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下半月和整個四月，朝廷主要職能部門都在緊鑼密鼓地制定新的稅收框架。
是的，僅僅只是“框架”而已，還不是細則。因爲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需要長時間來完善。就目前而言，能整出大致框架就不錯了。
四月底，戶部尚書杜曉呈遞了一份《稅則》上來。
邵樹德打開看了看，隨後沉思良久。
“杜卿果有大格局。”邵樹德突然展顏一笑，道：“你建議恢復宰相判三司的制度，可知道這意味着什麼？”
“臣一心爲公，不做他想。”杜曉答道。
邵樹德微微頷首，他相信杜曉說的是真話。杜家兄弟也算老臣了，格局沒那麼低。
所謂宰相判三司，是唐代財政危機時出現的制度。
三司，即戶部、鹽鐵、度支三個部門，前兩者是來錢的，後者是花錢的。
唐中後期，因爲叛亂多發，開支浩大，財政對於朝廷愈發生死攸關，於是令一位宰相“判三司”，專門理財。自此，這三個互不統屬的部門由掛着“判三司”頭銜的宰相直領，已經在事實上成了一個獨立的財政收支機構。
唐末混戰之時，朔方軍的財政由供軍使衙門管理，實行軍事統制。
開國之後，逐漸移交回戶部。
現在，作爲戶部尚書的杜曉建議，仿效唐代財政危機時的做法，專門建立一個徵稅、出納機構，由宰相直領，提高其地位。
毫無疑問，這是把自己的權力往外剝離，不容易。
當然，話又說回來了。作爲官場老油條，杜曉很清楚自己的權力來源是誰，他提出這樣的建議，固然會被戶部罵，但那又如何？聖人記着他的好就行了啊。
“租庸使這個名字不好，改成稅務使吧。”邵樹德又道：“兩稅法已歷一百四十年，不是租庸調時代了。稅務使之職攸關國計民生，可憑此職入政事堂爲相。”
“陛下聖明。”杜曉讚道。
邵樹德繼續翻看《稅則》。
朝廷稅收，大概可分爲田稅、商稅兩大類。
田稅顧名思義，面向農民徵收，分戶稅、地稅兩大類，除少量現金外，大部分是實物，由地方官府負責徵收。
田稅中的大部分，如糧食，並不一定會解送至中央，因爲長途轉運消耗太大，如非必要，一般存於地方上的倉庫內。
縣有縣庫、州有州庫、國有國庫，戶部會定期派人巡查、對賬。
監察御史也有權力檢查。
相對高價值或輕便的物事，如布匹、皮子、銅錢等，轉運至中央的比例就高多了。戰爭頻繁時，地方上甚至一點不能留，全部解送進京。
“前唐藩鎮割據時期，定下了兩稅三分的原則，杜卿覺得如何？”邵樹德的目光落在田稅那一部分，問道。
兩稅三分的意思是收取到的戶稅、地稅，三分之一留州，三分之一送使（節度使）、三分之一上供（解送朝廷），比例相當清楚。
“臣以爲，諸道情況不同，不能一概而論。”杜曉說道。
這就是聰明人。
聖人提出分稅制改革，不就是要釐定各道田稅該怎麼分潤的問題麼？
按照傳統的兩稅三分的原則肯定是不行的了。
那樣的話，留在地方上的田稅將達到三分之二，朝廷只得三分之一。地方上有充足的資源搞建設，朝廷憑空少了一大筆收入，自然不開心。
說白了，就是中央與地方爭搶資源的問題。
況且，諸道的情況確實不一樣。
像安西、雲南、遼東等道，就算將三分之二的田稅留在地方上，也是合理的。
以安西道爲例，當地還在打仗，屯駐了大批兵力，自己所產的糧食猶嫌不足，還需從外界輸入，你再把田稅運來運去，不是自找麻煩，徒增消耗麼？
當地目前執行的實際是全部田稅留道、留州的政策。
而沒有戰亂，或者說田稅比較充裕的地區，則可適當提高一些比例，朝廷拿走一半甚至更多，都是可以的。
“朕亦是此意。”邵樹德說道：“江淮諸道，太平無事，又有魚米之鄉的美譽。河北地平無垠，沃野千里，朕覺得一半以上可爲上供，甚至更多。具體比例，你們再議一議。”
“臣遵旨。”杜曉倍感壓力，這事沒那麼好辦，怎麼調整比例，都會捱罵。
假如聖人要從江南收走七成田稅，而安西道田稅全部留在當地，江南人能樂意麼？這還算好的，在實際執行中，很可能還要給安西道補貼，也就是說他們自己的田稅不夠用，還需要從別的地方調入……
以江南之財賦，養北方之勁兵。這是聖人提出的基調，果然非常形象。
“現在說說商稅。”邵樹德招呼杜曉坐到他身旁，指着榷稅一欄，說道：“你建議裁撤一些稅種，甚好。一年收不到幾個錢，反倒弄得雞飛狗跳，百姓不安，確實該停徵，甚好。”
榷稅林林總總幾十種，第一名年收幾百萬緡，最後一名年收幾百緡。
雖然收得少，但一樣擾民，徒增厭惡，可能徵稅成本都不能覆蓋，不如取消。
對了，榷稅是朝廷直接收取的，與地方無關。
如榷茶錢，可以理解爲針對茶葉這種商品的消費稅。
後世中國一共有十五大類的商品，如菸酒、鞭炮焰火、高檔化妝品、珠寶玉石、成品油等有消費稅，其他品類沒有。
此時一樣，鹽、茶、漆、鐵、煤等少數商品有榷稅，大部分沒有。
中唐以後，朝廷爲了收鹽稅，派出榷鹽使；爲了收鐵稅，派出榷鐵使。
最初只有這兩種榷稅的時候，朝廷專門設了一個鹽鐵使來總領這些稅收。
鹽鐵使在各鎮有分支機構，專事徵稅。
後來加入了茶稅、漆稅等，名字沒改，仍由鹽鐵使負責。
這些直屬於朝廷的徵稅機構，理論上與地方藩鎮無關，藩鎮也無權干涉他們的工作。徵稅遇到困難時，朝廷派往各鎮的監軍還要督促節度使協助徵稅、轉運。
可以說，榷稅纔是朝廷財政的命脈，因爲這是獨屬於朝廷的稅收，無需與地方分潤——理論上而已，實際情況較爲複雜。
“諸般雜榷減免三十餘萬緡，然加徵榷酒錢，是否合適？”邵樹德問道。
“陛下，臣等以爲，雜榷已廢，百姓所受滋擾減少，而今只多收一個榷酒錢，當無大礙。”杜曉說道。
說完，他又詳細解釋了一番。
雜榷收不到幾個錢，但稅吏上門，趾高氣揚，擾民極盛。
你減少一個雜榷，百姓受到的滋擾就少一分。
這麼一算，罷免了十來個雜榷，百姓——主要是從事該行業的商人——的日子要好過很多，心裡舒爽了。
在這種情況下，加徵一個榷酒錢，委實算不得什麼。
“前唐上一次收榷酒錢是什麼時候，所得幾何？”邵樹德問道。
“唐文宗太和八年（834），收得156萬餘緡。”
“這個一百多萬緡，不包括河北吧？”
“主要是關中、河南、江南等地。”
“國朝能收得多少榷酒錢，你們估算過麼？”
“不下三百萬緡。”
“酒稅可不好收。”邵樹德說道：“前唐榷酒錢之所以時收時廢，不是沒有原因的。”
簡單來說，釀酒不是啥高科技。
老百姓在家裡自己都能釀，真不一定需要去酒肆裡買平攤了酒稅成本的高價酒。
唐代徵收時就遇到了這個問題，百姓私釀成風，屢禁不止。
官府一開始定了一斗酒收250文的稅率，後來發現壓根沒法執行，因爲人家不來買了。到最後，只能各自想辦法。
比如長安官府就挨個上門，規定酒肆、釀酒戶交一筆月錢了事，等於是徵收固定金額的稅款了，之前定的稅率屁用沒有。
有的地方試圖控制酒麴的買賣，從這個角度入手徵稅，真是小機靈鬼。
有的地方爲了完成朝廷定下的榷酒錢數額，乾脆攤派到田稅中，從所有民戶那裡收取。
朝廷一看亂象頻生，於是就禁止了，免得竭澤而漁。
只有實在缺錢的時候，臨時“吸一口”，緩過來後，立馬停徵，因爲這種稅收實在擾民，在破壞朝廷根基。
“榷酒錢算了。”邵樹德想了半天后，最終決定放棄，只聽他說道：“收不到幾個錢，反倒損害朝廷威信，有害無益。而今天下昇平，北地家家戶戶養牲畜，馬匹買賣盛行，一個榷馬錢，年入絹百萬匹，就抵得上榷酒錢了。”
說到這裡，又不得不提一下混亂的貨幣制度，這是真的坑。
因爲歷史遺留原因，從朔方軍時代開始，馬匹買賣就以絹來定價——不是銅錢、不是銀元，而是絹。
絹的價格不一，便宜的二三百錢一匹，中等的500-800錢，貴的幾千上萬，交易、徵稅十分麻煩，但目前也沒更好的辦法。只能想辦法讓商戶們慢慢改成銀元票交易，這樣一來，定價、交易、收稅都更爲方便。
“臣遵旨。”聽到聖人不打算收榷酒錢後，杜曉記下了，準備回去後就劃掉這一條。
同時也有些欽佩，聖人能在不擾民的情況下，生生創造新稅種，還讓人交得心甘情願——如果沒有大量的馬匹交易，榷馬錢也無從徵收。
另外，隨着煤炭的廣泛使用，榷煤錢突飛猛進，增長的速度讓人爲之咋舌，從最開始的幾萬緡，到了現在的約60萬緡，才稍稍平穩了一些。
榷鹼錢，去年收到了十餘萬緡。這還是在稅率極低的情況下收取的，那會爲了鼓勵草原滷鹼進入中原，故免稅或只徵收極低的稅款，將來肯定要慢慢提高的。
但煤炭和滷鹼卻已經讓人離不開了，前者可以做飯、取暖，比買柴划算，後者關係到羊毛脫脂，都是生產生活中急需的。
聖人抓住了馬匹、煤炭、滷鹼這幾項收稅，確實是神來之筆。
“榷稅是重中之重，年入千餘萬，無需與地方分潤，是朝廷捏在手裡的錢袋子。”邵樹德又道：“你回去後，再與人琢磨琢磨，擾民的雜榷就免了。其他的照常徵收，稅率你們再議一議。滷鹼的稅率可以稍稍提高一些，但不能提得太多。毛皮可以開始徵收榷稅了，稅率先不要定太高，免得嚇壞人。總之再完善一下吧，待一切塵埃落定，朕就召開觀風問對，屆時東宮、理蕃院、樞密院的人都會來。”
“臣遵旨。”杜曉應道。
又說了一會話後，他很快退去了。
邵樹德喊來了王彥範，道：“召齊王入覲。”
齊王邵觀誠也回京了，參與到了這場稅制改革之中。
邵樹德給他分配了任務，即完善商稅的另一大組成部分（關稅和除陌錢）的細則。
前者是他的老本行，後者需要與其他部門協調，至今已近一月，是時候看看進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