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李玉並沒能正確理解季老大給他一番教訓的真正用意，或是乾脆不理會季老大的一番良苦用心。他打算考研離開西郊48中學校了，他每天捧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史，竟然對李貝貝不理不顧，江一鴻大爲光火，二人的戰爭又爆發起來。江一鴻又開始摔鍋砸碗破口大罵，只是李玉和以往不同，他一言不發，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表現出了很高的修養和極深的冷漠，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埋頭苦讀。強橫的江一鴻最終以自己絕望的號啕大哭收場。
當然，正如老曹所言，最後出來收拾殘局的還是季老大季書記，季書記說，想離開學校可以，辭職走吧，總之，西郊48中是絕對不會給你開出單位介紹同意你考研的。
在1991年的中國，每一位體制內的員工都是社會主義大齒輪上的一顆螺絲釘，社會主義高牆垛子上的一塊磚一片瓦甚至是一坨爛泥巴。你掙着國家的工資，就是國家的人，具體到每一個小的基層單位，你就是單位的人，生死自由是由單位決定的，工資就是你的賣身契。想自由只有丟了人事關係辭職一條路。李玉不是崔老四，李玉當然不敢丟了他的身份辭職去闖蕩，他丟不下他的寡母，他還得靠工資供他妹妹上學，情急之下的李玉精神狀態開始出現了異常。
有一天，站在講臺上的李玉，舉起了他手中的課本，一頁頁撕成二指寬的小紙條，天女散花般扔了滿教室。
又有一天，課堂上的李玉開始解學生衣服上的鈕釦，他認真地把學生衣服上的鈕釦一粒粒解開，再繼續解下一位學生衣服上的鈕釦。
被解釦子的是男生，我當然知道李玉沒有龍陽之好，待這類消息傳到繁忙教學之餘鍾大富老師的耳朵裡時，李玉已經離家出走了。
李玉開始不斷地離家出走，隔幾天就會有收容站的人將他送將回來，因爲他尚能清楚地報出他的姓名和工作單位。
直到有一天，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那天上午，我正站在三尺講臺上，唾沫星子橫飛聲嘶力竭。江一鴻敲門，我走出教室。江一鴻說，大富，陪我走一趟吧，李玉被送到精神病院了。
我說，好，下了課我請假陪你去。
江一鴻說，我已經向季書記給你請好假了，學校的車送我們過去。
鄰市有家精神病醫院，原來叫榮軍醫院，是一家專爲戰爭年代出現精神問題的軍人而開設的療養院，上世紀80年代改爲精神病院，開始向社會開放接收病人。
沒有我想像中的恐懼與擔心，醫院環境優美鳥語花香，住院部門口有幾個穿着病號服的病人在下象棋，一個已經不再年輕的姑娘站在二樓圍着鐵柵欄的窗前放聲高歌《妹妹找哥淚花流》，聲音高亢，音質純美，從我們一進醫院直到我們離開，聲音居然沒有停歇過，一遍又一遍，如同自動循環播放。真一副鐵嗓子!
李玉的母親也來了，是在李玉孃舅的陪同下。李玉刀削一般的瓜條臉原來遺傳自他的母親，倒是他的舅舅長得高大威猛，臉色灰黃的李玉母親幾乎是被她兄弟右胳膊夾持着才能站立不倒。奇怪的是，李玉的妹妹竟然也在，這個時間她不是應該在廣州上大學嗎？我看着李玉的妹妹，也是微長的臉，但長在女孩子身上，就清秀生動了許多，只是和她母親一樣，臉上寫滿了憂傷焦慮。
一位男護士打開一間病房，李玉規規矩矩端坐在牀上，李玉沒有擡眼看我們，目光散漫地落在對面的牆上。護士說，我們剛給他服了藥，你們回去後一定要按時給他服藥，不要刺激他。
李玉的母親上前拉起李玉的手，握在兩隻手掌心裡。李玉的目光從對面牆上收回來，看着自己的母親，站了起來。
我說，我去辦手續。
我去醫院收費處交了李玉的住院費，原來他已經在這裡住了五天了。
辦完出院手續，走出住院部大門，學校的車已不見蹤影。
江一鴻一個人站在院子裡。我說，車呢？
送李玉回他母親家了，江一鴻說。
陌生的城市。
我和江一鴻僱了一輛人力三輪車把我們送到了長途汽車站。我想問江一鴻爲什麼不讓校車把我們也一起捎回去，至少可以回到同一座城市。但是看到江一鴻一臉的悲慼，我把話嚥了回去。
長途汽車擁擠無序，充斥着一車廂的腳氣味臭屁味並混合着大蒜味。我們沒買到座位票，我叉開兩腿勉強保持住平衡。旁邊的江一鴻嬌小的身軀東倒西歪，想努力保持住和我的距離。我拉過她，讓她靠在我的胸前。
剛纔在醫院裡我已經知道，這次李玉向鄰市收容站報出的是他母親的名字和母親的工作單位，他說他忘記了自己的名字和工作單位，於是收容站就先將他送到該市的精神病院了。
李玉的母親五天前就已經得到消息並且已經來看過李玉一回。今天因爲要接李玉出院，想找輛車才逼不得已告知了江一鴻。
江一鴻的頭抵在我的胸前，我能感覺到她無聲的抽泣。她的肩頭一聳一聳，鼻子像感冒了一樣，身體簌簌顫抖。我擡起雙臂環住她，無言以慰。
回到西郊48中學校，我說，以後有事可以敲牆，或是喊我的名字也行，我能聽得到。
江一鴻點點頭，好的，我知道。江一鴻的聲音很輕很低，我卻聽得如雷貫耳，嚇了一大跳，原來她什麼都知道!
這個女人不尋常!
我想起了《沙家浜》西皮搖板刁德一的這句唱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