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王雖然沒有采納這位大臣的提議，但是商鞅也沒辦法繼續在魏國待下去，只能帶着滿腹的憤懣匆匆離開魏國，一路進入了秦國境內。
恰好在那個時候，秦國當時的君王秦孝公正在張榜求賢材，商鞅便抱着試試看的心態，求到了秦孝公門下。秦孝公不介意他被魏王棄之不用的過去，也不在乎他以前的卑微出身，反而還覺得他十分有才學，不顧當時其他臣子的反對，執意把商鞅留在秦國爲官，還給了他很多別人所沒有的優待。
在戰國時期，“士爲知己者死”從來都不是一句誇張的玩笑話。
赫赫有名的君子之交“伯牙子期”就是發生在戰國時期的至交典範，一曲《高山流水》，驚豔了整個華夏曆史，也讓俞伯牙和鍾子期的“知音友情”傳唱千古，幾乎是個華夏人就沒有不知道他們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那個時代裡，幾乎所有文人士子都是十分重視“知己”兩個字的，風骨錚錚爲知己者死，儼然是當時所推行的文化潮流。
而對於曾經鬱郁不得志的商鞅來說，秦孝公不僅僅是他要追隨的君王，更是對他有着知遇之恩的知己。秦孝公能理解他的學識和想法，不介意他的出身和過去，力排衆議的提攜他、重用他，給了他身爲一個有才之士最重要的發展舞臺。
這樣一番恩情，就如同伯樂對於千里馬的意義，再生父母一般。
因此，商鞅對於秦孝公的忠心與感恩，幾乎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他用自己的一生來報答這份知遇之恩。
秦孝公本人在秦國曆史上也是一位有智的明君。
正是在他的手上，秦國才真正走上了由弱變強的道路，他是推動秦國發展必不可少的一環，也是奠定秦國強大的最初根基所在。
對秦國制度和法律的改革，一開始其實並不是商鞅主動提出來的，而是秦孝公本人想到的。
只因爲一直找不到合適的變法人選，再加上改革的內容對於當時的秦國來說，幾乎是驚世駭俗的，以前也從未有過這種先例。
秦孝公自己心裡也明白，這種改革方法一旦被提出來，勢必就會遭到秦國所有貴族和大臣的反對，因爲改革本身就是在損害貴族的利益，他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輕易同意的。
而在那個時候，秦孝公手裡既沒有適合辦這件事的人，又沒有絕對的把握可以壓制住那些貴族和大臣，於是就只能忍耐下來，在心裡默默醞釀着。
一直到商鞅的出現，秦孝公才終於找到了合適的變法人選，於是就將這件事交給他負責。
而商鞅本身就是法學大家，改革變法幾乎是他的老本行，再加上秦孝公的知遇之恩，商鞅毫不猶豫的就答應了這件事，並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將“商鞅變法”推行至秦國的每一寸土地，也囊括了所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
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商鞅所主導的變法改革是非常成功，甚至是英明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