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不像年輕時那樣，總是惶惶地想向別人證明自己，甚至故意去吃虧，生怕別人懷疑我表裡不一。因爲我意識到自己想討好所有人的衝動是盲目和徒勞的。每個人都會以己度人，你永遠無法讓一個不真誠的人相信你的真誠。反之，你根本沒必要向一個真誠的人證明你的真誠。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酒店做服務生。當時我還沒有畢業，學校安排我們到酒店實習。這大概不算是一份正式的工作，但我們每天干的活兒和正式工完全一樣。記得當時拿到的工資是600塊，估計學校已經剋扣了部分。我去的是一家四星級酒店。我們同屆共兩個班，去那家酒店的約有三四十人。一開始，我被分到了宴會部。後來我知道，對服務生來說，最好的部門是禮賓部，其次是客房部。因爲這兩個部門能收到小費。宴會部是收不到小費的，而且乾的活兒比較累。不過當時我不在乎這些。對我來說，工作中獲得的體驗新鮮而有趣，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此前我對社會的好奇和想象。我不喜歡也不擅長讀書，在學校裡感覺很壓抑，對於大多數課程一點兒興趣都沒有。不過在我讀的那所學校裡，大多數人都和我一樣，既不喜歡也不擅長讀書，所以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問題。而且，我的成績竟然還能排到班級前三。然而去了酒店實習後，我發現我的那些同學大多也不喜歡勞動。而我覺得自己算是喜歡勞動的。起碼比他們喜歡。
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宴會廳撤場，在搬椅子的時候，因爲我一次多碼了幾張椅子，身邊的幾個同學圍攏過來調侃我。他們對我說，活兒是幹不完的，你搬得越快，他們就會找越多活兒給你幹，反正在下班前，他們不會讓你閒着。其實他們是在惱恨我，因爲我太賣力，領班就會以同樣的標準要求他們。現在我回頭看這段經歷，當然能想象到，其實在那次之前，他們私下已經對我頗有微詞。當時的我比較單純，對任何人都很友善，而且喜歡迎合人。所以他們說什麼，我就聽什麼，後來就儘量不在他們面前賣力幹活兒了。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並沒有令我不愉快，我也沒爲此感到困擾。我在二十歲左右的時候，不像後來對人際相處的細枝末節那麼敏感。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記得這一幕，是因爲在那次之後，我還有過很多類似的經歷。這些經歷層層疊疊地積累在我身上，漸漸還是產生了作用，影響和改變了我，令我越來越覺得和人打交道是件困難的事情。
我們的實習爲期半年，我在宴會部大約待了兩個月，又調到西餐廳幹了四個月。宴會部顧名思義，主要承接各種宴席。我們有兩個大廳和幾個小廳。小廳都是擺一桌的，也就是包間；兩個大廳則各可以擺二三十桌。因爲我們酒店有國資背景，是市政府的下屬單位，政府各部門經常會使用宴會廳開辦會議。除此以外，有些商家會租用宴會廳辦新品發佈會或特賣場。我們針對不同的會議或餐宴，使用的桌椅也各不相同，因此要反覆地撤場和布場。所謂的撤場和布場，就是把宴會廳裡幾十張桌子、幾百張椅子、幾百套杯碟碗筷全部撤換。直徑兩米的圓桌板，我們會拆下來，豎在地面上，一隻手扶着桌沿，不讓桌板往兩邊倒，另一隻手輕輕撥動桌面，讓桌板滾動起來，一路滾往儲物間。椅子則先一張疊一張地碼起，再用L形小推車推着走。換桌布也有技巧，先把桌布均勻地攏在雙手中，然後像漁翁撒網一樣甩出去。實際上，到最後我也沒有學會這種快速換桌布的技巧。因爲我們是實習生，幾個月後就會離開，正式工不想浪費時間教我們。我們一般做些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作，比如擺放杯碟、搬運桌椅等。我記得佈置政府部門的會議席最是講究，我們要兩人合作，拉直一條尼龍繩，把每行、每列的桌椅杯碟等完全對齊，容不得絲毫偏差。如果是普通宴席的話，我們在布好場之後，就到廚房去上菜或留下隨侍。
後來我調到了西餐廳。西餐廳在酒店三樓的一邊，中餐廳在同層的另一邊，宴會部則在四樓。西餐廳的面積只相當於四樓的一個大宴會廳，可能還略小一點兒，生意也不怎麼好。但是因爲人手少，這裡反倒更忙。西餐廳中午和晚上做自助餐，早上和下午則和對面中餐廳一起做茶市。換言之，我們每天做四個餐市。除此以外，客房的全天訂餐服務也由我們提供，因此男服務生要輪流上通宵班。我當時最喜歡上通宵班，因爲晚上沒有領導，自由自在，而且活兒不累。廣東的茶市主要是吃點心，並不是光喝茶。光顧早茶的多是老年人，吃的東西並不多，消費金額也不大，主要是在打發時間。但週六日的早茶市會很熱鬧，基本上都滿座，還會有人排隊等位。下午茶市的客人則什麼樣的都有：洽談商務的，逛街逛累的，朋友相約聚會的，等等。和常見的情況不同，我們西餐廳當時仍由酒店自營，並沒有承包出去。因爲我們開在酒店的三樓，生意自然比不過大街上的餐店。當年也沒有智能手機，甚至連功能手機都沒有普及，口碑是真真正正的口口相傳，而不是在App裡刷出來的評分。所以來光顧的多是居住或工作在附近的熟客，還有樓上的酒店房客。
此外，我們雖然自稱西餐廳，但其實做得很不專業，假如顧客想點個牛排之類的，我們是沒法提供的。我們有炸薯條，也有肉醬意粉，這些確實屬於西餐，但也有像烏冬面這樣的日料，還有炒牛河、揚州炒飯之類的本地小吃。說白了，就是個大雜燴。總之，我們午、晚兩場自助餐做得並不好。可以這麼說：遠近不知名，光臨者寥寥。儘管如此，我們的經理畢竟只是個打工人，對此似乎一點兒也不着急。自助餐每天都有剩下的食物，儘管在不鏽鋼方盆裡保溫了兩三個小時，水分已經被烘乾，但畢竟是很好的食材做的，聞着還是很香的，倒掉未免太可惜。所以，我們會把好吃的挑出來吃掉；還有人帶飯盒來打包回家。當然，我們即便都吃飽了，下班還是要去食堂一趟。因爲酒店每天提供一頓員工餐，不吃白不吃。在食堂裡，我們常常碰到禮賓部和客房部的同學。他們看見我們帶來的菜餚要比員工餐美味多了，有時就求我們改天給他們捎一些。這個時候我們就揚眉吐氣地反問：“你們收到的小費會給我們留一份嗎？”把他們氣得夠嗆。不過，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收到小費。比如送餐上客房的時候，就有可能收到小費。客房訂餐主要發生在晚上，因爲這個緣故，我更喜歡上通宵班了。通宵班一般是三個人上：西廚有一個廚師接單；還有我們兩個服務生，負責接電話、打單、取餐、送餐、結賬。在沒有訂單的時候，我們就一邊聊天，一邊幫白班摺紙餐巾，折出一個可以立起的三角形。到了後半夜，訂單就很少了，我們還可以輪流睡一會兒。
半年實習期滿後，我們可以選擇轉正或離開，多數人都離開了。我還記得人事部的領導姓潘，大家叫她潘主任，而不是潘經理，因爲酒店原先是國有的，稱呼還沒改過來。她特別向我表達了惋惜。她常常在酒店裡走動，順便觀察我們這些實習生。她對我的印象很好，可是我和西餐廳的經理關係卻不好。我覺得那個經理流裡流氣，有時說話很髒。而且我的有些同學太刻意地想和他搞好關係，以至於近乎諂媚。雖然他們這樣換不來什麼好處——他只是個小小的餐廳經理，手上沒什麼權力——頂多在安排工作時有限地關照一下，甚至可能都不會關照。但那些同學似乎把這當成進入社會的必修課，也就是去巴結比自己位置高的人。這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我看不起的其實是那些同學，但我針對的卻是那個經理，彷彿我的同學是受了他的蠱惑似的。其實那個經理沒有做過任何損害我利益的事。而且說到底，我的同學要奉迎他，也不是他能控制的。但我卻故意很冷淡地待他，不把他放在眼裡，經常在別人面前表達對他的不屑和反感。當年的我很幼稚。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香港人開的服裝店裡做營業員。這家店開在步行街上一個很好的位置，代理一個叫作Moon Goon的韓國小衆品牌。這個品牌的衣服以黑、白、紅爲常用色，配以一種枝蔓狀的火焰花紋圖騰裝飾，標誌的字母則採用哥特式字體。它的定價在當年算是比較高的，一件短袖襯衫要賣兩三百塊。香港老闆有一個在東莞的合夥人，他一邊從韓國進貨，一邊讓這個合夥人打版仿製。於是我們店裡出售的服裝有一半是真貨，另一半是仿貨。仿貨的品質遠不如真貨，差別主要不在做工，而在材料上。我們做久了，看一眼就能分辨哪些衣服是韓國產，哪些衣服是東莞產。但是這個品牌實在太小衆，在國內毫無知名度，絕大多數顧客連聽都沒聽過，就更別說區分真假了。而且對他們來說，一個沒人聽說過的品牌，真貨和假貨又有什麼區別呢？
我是這家服裝店開張後的首批員工之一。但是很快，我發現自己做不了銷售。我在接待顧客的時候，只能被動地提供服務——顧客問什麼我就答什麼，要什麼我就遞什麼，而不是主動地引導和遊說。我好像缺少一種百折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我很容易放棄，害怕向人提出請求，害怕被拒絕。當我察覺對方的態度稍有牴觸，我就無法再繼續去說服人了。按道理我應該被服裝店解僱纔對，因爲我在所有同事裡成交額最低。我不僅很難說服顧客掏錢，而且無法和同事爭搶客源。假如我和同事都空着的時候有顧客進店，那麼我永遠會讓同事先上。我不喜歡和人發生摩擦，更不要說衝突了。我在同事裡倒是人緣很好，大家都喜歡我，因爲我不爭不搶，溫文有禮。我還可以同時和多個互相敵視的小團體保持友好關係。可能在他們眼裡，我是一個奇怪而無害的人，一個無慾無求的旁觀者，或是一個不知道跑來做什麼的傻瓜。
但是店長並沒有解僱我。相反，我可能是她最偏愛的一個店員。她看見我不擅長銷售，就把我安排到倉庫。原本我們有一個倉管員，我進了倉庫後，她就要經常到店裡賣貨了。結果她賣貨也比我強得多。這時恰逢政府推行強制社保，我們店決定選五個員工購買社保，以應付政府的檢查。於是店長選上了我，一個工作能力吊車尾的人，這令我受寵若驚。但我敏感地察覺到有些同事對此心懷不滿。想到日後還要和他們共事，我不想爲此增添煩惱，甚至生出糾紛。於是我婉言謝絕了店長的好意，說這會不利於店內的團結。
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我對個人的權利毫無認識。在家裡父母只教我與人爲善，從沒告訴我還要捍衛自己的利益。換了現在我可不會那麼蠢，今天的我會坦然接受。這本身就是每個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不是資本家的恩賜。如果其他同事對此有不滿，那麼是他們和資方之間的矛盾，不是和我的矛盾。假如他們搞錯了怨恨的對象，我會友善地提醒他們。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當年我竟然想不明白。這可能是因爲，從來沒有人和我聊起過這些話題。我的父母從不對我說這些。他們一輩子待在事業單位裡，對市場經濟完全陌生。學校不再安排我們的工作，這事讓他們反覆唸叨。他們在家裡談到單位的某某在炒股，語氣聽着卻像是嘆息，彷彿那個某某墮落了，走上了投機倒把的違法道路。
另一方面，個人的認知水平也和社會整體的認知水平掛鉤。假如社會上普遍地關心和討論某些問題，那麼個人就會從中得到啓發，促進思考，然後增加認識。而在那個信息相對閉塞的年代，互聯網還沒有普及，對於很多切身的問題，我們的討論對象僅限於身邊的熟人。但我家是一個外來家庭，父母都不是本地人，我們在當地沒有親戚。我父母的性格也比較孤僻。尤其是我父親，他是農民出身，並不適應城市生活，在單位裡連一個交心的朋友都沒有。每年春節的時候，我們家甚至很難找到一個串門的對象。往往直到快元宵節了，才匆匆去拜訪一兩家我媽的同事，這時他們家的糖果盒裡剩下的已經是些不怎麼好吃的糖果了。所以當我踏入社會後，我表現得比身邊的同學更單純、幼稚和遲鈍；其實之前在學校裡，我和他們並沒什麼區別。學生時期的我也和後來的我完全不一樣。我一踏入社會，就察覺到了身邊同學的改變，而且這種差別隨着時間的流淌漫延得越來越廣、浸滲得越來越深。而我好像完成不了他們那種自然而然的蛻變。我始終不明白他們是怎麼從一個學生搖身一變成爲成人的。我懷疑他們早在還是個學生時，身體裡就已經藏了一個成人。於是踏入社會後，他們只要輕鬆地把學生的表皮撕下來，變化就立刻完成。而我還是個學生的時候，身體裡同樣也是一個學生。就像洋蔥無論撕去多少層皮，也仍然是一顆洋蔥，永遠不會像柑橘一樣掰出鮮甜多汁的果瓤來。
我在這裡不惜筆墨地解釋這些，是擔心今天的讀者不能理解當年的我爲什麼那麼笨。因爲就是今天的我，也覺得當年的自己笨得不可思議。如今我還得向無法相信我有那麼笨的讀者說明我真的有那麼笨，這實在讓人無地自容。不過和當年相比，今天的我簡直已經變得厚顏無恥了。比如說，我認爲當時那家服裝店就是真的給我獎勵，而不是僅僅給我買社保，我也完全配得上。正如你們現在讀到的，今天的我心安理得地在文章裡說了自己很多好話，絲毫不覺得受之有愧。我已經不像年輕時那樣，總是惶惶地想向別人證明自己，甚至故意去吃虧，生怕別人懷疑我表裡不一。因爲我意識到自己想討好所有人的衝動是盲目和徒勞的。每個人都會以己度人，你永遠無法讓一個不真誠的人相信你的真誠。反之，你根本沒必要向一個真誠的人證明你的真誠。
後來我辭職的時候，那個店長很不高興。這說起來有些奇怪，她不高興沒有合理的原因，我沒承諾過她任何事情，辭職是我的自由。我對此的理解是，她大概認爲自己待我不薄，我哪怕不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起碼也該知恩圖報，留下來充當她可以信任的助手，和她同甘共苦，一起創業。畢竟在她看來，我的學歷不好，這份工作雖然卑微，但對我來說也不算屈就。她一直在關照我，就是爲了把我留下來。她以爲這些我都懂，實際上我並不懂。當年我涉世未深，閱歷簡淺，人情世故完全不察，也看不懂別人的心思。現在回過頭分析，那個店長顯然事業心很強。香港人的店她有一點兒股份，所以她算是個小老闆，而不是完全的打工人。假如那個店她做得好，香港人自然會投資開第二家店、第三家店……不難想象，她將在這盤生意裡獲得更重要的角色。她器重我可能是因爲我足夠單純。我難得地不貪心，待人和善謙讓，做事踏踏實實，和她聘用的其他人迥然有別。當然，如果論銷售能力，我肯定是店裡最弱的。不過可能在她看來，能力強的人到處能請到，她自己就很有能力，但可以託付信任的人卻可遇不可求。當時我辭職是爲了去讀一個夜大，而在服裝店要工作到晚上十點，時間上有衝突。這些我沒有告訴那個店長，原因已經記不得了，可能是擔心她勸我別去讀夜大。我不太習慣拒絕別人，尤其是當別人似乎帶着關心和好意時。不過今天我會認同，讀夜大是一件浪費時間、浪費錢的事。我沒有在那個學校學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而且這不全是我的責任。服裝店的這份工作我前後做了大半年。
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在某石化的加油站做營業員。這份工作是通過報紙上的招聘啓事找到的。不過剛進去的時候，我只是個編外人員，和正式工同工不同酬。我之前在服裝店的工資是2000塊出頭，到加油站變成了1800塊。那個加油站有八臺加油機，兩兩背靠背，共組成四組。油站提供90號汽油、97號汽油和0號柴油三個品種。上班的第一天，同事教會我加油機的基本操作，其餘就啥都沒說了。我記得那天有輛出租車在我身邊停下來。一般出租車司機都會自己加油，因爲他們不信任我們，懷疑我們加油時會做手腳。我的其他同事從不接待出租車司機，只是冷冷地盯着他們自助加油，然後看他們有沒有去付錢。但我當時不懂這些，所以主動走上去接待了。我很禮貌地問那個司機，是要加90號汽油還是97號汽油。他乜斜着眼，像看騙子似的看了我半天，然後陰陽怪氣地反問：“你說呢？”後來我才知道，沒有出租車會加97號汽油。我的問題在他看來過於愚蠢，而且不懷好意。我還知道了加油工和出租車司機哪怕不是敵人，但也絕不是朋友。他們在工作中吃了苦、受了氣，就把怨恨發泄到我們身上。因爲那些讓他們受氣的人他們惹不起。如果油價漲了0.1元，他們也把氣撒到我們身上，對我們冷嘲熱諷，好像我們是助紂爲虐的幫兇，他們多付的錢最後會落到我們的口袋裡。而我們對待他們的方式和態度也差不多。總之，卑賤的人如果心懷不滿，就只會欺負別的卑賤的人，因爲反抗權勢是要吃苦頭的。如果實在是誰也欺負不了，那就只能去虐待動物了。人們常常說，愛情是盲目的。但在我看來，愛情恰恰最不盲目、最不功利、最忠於本心。相反，仇恨纔是盲目的。
我們當時是三班倒，每次換班的時候會休息一天，好像是每週換班一次。我們分成四個小組，每個小組有四個人。和我同組的另外三人，至今我對他們的相貌還有印象。我還記得每個組裡都是一男三女，這說明做這份工作的女多於男。至於這是普遍情況還是我們油站的個別情況，我就不清楚了。前面說到，出租車司機不信任我們，懷疑我們會做手腳，實際上那不可能。因爲他們每天都在同一個油站加油，對加油機非常熟悉，而且警惕性很高，對自己付出的每一分錢也非常在乎。但我們確實會對一些人做手腳。我不清楚這是我們組獨有的情況，還是別的小組，甚至別的油站都會這麼做。當時有一些公家車，是憑加油券來加油的，而不是付現金。這些車的司機往往漫不經心，把車停好後吩咐我們一句，就甩手不管了，畢竟車不是他們自己的。我們組的另外三人——我不能說自己無辜，但我確實對此一無所知——會默契配合，對他們隱瞞加油量，然後多收他們的油券。她們沒有把這個告訴我，大概是覺得我笨笨的，容易露餡兒。我後來察覺到這情況，是因爲她們有一次被人識破了。可是奇怪的是，那個識破她們的司機，並沒有追究她們的責任，而是罵了她們幾句就算了，甚至連被多收的油券都沒有追回。大概這些加油券本來就是公家的，多付少付他並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我的同事竟然以爲能矇騙他，這顯然是對他的一種輕視。我們組用這些多收的油券換出現金，然後用作小組的活動經費。前面我說自己並不無辜，不僅是因爲我沒有揭發這件事，而且我還在知情的前提下，和她們一起用這筆錢去喝了幾次早茶。可見一個人要腐化是多麼容易。
我在這個油站上了三四個月班，突然有一天，來了一羣某石化的領導。他們參觀了我們的油站，聽站長介紹了情況，然後教了我們一套規範的接待用語，讓我們使用這套話語服務司機。我的那些同事幾乎都是老油條了，他們大概認定這又是在搞形式主義，於是都只是應付了事，一點兒都不認真，而我卻傻乎乎地一板一眼按要求完成。結果，這原來是一場選拔。公司打算把一個位處城鄉接合部的新油站打造成示範站，然後找人去拍攝視頻，在某石化內部作爲標準化服務流程宣傳。而我因爲一絲不苟的表現，被領導們相中了。不過話又說回來，當年我才二十歲剛過，也算朝氣蓬勃，是站裡最年輕的，我的那些同事普遍都三四十了，而且我身高也是站裡最高的。所謂矮個中拔高個，大概在領導的眼裡，和他們相比，我也算是形象好、氣質佳了吧。不過被選上之後，我就要馬上調到新油站去。我原來的油站離家只有兩公里多，離我的夜校只有三公里。但新油站離我家和夜校都有十幾公里，而且交通不太方便。公司選定那個新油站，是因爲那裡的房子和加油機都很新，沒有蒙上一層無論如何都擦拭不掉的烏黑油漬。那個油站外還剛修了一條新路，比市區裡的馬路要更筆直、寬敞、平坦和整潔。此外，那裡周圍是一片花田，當地村民大多從事花卉種植，這在拍攝視頻時可是完美的免費背景（實際上那裡的地名就叫大花園，我們加油站就叫大花園加油站）。還有，那個油站因爲位置偏僻，生意一直不太好，所以我們會有足夠的空閒時間排練和拍攝。
我的站長很捨不得我，但她沒有辦法，只能安慰我說，等公司的任務完成後，一定立刻申請把我調回來。我在她的油站上了幾個月班，其間評上過一次優秀員工，由她直接選出。她選了我，簡直是不給老員工面子。也可能她就是要拿我來鞭策那些老員工，用這種方法來刺激他們，讓他們端正工作態度。我誠惶誠恐地得了這個獎（忘記獎勵多少錢了），第二天就買了箱冰紅茶，帶回去分給同事喝。
我讀的夜校畢竟是成大，多數學生邊上班邊上課，學校對缺勤也比較寬容，我記得每個科目只要出勤率達到三分之二就沒問題。可是我調到新油站後，不知道領導怎麼想的，竟然提出要軍事化管理。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方面是，我們下班後要住在油站旁的員工宿舍，隨時準備接受召喚，不能再回家了。換了今天，我對這種安排必定嗤之以鼻，要不就陽奉陰違，要不就據理力爭。何況對我提出這種要求前，他們甚至都沒先幫我轉正！說到底，我還只是個臨時工啊，拿着1800塊的死工資，沒有任何福利保險，他們怎麼好意思干涉我下班後的私人生活？我想住在哪裡是我的自由，我只是去打個工而已，不是賣身做奴隸了。他們把我抽調到新油站，並沒徵求過我本人的意見，好像認定我會服從似的。這種作風倒是挺軍事化，可我到底不是在參軍。不過在那個年代，人們普遍缺乏權利意識，勞動法也不如今天完善，那種情況司空見慣。也不是說那些領導心眼兒壞，可能他們也沒認識到自己侵權了。而我則不但沒有憤憤不平，反倒忐忑不安起來，擔心自己可能達不到公司的要求，會給集體添麻煩。
現在回過頭看，當然能把事情看得很清楚，但當時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我沒有可以商量的對象。我父母滿腦子老舊保守思維，那段時期正爲單位和社會的劇烈變化感到坐立不安。他們自己都孤獨困苦，對社會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自然也無暇過問我了。而且我在青春期後就沒再主動和他們商量過任何問題，即使我和他們商量，他們也無力給出恰當的解答。在融入社會這件事上，我的所有決定都是自己做出的——或許因此至今都沒有真正融入社會——他們基本沒給過我有用的指導或建議。除了後來借我幾萬塊做生意外，他們也沒提供其他任何幫助。不過，他們也從不要求我發財致富、光耀門楣，然後孝敬他們。他們只是反覆叮囑我遵紀守法，不要給社會、給別人添麻煩。其實我當時應該和新油站的領導溝通，向他們解釋我在讀夜校的情況，並提出自己的訴求。我相信他們也不是高高在上、蠻不講理的人。起碼他們應該認同，讀書不是一件壞事，而且這不影響我在油站的工作。退一步說，我去讀夜校在前，他們把我調到新油站在後，如果新油站實在不能爲我放寬規定，那就讓我回原來的油站好了。但是當時，我不敢面對領導提要求、談條件，我覺得這是在搞特殊化，是想謀取特別照顧，可能會招致同事的不滿。實際上我想得太多，而且想歪了。
我在新油站大約待了兩個月，這期間有溜去上課，也有溜回家，但有時領導在，我溜不了，所以還是曠了不少課。我想，既然自己無法達到油站的要求，那就只能離開了。於是我辭了職。我在某石化總共待了半年左右。事實上我的同齡人裡，很少有人願意去加油站上班。我在油站的同事，要不就是外地人，要不就是年齡偏大、未掌握專業技能而因此就業選擇非常少的本地人。其實我去應聘時，同去的還有另一個同學，我倆都被錄用了，但他沒有去油站報到。因爲我們出生在城市，很多人有更好的選擇，而且也要顧及面子——在很多人眼裡，加油工是一份低下的職業。大家雖然嘴上會說“職業無分貴賤”，心裡卻並不真的這麼認爲。不過我父母倒確實相信這句話。而且他們反正沒有同城的親戚朋友，所以不必顧慮什麼面子。當初他們聽說我去加油站上班，是真的爲我感到高興。
我的第四份工作是在一家中式快餐連鎖店送餐，每天只在中午工作兩個半小時。快餐店管我一頓午飯，但沒有底薪，收入全靠提成。我記得當時送一份餐的提成是1.5元，算下來一天能掙二三十塊錢。這份工作其實是一份兼職，但我之前做的三份全職工作，酒店、服裝店和加油站，實際上都和夜校有時間衝突。因爲我學歷不好，很難找到朝九晚五的工作。我在那家快餐店幹了半年，後來有同學主動爲我介紹工作，我就辭掉了。
我的第五份工作是在一家雪糕批發部送貨。那家店是我一個同學的親戚開的，在城中村旁的一座菜市場裡。在去上班之前，我以爲自己只是負責送貨。結果並不是，我還得去找業務。實際上我的身份是業務員，每天要巡視附近所有的小超市、小賣部。假如看到誰家的冷櫃空了，就要問他們需要什麼，然後給他們送過去。但我不是唯一干這個活兒的，批發部裡還有另外一個全職以及若干兼職和我競爭。我完全不能勝任這份工作。這時我對社交已經比較牴觸，我總是對別人話語背後的真實意圖反應遲鈍，事後我反應過來了，又感覺羞慚懊惱、無地自容。這樣的遭遇反覆發生，我開始下意識地和人保持距離，哪怕是面對我產生了好感的人。另外我很不習慣和人討價還價，我不喜歡和人講利益、談條件。談判給我的感覺近似於有意識地得罪人。我不喜歡得罪人的感覺，我的討好型人格加重了我的社交恐懼。弔詭的是，我是由於太想討好人，而變得不願意接近人，因爲想討好人的那種衝動最終總是帶來失望和挫折。
我發現當一個人表現得無私時，別人回報他的往往不是友善，而是加倍的貪婪。我之前在酒店實習時要上一種兩頭班：比如早上上四個小時，晚上再上四個小時。大家都不喜歡這種兩頭班，因爲這意味着要花費雙倍的交通時間和費用。還有的人住得遠，中間的時間回不了家，只能百無聊賴地等待，或者在酒店附近瞎逛。因爲這個緣故，領班在給我們排班時，每人每月的兩頭班天數是相當的。有一天，一個上兩頭班的同事因爲家裡有事，想和我調一下班。原本她用一個兩頭班換了我的普通班，改天應該用一個普通班換回我的兩頭班，這樣對雙方纔公平。但我覺得這麼換來換去太斤斤計較，所以就對她說，不用那麼麻煩，不必換回來了。然後她隨口問了我句爲什麼，我就說普通班和兩頭班對我來說沒有區別，反正我下班後也沒事可做。實際上這不是我的真心話；和所有人一樣，我也不喜歡兩頭班，我那麼說是不想令她心裡不安。事實證明我太幼稚了。過了幾天，她又來找我換班，這次她不是因爲家裡有事，而是直接說：“你覺得兩頭班和普通班沒什麼區別，那我們再換一次吧，我不想上兩頭班。”我很驚訝，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知道該怎麼拒絕她了。除非我告訴她，之前我是在撒謊，其實我和她一樣，也討厭上兩頭班。可這樣的話我又說不出口，所以我只好又跟她換了一次。但事情到這裡還沒有結束。又過了幾天，另一個聽說了這件事的同事，也來找我換班了……
後來是一個我的同班同學幫我化解了這件事。他不留情面地當面挖苦了找我換班的正式工，兩人爲此還吵了幾句。我同學罵她不要臉，她罵我同學多管閒事，而我在旁邊左右爲難，怕大家傷了和氣。不過經此一鬧，果然再沒人來找我換班了。當年的我非常馴服，對誰都唯唯諾諾，且常常爲自己和別人對很多事情的反應截然不同而感到困惑和惶恐。漸漸地，我意識到，大多數人都只能從自己的角度，而不能從別人的角度看待問題。我的胸懷並沒有寬廣到吃虧也毫無怨言。我心裡也會積累不滿和怨氣，然後變得厭煩和憎恨。假如不想繼續吃虧，我要不就變得和大多數人一樣，互相糾纏——你自私我也自私、你貪心我也貪心——這樣就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了；要不就選擇和所有人保持距離。對我來說，後一種方法要容易得多。
於是到了送雪糕的時候，我已經不知不覺地變成一個和誰都保持距離的人。有些客戶明明和我打過多次交道，可是再見面時我仍然一副仿如初見的表情，過分有禮貌地和他們打招呼，說一些見外的客套話。估計他們心裡都在納悶：這人該不會這麼快就忘了我吧？而我還意識不到自己這種生疏的態度傷害了人家的感情。在我一廂情願的美好想象裡，這個世界的運轉依靠的是公平合理、鉅細靡遺的規則，而不是人情。人和人之間不需要建立任何交情，只要共同遵守規則，就可以高效地處理各種事情，每個人也可以過得舒適自如。這時候的我已經比剛畢業時更怯於和人打交道，但還沒有發展到社恐的程度。我後來的社恐成分也很複雜，不全是前面概括的這些因素。比如說，我對“使人失望”這件事懷有很深的恐懼。如果有人誇獎我，我會不假思索地立即否認，然後竭力貶低自己。因爲我害怕他們以後發現我不如他們原來想的那麼好，然後對我失望。我寧願從一開始就說服他們，我根本就不好。我承受不了別人認爲我好所帶來的那種隨時可能被“識破”的危機感。如果有誰要堅持不懈地誇我——不過這樣的人很少——我就會躲着他、遠離他。這樣就是我主動“拋棄”他，而不是（在想象中）終有一天被他“拋棄”。這不是一種理智的策略，而是自發的心理防禦機制。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對於我們生活的這個小時代來說，命運這個詞或許太大，但性格確實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一個人的生活歷程。比如說，當我嘗試講述自己的工作經歷時，我發現無法對我的性格因素避而不談。我當年做出的很多決定，主要就是受性格的影響，而不僅是從利害得失的角度權衡取捨。假如我不描述自己的性格，讀者就很難理解我當時的一些反應和選擇。
我在雪糕批發部混了幾個月，都不好意思說是在上班，因爲我掙的錢和之前在快餐店差不多。可是我在快餐店每天只幹兩個半小時，在批發部卻是朝九晚五。不過送雪糕畢竟比較自由，每天早晚不必打卡，天氣不好的話不去也行。我每天騎着自行車在周圍轉悠，旁邊城中村裡的旮旯角落我都鑽遍了，有些小賣部甚至開在只有一米寬的窄巷裡。可是我的競爭對手總是搶在我前面填滿那些客戶的冷櫃。因爲他有一個手機，而我只有傳呼機，我甚至都沒把傳呼號碼告訴那些商店老闆。我的競爭對手已經在那片地方幹了一段時間，和大多數商店建立了關係，缺貨的時候人家會打電話給他，而我只是在他身後撿漏而已。不過，那時的我並不着急掙錢。因爲我晚上還在讀書，所以我這麼想：等畢業後才正式開始工作，現在就權當打打零工。我幹了幾個月之後，天氣開始漸漸轉涼，雪糕越來越難賣了。終於有一天，我竟然連一單都沒有送出去——我實在是沒臉再混下去，於是就辭了這份工作。
我的第六份工作也是同學介紹的。我並沒有拜託他們幫忙，都是他們主動介紹的。這份工作和上一份一樣，也不怎麼正式，既沒有簽訂勞動合同，也不要求上下班打卡。這個老闆在小區裡租了一套公寓做工作室，手下只有一個員工，兩人是親戚。工作室的業務是繪製三維建築效果圖，老闆負責洽談業務，繪圖員其實就一個人。而我是去當學徒的，工資600塊，好像管一頓午飯。直到今天我還記得當時我們使用的軟件版本：AutoCAD14、3Dmax4、Photoshop5.5。我去了沒幾天，又來了兩個新學徒，一男一女，都是老闆的熟人介紹的。那個繪圖員很忙，沒工夫教我們，所以我們每天就看書和光盤自學，遇到困難才請教他。當時的Photoshop還很簡陋，功能不多，我之前已經自學過，所以立即就上手了。AutoCAD也很簡單，基本操作一天就能掌握；但要熟練、高效地使用，則要投入很多時間。而且對於沒有基礎的我來說，光是讀懂那些全開的建築圖紙，就已經非常費勁兒。3Dmax則比較難上手，一方面是它當時還沒有中文版，另一方面是軟件裡面的指令非常多，我們加載的插件還各有不同的界面和指令。
我在這個地方待了半年左右，後來和另外那個男學徒一起離開了。那個男學徒和我讀同一所夜校，而且是同一屆；我讀廣告，他讀財會。於是那段日子我們每天下班後就一起去上課，在路上吃個盒飯或米粉。我們後來離開是因爲覺得那個老闆太精明，給他打工很容易吃虧。而且他的工作室畢竟不是正規公司，我們的權益沒有什麼保障，只能看他的良心。而對於他的良心，我們不敢信任太多。比如說，把我介紹過去的那個同學，他的哥哥認識這個老闆。這個同學之前告訴我，學徒期的工資是1000塊。可是我去幹滿一個月後，老闆給我的卻是600塊。我不清楚問題出在哪裡，也不好意思去問。我既不敢問那個老闆，也不好意思問我同學的哥哥。我想我畢竟還什麼都不會，也沒幫上什麼忙，每天佔用人家一臺電腦，吃人家一份盒飯，再計較幾百塊錢太說不過去。可是幾個月後，我已經能幫上一點兒忙了，有時還和大家一起加班到半夜，拿到手的還是600塊。另外那個男學徒情況也和我差不多。我們都膽子小，不敢和老闆談。這時夜校也快畢業了，我們都覺得還是找一份自己專業的工作比較好。
結果，我並沒去找一份自己專業的工作。當時有一本我每期購買的漫畫雜誌，主辦的漫畫社登出招收學徒的啓事。那個漫畫社在國內是有點兒名氣的，於是我按要求畫了一個短篇寄去，沒想到竟然被錄取了。這其實不算是一份工作，因爲沒有工資，只管吃住。但我在那裡待了半年多，所以我把它當作第七份工作來講述。
漫畫社在一個小區裡租了幾套房子，社長是個香港人，不到三十歲，他讓我們都喊他老師。老師曾經自費去日本學藝，後來回內地創業：搞漫畫社，辦刊物，推作者，出單行本等。和我同批的學徒大約有十多人，這時我發現，我是其中最年長的，當時我已經二十三歲了。這說明到漫畫社裡當學徒這種不靠譜的事，一般只有小孩子纔會幹。不過我比較晚熟，在那之前的幾年裡，我渾渾噩噩地打工、讀夜校，並沒有急切地想做些什麼的衝動，父母也從不催促我。由於我的家人從小教我省吃儉用，而且父母向來以身作則，所以我對物質的要求也不高，不抽菸不喝酒不買名牌（如今我要喝一點兒酒），剪髮只在路邊的5元攤，能騎車去的地方我就不坐車，日常開支非常小。而我家沒有同城的親戚，父母也沒有朋友，因此兩代人都不必和同齡人苦苦較勁、比個高低，於是就都變得有些得過且過、不求上進。我父母很少督促我學習，從沒幫我報過輔導班，也不要求我向某某家的孩子看齊。在他們看來，克己勤勉是遠比精明能幹寶貴的品質。漫畫則是我不多的興趣愛好之一。當時我能看到的幾乎都是日本連載漫畫：《聖鬥士星矢》《七龍珠》《亂馬1/2》《阿拉蕾》《足球小將》《灌籃高手》，等等。在漫畫社，我們每天要練十多個小時的基本功。這些練習包括打排線、畫人像、畫人頭、臨摹場景等。老師並不向我們傳授技藝，而只佈置練習。在所有的練習內容裡，打排線佔據的分量最大。所謂的打排線，就是用蘸水鋼筆畫出一排排直線，每條長約四釐米，間隔越小越好，一般在零點五毫米以內。要求是打出的排線長短一致，間隔均勻。光是這個練習，我們每天都要做四五個小時以上，非常枯燥。不過這些訓練內容，感覺像在培養漫畫助手，而不是漫畫主筆。大約凡是和創造有關的內容，都是無法傳授的，只能看各人的天資。我們揣測，這些也是老師在日本時接受過的漫畫訓練。
最終，我並沒成爲一個漫畫作者。不過在漫畫社裡，我認識了一些重要的朋友。受到他們的影響，我也聽起了搖滾樂。我們當時聽的樂隊或歌手有性手槍(Sex Pistols)、涅槃(Nirvana)、九寸釘(Nine Inch Nails)、電臺司令(Radiohead)、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等等。和很多搖滾青年一樣，他們說要反抗這個社會對個人的改造，反抗主流價值對個性的矇蔽，反抗成人世界的虛僞和功利。在我看來，他們不僅是說說而已。在他們的鼓勵下，我變得越來越敢於否定漫畫社的一些做法。我的觀點有些可能還有可取之處，有些則明顯脫離現實，但總體而言全部很理想主義。最後，因爲不認同漫畫社對待我們的方式，我和幾個朋友一起離開了。在離開之前，我還畫了一篇漫畫，諷刺老師對我們用的機械訓練方式。
於是我又開始找工作，這時我已年滿二十四歲。和應屆大學畢業生相比，我的年齡偏大，我過往的工作經歷對我這時找工作也沒有什麼幫助，所以好一點兒的工作我是找不到的。不過好在我從來不挑，所以很快就又上班了。我的新工作，也是第八份工作，是在一份新創刊的動漫資訊雜誌做美編。
我的老闆原來是一本很成功的碟評類雜誌的發行人，因爲感覺動漫類的書刊前景更好，所以跳出來自己創業。當時市面上有很多同類的動漫雜誌，大多都沒有刊號，隨書附一張光盤，以音像號的形式發行，名義上書是光盤的別冊。我們雜誌也是採用這種方式。我們老闆是個相當摳門的人，不過他談吐很文雅，善於表達和演講，而且外形看來很有風度。他聘用我是因爲我對工資沒提任何要求。我在面試的時候對他說，他給和我相同職位的人多少，也給我多少就行了。他給我試用期1500塊，而且要試三個月。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很實惠。他肯定很快就發現了我服從性強，是他最喜歡的那類員工，但我卻到後來才意識到這一點。這份工作主要使用兩個軟件：Photoshop用來處理圖片，CorelDRAW用來排版。恰好這兩個軟件我都會。我們編輯部最初有一個主編（兼文編工作）、兩個文編、三個美編和一個日語翻譯。我負責的工作內容相當枯燥，乏善可陳，就是一張接一張地處理圖片，然後排版。不過，編輯部每月要從日本和港臺訂購原版的漫畫資料書。這些書要不在國內買不到，要不就只能買到印刷粗糙的盜版。於是能即時地讀到這些珍貴罕見的圖書，成了一項對我很有吸引力的福利。
我們每個月做一期刊物，前期一般是文編在忙，後期則輪到美編忙。在每期出膠片的前一天，美編都要通宵加班。因爲拖延症是一種常見病，文編不到最後關頭是不會交出全部文稿的。除了刊物以外，我們還做一些單獨的圖書產品，比如奧特曼畫冊之類的。這些圖書的內容有些是侵權的，不過日本的版權方很少理會國內民營圖書批發市場（我們叫“二渠道”）上的盜版書。其實當時，圖書市場已經日薄西山，雖然智能手機還要過幾年才問世，但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普及已經分流了大量紙質書的讀者。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自己的內容做得也沒有特色，在同類雜誌中毫不起眼。而且同類雜誌很多也只是做幾期就消失了，還不如我們堅韌不拔。不過大概因爲掙不到錢，我們老闆只好在節流方面下功夫了。試用期過後，老闆讓我們籤勞動合同。記得當時讀完合同文本後，我有一種強烈的被冒犯的感覺。那份合同的內容我早就忘了，但可以肯定裡面的內容有大量是違反今天的《勞動法》的。我沒有籤那份合同，但也沒有立即辭職，因爲編輯部裡的那些書吊着我的胃口。我還託公司渠道購買境外的原版書，其中有些是幫朋友買的，那些書當時在國內很難買到。此外，我和幾個同事相處得很融洽，工作中還是有不少歡樂的。
在編輯部上班的同時，我仍然和之前在漫畫社認識的幾個朋友聯繫。他們對社會的鞭撻這時竟不知不覺地和我老闆的種種行徑相呼應，令我產生了一種“社會果然很骯髒、人性確實很醜陋”的感覺。這感覺此前我從未有過。比如當初離開做建築效果圖的那個老闆時，我就絲毫沒有憤憤不平，只是覺得有點兒怕他。與此同時，因爲在社會上和人打交道吃了太多虧，我漸漸把這歸咎到我父母身上，我怪他們沒有提醒過我。他們教我的處世之道，在這個社會上根本行不通。他們從不鼓勵我去追求，而只訓誡我要克己。他們告訴我不對的事情，現在人人都在做，可是社會並沒有懲罰他們而獎勵我，反倒是獎勵他們而懲罰我。還有在工作方面，我們主編對於雜誌內容的規劃，也完全背離我和我朋友的審美。在我們看來，公司做的圖書內容膚淺、幼稚、虛僞、矯情、做作……總之就是在玷污動漫行業，是在浪費紙張、破壞環境。於是經過一段時期的熱烈商量後，我們決定一起去北京過“流浪和創作”的生活。我很快辭了工作，簡單地做了些準備，然後就坐進硬座車廂出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