滾動着，他開始呻吟並倒在牀上，一把抓住他的胃部。安德勒斯不耐煩地說：“痙攣，這是新花樣。”尼夫唸了事先準備好的講詞後就離開了。凱利遞給呻吟着的赫斯一支鋼筆，讓他在起訴書上寫幾句話。赫斯寫出的字跡令人吃驚的整潔：“我記不起來。”
他們繼續沿着門廊走到紐倫堡法的起草者威廉-弗裡克的牢房前，他穿着不合身的方格夾克，他給尼夫的印象是一個穿着破戲裝的上了年紀的演員。凱利評價道：“他是這個地方最平淡無味的人。”然後，他們來到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的牢房，他兩手插在身後，傲慢地看着尼夫和他的一夥人。施特賴歇爾看完尼夫給他提供的律師名單後說：“猶太人，他們都是猶太人的名字，而且我知道法官們也是猶太人。”
尼夫打起精神，來到二十五號牢房。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殘暴的身影赫然聳現在牢房門口。尼夫一直感到驚訝，到底是什麼樣的衝動，驅使像卡爾登勃魯納這樣的一羣行政官員製造出滅絕工廠來。他從波蘭託倫的一個監禁地第一次逃脫後，一名態度冷淡、面目清秀、長着亞麻色頭髮和藍眼睛的年輕蓋世太保官員審問了他。他們對尼夫嚴刑拷打，絲毫不把他當作一個同類的人看待。後來，這個年輕官員緩和了語氣，他給了尼夫一根香菸。尼夫壯着膽子問：“請告訴我，你幹這一行之前做什麼。”這個年輕人似乎陷入了沉思。他說：“我在大學裡讀哲學博士學位。”接着，他好像突然顯得很尷尬，他衝一名衛兵大吼一聲，讓他帶走尼夫。
尼夫厭惡地離開卡爾登勃魯納的牢房。那個巨人猛然倒在他的帆布牀上，極度沮喪地啜泣道：“我要我的家！”
矮胖的瓦爾特-豐克在讀到起訴書後也哭叫了起來。安德勒斯說：“拿出男子漢的樣子來，聽少校說。”希特勒青年團主席巴爾杜爾-馮-席拉赫投向尼夫的半陰半陽的“跳舞茶會上的眼神”，是那種使小男孩心煩意亂的眼神。裡賓特洛甫的邋遢的牢房實際上已經發臭了。聽尼夫把話講完後，這位一度當過外交部長的人就交給尼夫一張用潦草字跡寫成的英國貴族的名單。他說：“他們可以爲我的和平意願提供證據。”納粹勞工陣線主席萊博士尖叫道：“你們爲什麼不乾脆把我們排成一行站在牆前槍斃我們呢？”
尼夫覺得很難踉塞斯一英夸特講什麼客氣。尼夫在荷蘭瓦耳河畔度過了戰爭的最後幾個月。每天晚上，荷蘭的反抗軍戰士渡過瓦耳河，運走大批餓死的荷蘭人，而塞斯一英夸特仍然在荷蘭的部分地區施虐。
鄧尼茨、凱特爾和約德爾這些軍人的舉止就顯得很能忍受。鄧尼茨元帥說，他需要一位叫奧托-克蘭茲比勒的德國海軍律師爲他辯護。如果不行，他就讓一名美國或英國潛艦的艦長當他的辯護律師。他們會知道他曾爲一場體面的戰爭而戰。尼夫注意到，凱特爾陸軍元帥穿着一雙地毯拖鞋。尼夫回憶起他再次被捕後，在普洛茲克蓋世太保監獄，赤腳站在冰冷的地板上長達數小時，直到他的雙足麻木爲止。尼夫履行士兵的職責，設法逃跑。像凱特爾這樣類似的軍官肯定理解那種職責。然而，看起來是十足軍人的凱特爾卻簽署命令，槍斃了那些勇敢的、同尼夫的所爲一樣的英國戰俘。凱特爾還多次下令，處決了數千名俄國戰俘，他還大規模射殺作爲人質的無辜平民。在尼夫的眼裡，凱特爾污辱了他的職業。
十三號牢房對尼夫又是一個強烈的精神刺激。他曾被關押在漢斯-弗蘭克統治下的波蘭的納粹監獄裡。今天，弗蘭克的左手戴着一隻羊毛手套，以掩飾他試圖割腕自殺留下的傷疤。尼夫能夠看見他喉嚨上粉紅色的新鮮傷口，這是弗蘭克第二次試圖自殺留下的刀痕。弗蘭克開始氣喘吁吁地說道：“我好像是兩個人，”他開始解釋，“一個是你現在看到的弗蘭克，一個是納粹領導人弗蘭克。我不明白後一個弗蘭克怎麼能做那些事呢。前一個弗蘭克看着後一個弗蘭克說道，“漢斯，你是一個多麼卑鄙的人。”安德勒斯告訴弗蘭克，把他的心裡話留着向凱利醫生說去，現在聽尼夫少校講話。
隨着午後的陽光漸漸消失，監獄裡變成單調的灰色。尼夫覺得累極了。他還有一間牢房要去，即在最裡面的角落，關押着阿爾貝特-斯佩爾的十一號牢房。斯佩爾最近剛剛來到紐倫堡，他痛苦地發現弗里茲-紹克爾在九號牢房。對於紹克爾這個徵募勞工的魔頭來說，斯佩爾構成了最大的危險。對於被盟國稱爲奴役勞工的計劃，他們兩人誰的責任更大呢？是負責徵募勞工的紹克爾，還是使用勞工的斯佩爾？斯佩爾必須謹慎行事。如果他試圖把全部罪名栽在紹克爾頭上，那麼，他就會被當做在幕後操縱的策劃人。如果他承擔一切罪名，那麼，遭殃的就是他，而不是紹克爾。早些時候，弗里茲-紹克爾給尼夫留下的印象糟透了。身材矮小的紹克爾留着希特勒式的輟須，站在他的牢房裡，汗水從他的光頭上流下來，他哀訴道：“我木知道任何有關反人類罪的事。誰爲我辯護？這些律師我一個也不認識。”他的嘴顫抖着，淚水從他的面頰流淌下來。
斯佩爾則相反，他顯得很鎮定，不失尊嚴，他以一種有教養的聲音，用流利的英語講話。他看過起訴書後纔開始講話。他求生的第一步策略是，話必須說得恰如其分。他說：“這樣的審判是必需的，即使在一個獨裁國家裡，這樣的罪行也是要共同負責的。”凱利醫生有禮貌地問斯佩爾是否願意把那番觀點寫在他的起訴書上。
他們再也不是一羣情況各不相同的俘虜了，他們現在都是被控有罪的被告，尼夫通知他們，對他們的審判計劃在11月20日開始。他們還將受到審訊，但是現在不再要求他們回答問題。令尼夫吃驚的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是多麼急於不斷地表白自己。
29
凱利少校發送完起訴書後，就徑直從C牢房區安德勒斯上校那裡，沿着門廳回到他的辦公室。作爲一個監獄的精神病醫生而不會說德語，他覺得懊喪。他相信用不着等到第二天，他就可以找到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凱利幾乎沒有察覺坐在一個角落裡等他的軍官，他正在翻閱精神病醫生的一本專業雜誌。他任重地站起來，自我介紹他是古斯塔夫-吉爾伯特上尉。
吉爾伯特說一口流利的德語，這是他從地移民奧地利的雙親那裡學來的。雖然吉爾伯特是一個心理學家，但是在戰爭後期，他卻在情報部門裡審訊戰俘。歐洲的戰事結束後，他被安置在一個私人家庭裡，同普通的德國人談論戰爭。他很快就對他們帶淚的、文過飾非的說法厭倦了。他們中從來沒有人想打仗。他們不贊成迫害猶太人。他們一再嘮叨的那句像詩一樣押韻的話給吉爾伯特留下不能忘懷的記憶：“我們被驅使而誤入歧途。”
吉爾伯特聽說在紐倫堡需要一個懂得心理學的翻譯，於是抓住時機調換了工作。但是他對目前這個位置並不十分滿意。他當口頭翻譯是大材小用。而且，吉爾伯特注意到一個從未有過的機會，就像他後來寫的那樣，紐倫堡提供了一個接觸“歷史上控制得最好的社會病理學實驗的機會”。是什麼使文明人加入到納粹運動，並做他們所做的那些事？如果他能夠走進這些牢房，就能找到答案。如果只有做四譯一條路，那就這樣吧。
凱利雖然覺得吉爾伯特的嚴肅有點多餘，但是他畢竟是個能爲他當翻譯，何況還是一個像他一樣搞心理學的人。他邀請吉爾伯特跟他一起沿着門廳來到指揮官辦公室。他說，在他任用吉爾伯特之前，他需要得到伯頓-安德勒斯上校的同意。
3O
凱特爾和約德爾共事了很長時間，前者傳遞希特勒的命令，後者起草行動計劃，他倆配合得非常默契。今天早上，當他們在操場上走動時，約德爾覺察到陸軍元帥的腳步有些沉重。凱特爾在昨天已經受到審訊，約德爾低聲問凱特爾，他被問到什麼問題。凱特爾沮喪地說：“突擊隊命令。”約德爾點了點頭。那就糟了。
阿門上校盤問他關於“突擊隊命令”的問題時，凱特爾想，他的解釋必須讓任何一個軍人滿意。他要讓上校明確地理解，一個軍官的職責是服從命令。阿門被凱特爾的回答弄得措手不及。在“倫敦憲章”中，服從命令不是一項可以接受的辯護理由。凱特爾對阿門一個又一個地駁回他的回答感到驚訝，他怎樣才能讓這些人懂得希特勒的意志力呢？1942年8月的那天早上是個典型事例。他們在東普魯士的一片松樹林的元首指揮部“狼穴”裡，這裡地靠俄國前線。他們討論的議程是一支加拿大突擊隊最近在被納粹佔領的法國城市第厄普海岸實施的襲擊。希特勒大發雷霆，他指斥這些突擊隊員不是軍人。希特勒有證據，這些突擊隊員是從犯人當中徵募來的。他扔給凱特爾一份報告。希特勒指出，看看這些強盜的所作所爲。報告描述了德國犯人被綁在“死亡吊索”上，套索的一端系在脖子上，另一端系在身後的雙腿上，犯人們只要一活動，就會絞死自己。德國人還在一個突擊隊員那裡發現一本英國《非常規戰爭手冊》。希特勒念道：“不給敵人任何機會，現在不是堂堂正正地按規矩行動的日子了，眼下，每一名士兵必須是一個潛在的暴徒……記着，你們要努力殺人。”凱特爾感到驚愕，他們要做全部的戰略決策，而希特勒卻長時間地對突擊隊員咆哮。他們是惡棍。他們破壞了《海牙陸戰公約》他指出，強盜們不享有《日內瓦公約》規定的保護權利。
第厄普事件一個月後，十二名英國突擊隊員在挪威執行一項炸燬發電站的任務中被抓獲。希特勒宣佈，從今以後，即使突擊隊員穿着軍服自願投降，也要把他們全部槍斃。希特勒說：“要把他們殺到最後一個人”，不需要什麼審判。希特勒指示凱特爾和約德爾把他這些話寫成正式命令向武裝部隊下達。凱特爾和約德爾這兩個職業軍人都明白，這個舉動太輕率了。但是，他們也目睹過抗拒希特勒是徒勞無益的。馮-弗利希將軍和馮-李布將軍這兩位出色的將領就因反對希特勒而被解職。1942年10月18日，凱特爾在“突擊隊命令”上簽字後發佈了這道命令。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使凱特爾的軍人道德標準墮落的命令了。早在1941年10月，剛剛入侵蘇聯後不久，希特勒就告訴他的高級將領，必須挫敗俄國游擊隊的行動。五十人抵一人，一百人抵一人，這是蘇聯游擊隊殺死每一名德國士兵應該付出的代價。他說，斯拉夫人簡直就是畜生，“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沙皇制度都改變不了”。另外，蘇聯部隊中設立的政委是頑固不化的共黨分子，他們總是製造麻煩，甚至當了俘虜也是如此。他們一旦被抓獲，就應殺掉。凱特爾應該按照希特勒的意思發佈命令。
凱特爾回到他的指揮部，起草“報復令”和“政委令”。一個月過後，在一次蘇聯游擊隊發起的進攻中，德國損失了十名士兵，二十六人受傷，爲了報復，德軍將二千三百名俄國平民抓到一起，殺害了他們。凱特爾用紫色墨水簽署的“報復令”、“政委令”和“突擊隊命令”的原件，現在就在司法大廈的文件室內。
自從被捕以後，凱特爾一直在想他是如何墮入這一深淵之中的。撇去其軍人的外表，凱特爾從來也沒有想成爲一個職業軍人，他曾經希望在他的出生地赫爾姆謝羅德做一名鄉紳。1938年，當希特勒任命凱特爾爲德國武裝部隊參謀總長時，與他共事的軍官都大吃一驚。原因不久就變得明朗了。希特勒已經親自承擔起軍事指揮權，由於他把他這麼多的將軍們擺佈得像玩具兵一樣，所以他會奚落凱特爾。希特勒喜歡說：“若起用勃洛姆堡永遠也辦不成事。”陸軍元帥瓦爾納-馮-勃洛姆堡是深受凱特爾敬重的前任。
有一次，凱特爾試圖在希特勒面前挺直腰桿。當希特勒又一次在他的同事面前挖苦他後，他把公文包猛地扔在桌上，衝了出去。在簽署了聲名狼藉的行政令後，他提交了辭呈，在遭到拒絕後，他考慮過自殺。但是，他一直被希特勒催眠般的力量所束縛，他又回來了。他知道有人在背後奚落他，他學會了忍氣吞聲。他的同事用德文的雙關語稱他爲“哈巴狗”、“奴僕”、“走狗”或“一文不名的傢伙”，一個永遠擡不起頭的玩具驢。速記員喜歡開玩笑說，他們不必記下凱特爾在會上說的第一句話，因爲它們一定是希特勒剛說過的話。
一次，他向和他共事的一位軍官訴說希特勒在他身上的所作所爲。這個同事回想起一句古老的普魯士格言：“如果服從帶來不了榮譽，那就選擇反抗。”他的朋友提醒他，別的軍官都敢於無視不當的命令，並且都平安無事。他們相信寫在一位德國士兵薪餉簿上的話：“不殺繳械的敵人，即使是一個黨徒或一個間諜也不殺。”凱特爾答道，那些軍官沒有一個在希特勒直接領導下工作。
凱特爾也爲這個政權付出了個人的慘重代價。在他的“報復令”和“政委令”使許多無辜死於非命的俄國前線，他的最小的兒子死在戰場中，另一個兒子失蹤了，第三個兒子做了俘虜，但是他對希特勒狗一樣的忠誠絲毫也未減弱。7月20日那天，密謀者的炸彈奇蹟般地沒能炸死希特勒時，凱特爾就在那間屋裡，是凱特爾一面扶着希特勒從支離破碎的建築裡出來，一面喊叫着：“我的元首，我的元首，感謝上帝你還活着。”
一名看守朝在操場上晃來晃去的犯人們喊道：“時間到了。”回到牢房後，凱特爾拿出他的起訴書的副本重新讀了一遍。他感到疑惑，一名軍人僅僅因爲執行命令就受到懲罰，這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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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吉爾伯特上尉會面後，安德勒斯上校不得不作出一項決定。精神病醫生和心理學醫生，所有的這類人都讓安德勒斯感到不舒服。至少，由於凱利的巧言善辯的魔力，使他的形象和行爲有別於那類人。但是安德勒斯發現正是吉爾伯特這傢伙使他最傷腦筋，吉爾伯特是那些有深度的猶太思想家中的一員，他就好像要看透你的心思一樣地一直看着你。最後，上校還是按照凱利的意願，同意吉爾伯特做精神病醫生的口譯人員。
不久之後，凱利就帶着吉爾伯特進行他的首次牢房巡視。他們進入五號牢房後，赫爾曼-戈林操着實用的英語問：“如果得到一個德國人，你知道你會得到什麼？你會得到一個出色的人。如果有兩個德國人，你會有一個聯盟。三個德國人呢？你會有一場戰爭！”戈林猛地拍了下他的大腿，放聲大笑。凱利提起他們早些時候看見過赫斯，他要求檢查他的食物裡是否有毒。戈林晃晃地的頭說：“啊，赫斯，當元首宣佈赫斯的排名緊挨在我的後面時，我憤怒了。我告訴希特勒，他怎麼能讓那個傻子擔任那個職務？元首對我說，赫爾曼，聰明一些，當你成爲元首時，嗯！你可以把赫斯趕走，然後任命你自己的接班人。元首具有控制人的天才，你知道。”凱利問戈林他對希特勒自殺的看法，他的行爲難道不像個懦夫嗎？戈林回答，根本不是，不能想象德國的首腦住在這樣的牢房裡，作爲一個戰犯等待審判。
吉爾伯特隨便問了戈林一個問題。你對自己的死有什麼看法？你在乎嗎？戈林冷酷地說：“有什麼可害怕的，我給成千上萬的人下命令，讓他們奔赴戰場，他們當中的許多人肯定不會再回來。我作爲他們的長官，在需要面對敵人的時候，爲什麼要畏縮呢7他發出一陣痛苦的笑聲。“我知道我將被絞死，但是讓我來告訴你們，五十年後他們會在全德國爲我豎立雕像。公園裡立大雕像，在每個德國人家庭裡立小雕像。”他停頓了一會兒，然後又開始笑起來。“一個英國人嘛，你會得到一個白癡，兩個英國人是一個俱樂部，三個英國人是一個帝國！”
那天晚上，凱利邀請吉爾伯特在紐倫堡大飯店共進晚餐。透過餐廳的窗戶，他們看到路過的、臉上陰沉的紐倫堡人；孩子們把臉貼在窗戶上看着兩個美國人狼吞虎嚥地吃着牛排。凱利問吉爾伯特是否知道，他們手裡有現成的心理學方面的珍貴素材。吉爾伯特答道，當然有。他本人正在利用到納粹分子的牢房的機會來研究他們。凱利指出，他們的思路完全一樣。但是這裡有比一部學術專著更多的東西。凱利說，他們有寫一部書、一部大部頭書、一部綜合性名著所需的原始材料。他讓吉爾伯特在每次巡訪牢房後記筆記，記下每個人說的每件事。吉爾伯特沒有提及他已經記錄下他所能記下來的戈林的每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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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諾萬將軍在遠東，已經與紐倫堡失去聯繫有幾個星期了。然而，自從多諾萬回來後，傑克遜還是被他採取的方式嚇了一跳。這不是單純的權力攫取，而是多諾萬身上具有的磁石般的忠誠。戰略情報局的老戰士看來仍然認爲多諾萬的想法就是命令。
10月下旬，傑克遜召集了一個由高級檢察官員參加的會議。多諾萬首先建議，會議的日程應優先選擇第一證人和審查證人的人。傑克遜說，這個建議是完全錯誤的。他意識到多諾萬還沒有時間獲悉文件方法比之證人方法的優勢。他讓他的一個助手把最近發現的，由一名在基輔的德國醫生撰寫的一份文件概述念給多諾萬聽。年輕的律師開始引用“帝國醫學部”的威廉-敘佩醫生的話，講述他在基輔的一所醫院的工作。敘佩寫道：他的任務是用注射嗎啡的辦法每天消滅一百個人，這些人是“毫無用處的傢伙、精神上有缺陷的人、病入膏肓者，或者諸如猶太人和吉普賽人這樣的劣等民族”。傑克遜說，這個文件就是一個實例，說明此類文件可以用作罪證，比如說，證明他們犯7第四條罪，即反人類罪。多諾萬應該看看來自漢斯-弗蘭克的日記、羅森堡的文件，以及一大堆其他的書面材料。
多諾萬仍然沒有被說服。他說，他已經和記者談過這個問題，文件給他們的印象是死一般的單調。如果在這間屋裡的人想要讓世界傾聽他們，最好帶一些有血有肉的證人站在證人席上。傑克遜不想因和他的一個工作人員大聲爭吵而影響自己的威望，他草草地結束了會議。那晚，在往外走的路上，他建議多諾萬到他的住所吃飯。他有一位出色的廚師。
晚餐上他們一直邊吃邊談。多諾萬津津有味地吃着，他尤其喜歡哈塞爾太太的蘋果派，但他只是有節制地喝了一杯白葡萄酒。飯後，他們離開餐桌，來到音樂間。多諾萬評論道：“這場審判將是遠比一起訴訟案複雜得多的審判。”紐倫堡將要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道德故事提供舞臺。它們需要活生生的演員，即證人。傑克遜需要考慮審判中的公共關係這一方面。傑克遜沒有被說服。他的經驗使他確信，文件比證人更可取。文件不像證人，它們不會有記憶疏漏，也不會做僞證。傑克遜稱，他想要寫下一部經得起評論家抨擊的記錄。當然，他們可以傳喚少量證人。但是，以文件爲基本依據，他們可以用這些人自己的話來給他們定罪。多諾萬突然宣稱他該告辭了。
目睹着多諾萬的轎車開走，傑克遜承認他或許已經疏遠了這位將軍。然而，他依然確信自己是正確的。傑克遜不能答應的是，他在法庭審查一名證人，就花去了很長一段時間。看來，依靠文件的方法以其固有的優越性讓人信心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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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下旬，距11月20日公開審判的日子不到一個月，法庭成員聚集在指定的法官室裡。他們坐在覆蓋着一塊軍毯的會議桌周圍，室內照明用的是一盞攜帶式電燈。候補法官諾曼-伯基特飄動着他的鷹鉤鼻，抱怨着生活條件。由於艾雷-尼夫少校是法庭的聯絡官，因此，伯基特的滿腔怒火就撒在他的頭上。尼夫靠着牆坐着。就像他的一個同事評價的那樣，他“看起來有二十歲，實際是三十歲，做起事來像四十歲的人”。伯基特的聲音越來越尖銳，似乎他想要壓過屋外工人發出的錘擊、拉鋸和喊叫聲。他說，他來到紐倫堡後，發現他在施泰倫大街十六號的房子還沒有準備好，枕頭做得像鐵一樣硬，簡直就沒有想過要提供最平常的生活條件。傑弗裡-勞倫斯爵士作爲庭長坐在桌子的頂端，極有耐心地傾聽着。他轉向尼夫，問少校是否能費心把諾曼爵士的不愉快的事情轉述給那位負責住宿的美國先生沃內特斯上尉。
伯基特說他還沒有說完呢。能否對用餐做些安排呢？大家不分級別地坐成一排，由一名美軍士兵把食物盛在一個暢盤上，當然頗具民主精神，但是這卻不適用於國際法庭的法官們。弗朗西斯-比德爾現在是伯基特的朋友，但他並不理會這位通常風度翩翩的英國人的牢騷，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尼基欽科的口譯人員塔尼亞-吉莉亞雷夫斯卡婭身上，她是一個身材小巧而又勻稱的美人。雖然比德爾快六十歲了，但他一看到漂亮女人就眼睛發亮。
伯基特繼續說着，勞倫斯爵士的臉上閃現出一絲煩躁。他們不久就要在這間屋子裡秘密用餐，勞倫斯爵士解釋道，餐具是基利這個小夥子不知從哪裡找來的瓷器。伯基特頹然坐回到他的座位上，他知道，他的激烈的長篇言辭使他顯得很小氣，而這些舉動全是因他的抱負受挫所致。
勞倫斯爵士建議，他們或許可以把注意力轉向更緊迫的事情，特別是有必要爲被告提供律師。他轉向尼夫。尼夫說，大多數被告都要求前納粹分子做他們的律師。在這件事情上，他需要法庭的指導。尼基欽科的經常無動於衷的臉繃得緊緊的。漂亮的女翻譯把他的冷冰冰的憤怒言辭用一種通俗的美國英語表達出來，這使比德爾着迷。尼基欽科懷疑地問，起用納粹分子做法庭官員嗎？他們本身難道不應該站在被告席上嗎？這種笑話實在有點糟糕。
比德爾打斷了剛纔的話題，從公文包中抽出一些文件。戈林提出要基爾的一名叫奧托-斯塔馬爾的律師做他的辯護人。比德爾唸了諾亞克太太寫給美國佔領當局關於斯塔馬爾的一封信。就在戰爭結束的五個月前，斯塔馬爾向他的文房東抱怨說，和他住在一塊的房客諾亞克太太是一個猶太人，只是由於嫁給了一個非猶太人方得到了保護。斯塔馬爾說，如果女房東不把諾亞克太太趕出去，他就決定根據“紐倫堡法”告發她。因此，諾亞克太太最終被送往特萊西恩施塔特集中營。比德爾唸完信後，尼基欽科一本正經地點點頭。很清楚，這位斯塔馬爾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納粹分子。能允許他爲戰犯辯護嗎？比德爾說，當然可以。“倫敦憲章”開宗明義，允許被告選擇他們的辯護律師。它並沒有把納粹分子、者或素食主義律師排除在做被告辯護律師這件事之外。比德爾說，關鍵是不能讓這些人口後有任何藉口聲稱他們沒有受到公正的審判。不能把紐倫堡變成一個法律上的凡爾賽，爲德國人播種下滿腔的仇恨。傑弗裡爵士同意比德爾的觀點，他們同意讓納粹分子當辯護律師。
34
比德爾法官的首席助手赫伯特-韋克斯勒坐着，凝視着一個被告的起訴書。約德爾將軍要求得到有關盟軍戰爭罪行的文件。的德爾已把他的上訴書交給了比德爾，比德爾又把它轉交給韋克斯勒，由他起草一份答覆書。約德爾的要求正是韋克斯勒當初閱讀默裡-伯奈斯的計劃時所擔心的。約德爾說，如果我們犯了戰爭罪，那麼你們也犯f戰爭罪。如果我們因戰爭罪受到審判，爲什麼你們卻不受到審判？韋克斯勒非常衝動地想要看到這些人受到懲罰。自從來到德國，作爲一個猶太人的他經常被噩夢所折磨。但是，他是一名出色的法學專家，法律對他來說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純司法領域裡，約德爾是有道理的。然而，憲章的起草者早已決定，不接受“你也一樣”作爲辯護理由。
韋克斯勒正在苦思冥想這個問題時，比德爾打來一個電話。約德爾將軍的妻子露易絲-約德爾剛剛來過司法大廈。比德爾請求道，赫伯特能否來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韋克斯勒面對法律難題時總是冷靜而不偏不倚，所以他並不考慮將要與之交手的是一個納粹分子的老婆。他走進一間小辦公室，發現一個美軍守衛和一個頭戴一頂淺頂軟呢帽的三十多歲的婦女，德國婦女非常喜歡戴這樣的帽子。她身穿一件男式大衣，一雙平底鞋已經很舊了。她既不時髦也不漂亮，但是她的毫不矯飾的尊嚴打動了韋克斯勒。她站起身，用流利的英語自我介紹。他猜測她的年紀在三十五歲左右，足足比約德爾小二十歲。
露易絲-約德爾嫁給約德爾只有一年半的時間。她原先在德國最高統帥部做秘書，她是約德爾的前妻安妮萊斯的朋友。她照護過病入膏肓的安妮萊斯，直到1944年春安妮萊斯去世。凱利醫生髮覺約德爾是C牢房區中最冷酷的人。但是，在露易絲看來，約德爾將軍流露出一種衝動的浪漫氣質。將軍直截了當地告訴她，在他敢於告訴任何人別的什麼之前，戰爭已經徹底打敗了。因此，他們應該儘快結婚以享受生活，哪怕是極微小的幸福。
韋克斯勒請約德爾太太坐下，他則坐在她對面的桌子旁。她告訴他，她實際上是從貝希特斯加登一直走到紐倫堡的，爲的是離丈夫近些，她一邊說着，一邊有意識地盯着她那雙破損的鞋。她在一幢被摧毀了一半的建築裡找到一間屋子，她和陸軍元帥凱特爾的妻子合住。她到這裡是要盡她最大的努力營救她丈夫。她讓韋克斯勒告訴她這種努力將會有什麼結果。
韋克斯勒覺得他應該回報露易絲-約德爾的真誠。他問她是如何學會英語的。她答道，因爲她有一位英籍祖父。韋克斯勒告訴露易絲，一個會說英語的秘書將會對她丈夫的律師幫助極大。露易絲問，約德爾找到律師沒有？這是她想找他幫忙的另外一件事。慕尼黑大學的弗朗茲-埃克斯納教授是約德爾家的一個老朋友。韋克斯勒先生能不能替她的丈夫聘請埃克斯納教授？韋克斯勒認識埃克斯納，這個德國人戰前訪問哥倫比亞大學時他們見過面，韋克斯勒知道他是一個刑法名家。韋克斯勒說，他會讓尼夫少校設法找到埃克斯納，而且他還要設法替約德爾太太安排一份協助她丈夫的律師的工作。她向他表示感謝，他們握了一下手後告別。
韋克斯勒回到他的辦公室後，還一直搞不懂他爲什麼這麼熱情，直到他開始思考約德爾的困境。他知道約德爾面臨的指控，特別是他同凱特爾一起扮演了一個把希特勒的狂暴落實爲軍令的角色。他還知道，他應該告訴比德爾，由於國際軍事法庭關於“你也一樣”條款的立場，約德爾想要了解盟軍戰爭罪行文件的要求將被拒絕。不，他不準備爲一個令人欽佩的婦女做太多，他猜測，她的丈夫無論如何都要在絞刑架上結束生命。
艾雷-尼夫緊張忙碌了十天，纔在這個被分成四個佔領區的國家中找到了那些律師。佔領區的電話很少能打通的，郵件的傳遞時有時無，公共交通一片混亂，他所要尋找的律師通常都居住在被炮彈炸燬了的廢墟中。最後，給所有的被告都找到了辯護律師，他們當中的近半數是納粹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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