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的記憶
“一稻濟世”的功勳院士袁隆平逝世，引起全國人民的隆重悼念和深切懷念。這無盡的哀思主要來自袁老“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殊勳，也來自於許多人對“窮”的記憶。
最窮的時候還沒有我，我記事時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我出生、生長的豫北農村已經基本可以吃飽了，雖然主要是玉米麪做的大餅、窩窩等，還吃國家救濟的紅薯幹，但春節可以吃上幾天細糧，吃上幾斤豬肉，吃上一頓餃子了。我記憶中那時的豬肉特別香，一家煮肉全衚衕香味四溢。我和妹妹、弟弟總是圍着鍋臺轉，渴望啃骨頭，成塊的幾方肉父母不準吃，要留着待客。這樣的機會好像一年就春節一次。隔壁的王奶奶總會“絮叨”：“你們就享福吧。最困難的是大夥食堂的時候，你爺爺一次端一盆湯撒到地上，就趴在地上舔，吃不飽啊，餓的都受不了，我的大腿浮腫，一捏就是一個坑。有一年全村就生了一個孩子，父親還是食堂的廚師。”後來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生活逐漸好起來了，基本上告別了粗糧，紅薯幹早成了歷史，家家戶戶都有了餘糧，但人們還是不富裕，最大的問題就是缺錢。我記得村裡最“富”（在外面做“倒爺”、賣服裝的）的一個婦女趕集帶了10元錢，成了村裡當時一個天大的“新聞”，因爲當時10元是個“天文數字”。我們當地有個“小滿會”，一次爺爺帶我趕會聽戲，中午吃餃子，一碗才5毛錢。爺爺不捨得吃，只給我要了一碗，自己喝了不要錢的一碗餃子湯。特別是一旦有個“天災人禍”，人們仍是“家徒四壁”。
這種不幸就曾“光顧”過我們家。上世紀80年代末，我考上縣高中的那年，爺爺因肺氣腫住院手術，妹妹也被撞傷住院，家裡的存糧賣了，父親把新購的10多元的手錶都賣了。我在看護爺爺的病房接到入學通知，表示不去上學了。我是“老大”，家裡也缺勞力，回家務農算了。父母知道了，流着淚默默無語。在縣城造紙廠工作的舅舅堅持要我上學，送來了15元錢，那是當年半年的學費。舅舅當時月工資才30多元，還要養活家裡五口人。接替爺爺的村支書，也是一個本家的伯伯聽說了，堅決不同意我的選擇：“你是咱村第一個考上縣高中的，全鄉也沒幾個，今後就是大學生了，再難也得上。”當時的縣高中是全省的重點高中，升學率非常高。村支書跑到學校反映我的情況，學校答應當貧困生對待，學費免三分之一，也可以以糧食抵飯票。村支書把自家的存糧100多斤小麥拖到鄉里糧管站，把辦好的手續交給我帶到學校，還拿出10元錢硬塞給我。多年後，早已卸任的村支書因癌症死在兒子打工的外省，要就地安葬。我連夜開車趕過去，披麻戴孝送葬。
就讀高中的三年，母親經常爲我準備“醬鍋餅”（豫北農村的鹹食，就是把醃好的鹹豆等物在門板上晾乾），我也經常吃榨菜。我記得5毛錢買個榨菜疙瘩就能吃一週，能省則省。後來讀路遙的小說《平凡的世界》，開頭“孫少平”讀高中的貧困生活讓我深有共鳴，但已經比那時好多了。其實，那時學校的菜也便宜，肉菜5毛錢一份，雞蛋、豆腐一份就兩、三毛錢。高考報志願，我選擇的都是農林牧礦和師範、軍校等，因爲這些專業當時收費很低，或不收學費。最後就讀的是師範大學，大學還供應一定量的飯票和菜票。大學畢業第一個月工資不到一百元，我卻興奮的不得了，妹妹弟弟還在上學，我急忙跑到郵局寄50元回家。
後來生活越來越好了，但我節儉的習慣始終未變。那年去香港，在迪士尼公園遊覽，突然起風下雨，冷颼颼的。女兒要買個夾克衫穿，我一問價格嚇一跳，200多元，在內地就賣20多元。我馬上搭地鐵回旅館拿夾克，來回一個多小時，旅遊團的人都笑我：“真會過。”我也不在意，因爲深知，“成由勤儉敗由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