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講述的那些工作經歷，無論取掉其中哪一段，都不會對今天的我產生影響。但是假如沒有在北京的這一段經歷，那麼今天的我肯定會是一個和現在很不同的人——如果說脫胎換骨有點兒誇張的話，那麼這段經歷起碼塑造了最初的我，就像給了我一個起點。
我們當然沒有真的去流浪。到了北京之後，我們先借住在通州的朋友家，然後自己在附近租了房子。因爲我們沒有錢，於是我在八王墳找了份文印店的工作，每天往返於通州和朝陽。這份工作我只做了兩個月，幾句話就能說完：老闆是業務員出身，在我之前，店裡只有一個員工。我們有兩臺電腦和一臺名片膠印機。除了印名片外，還承接一些單頁、摺頁、宣傳冊的設計製作，不過印名片是我們主要的收入來源。老闆和一些酒店合作，提供當天交貨的名片快印業務。一般在接到酒店前臺的電話後，我們立即就過去取來名片信息，大多是照着客戶提供的名片樣板加印。當時北京其實已經有數碼快印，但很少人用來印名片。名片一般使用300克的銅版紙或特種紙，數碼快印處理不了這些紙張。我們的客戶一般是高端的商務人員，其中有不少是老外——起碼他們的名片上沒有一箇中文字。我們的收費是比較高的，我記得一盒要200塊。如果他們自己到大街上印，一般只要二三十塊。但大街上的名片店不提供上門取送服務，而且當天印不出來。對於我們的客戶來說，在名片的事上哪怕浪費一個小時，損失都遠遠不止200塊。我們早上接的單下午就能送去，下午的單晚上送去，晚上的單第二天早上送去。老闆自己就是取送貨員，幾乎每天都在來回跑。我有時也要外出取送。另外一個同事操作膠印機更熟練，所以留在店裡。我們的工資不高，因爲老闆管吃住，好像只有1000塊，或1200塊。住的地方是地下室，我因爲要回通州，所以只住過幾晚。我對地下室的印象是陰涼、幽暗、衣服難幹、自來水很冷，不看錶完全不知道時間、早上用廁所要排隊……
因爲要去上班，我就沒時間創作了，這令我的朋友很不滿。他們說工作是社會機器對人的奴役。這麼說似乎也沒錯，可是人活在世上，很難不受到奴役——要麼受這個的，要麼受那個的——無論工不工作。古希臘的哲人也說肉慾是對人的奴役，但他們並沒說肉慾是可以滌除的——除了等着自己慢慢老去。不過我還是聽從了朋友的建議，辭去了那份工作。這就是我的第九份工作。
爲了減少支出，我們決定從當時偏遠的通州搬到更偏遠的燕郊。我們原本有三個人，這時候又拉攏了兩人，總共五人合租了一套房子。當年的燕郊遠不如後來繁榮，那套房子的面積很大，我覺得有一百多平方米。因爲是農民集資房，屬於小產權，租金並不貴，我們五人分攤後，每人只要出百來塊錢。不過我已經完全沒有錢了，所以只能打電話跟父母要。我父母對我選擇過那種生活感到很不理解，也不支持，但還是援助了一些。我還在樓下的早餐攤幫過幾天工，工錢只有幾塊錢一天，早上四點幹到八點，但早飯隨便吃。我負責炸油條，全程就站在油鍋前，一個早上能炸幾百根。除了零售，還有些油條是批發給附近食品店的。這不算是一份工作，因爲錢太少，我去了幾天就不去了。
我們在燕郊留下了很多難忘的回憶，但在創作方面並不順利。當時，我的朋友認爲刊物上的作品大多是毫無價值的垃圾——就像被馴服的牲口一樣，早已喪失了原始的天性。但或許，我身上也並沒殘留多少野性。而且野性的作品無法發表，只能在一個地下（網上）的圈子裡傳閱，那也就無法換來讓我們持續下去的經濟收入。我們當年單純、偏激、幼稚、熱切，做事不顧後果，一心要改變世界。我或許是其中比較務實和冷靜的，還時時刻刻在考慮收入的問題，而我的朋友對此簡直嗤之以鼻。但在漫畫方面，他們都比我畫得好，遠比我有經驗。我只在漫畫社待了半年，只完成過兩三個十幾頁的命題習作，還達不到發表的水平。可是他們卻激動地認爲，對於創作來說，“畫得好”是最不重要的。他們舉例說，朋克樂就只用到三個和絃，而他們很喜歡朋克樂。他們還說，作品最重要的是靈魂。他們認爲我有靈魂，這令我受寵若驚，因爲他們還說，很多人是沒有靈魂的。實際上，在他們的故事裡，他們過得遠比我在我的故事裡精彩。我是一個缺乏安全感的人，起碼在當年是，而待在他們身邊難免有時要擔驚受怕。
可惜那樣的生活只能發生在年輕的時候，而且總是短暫的。無疑當時我們犯了很多錯誤，搞砸了很多事情，但是那些日子也是我對世界——起碼是對這個社會祛魅的過程。我在那段時期及以後讀了一些我從前沒讀過而且原本可能永遠不會讀的書，接觸到一些改變了我的觀念和主張。這段經歷使我得以重新審視——實際上我之前只是隨波逐流而已——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價值和意義：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不重要的。當然，這種變化並非在一瞬間發生，不是在當時就完成了，而是像播下了種子，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裡，緩慢但堅韌地紮根、發芽，直到今天，仍然在我身上持續地發生着作用。可以這麼說，我前面講述的那些工作經歷，無論取掉其中哪一段，都不會對今天的我產生影響。但是假如沒有在北京的這一段經歷，那麼今天的我肯定會是一個和現在很不同的人——如果說脫胎換骨有點兒誇張的話，那麼這段經歷起碼塑造了最初的我，就像給了我一個起點。如今我不會再爲自己和別人的差異感到惶恐不安，相反，我珍視自己的個性。雖然我仍然很無知和膽怯，但在這之下多了一份堅持和信心。此後無論我打工或寫作，那對我來說都是一種自我精神的建設。
從北京返回老家後，我賦閒了幾個月，父母也不敢催我去工作，大概怕我一不高興又跑去“流浪和創作”。他們想要關心我，但不懂怎麼關心。對於這個社會，他們自己也倍感困惑、無所適從，因而也無力指導或提點我，併爲此感到愧疚。
過了不久，之前編輯部的老闆得知我從北京返回，並且還沒去找工作，便邀我回他的公司。他的動漫資訊雜誌已經停辦，人員也隨之換了一批，並且租了個新的辦公室。他的新項目是一本影音器材方面的期刊，這是他比較熟悉的領域。除了這本刊物外，他還不定期地做一些選題特輯，內容大多翻譯、複製自日本和港臺的刊物。動漫他也沒有完全放棄，但不再辦雜誌了，而是做一些投入小、回款快的幼兒畫冊。他還接過一個把動畫片截屏加對話框轉製成漫畫的業務。除了圖書以外，他還做多媒體光盤，在自己的紙媒上打廣告，以郵購的方式出售。光盤裡的內容大多來自網絡，我們按照選題進行歸類和介紹，然後設計一個界面，方便讀者檢索和訪問。以上這些是我們主要的工作內容，還有一些零散的項目就很難講清楚了。總之，只要能做的，我們都嘗試去做。結果是廣種薄收——我們做了很多東西，但並沒做出精品、爆品。站在老闆的角度，大概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這種策略下，確實把所有人力、場所和設備充分及滿負荷地利用起來了，沒有絲毫浪費。我除了仍然負責排版和平面設計，有時也要兼任文編，後來還參與選題。不過，儘管我們都使出了渾身解數，發行方面的反饋卻不太理想。我們的產品大多都很平庸，毫無特色。這也不難理解，因爲那都是我們在疲於奔命的情況下趕工出來的。爲了生存下去，我們要不斷地做產品；只有把新的產品發到經銷商手裡，才能收回上一批產品的貨款。我們根本沒條件去打造什麼精品。
老闆對我們的發行人也越來越不滿，因爲很多貨款他都收不回來。不過，這時我們的發行人是老闆的妻弟——我猜最初是老闆帶他入行的——兩個人儘管鬧得很兇，也還是隻能湊合着待在彼此身邊。漸漸地，我發現我們老闆也賴起賬來。他經常更換供應商，藉口對產品或服務不滿，然後賴掉最後一筆款項。他甚至還賴快遞費。因爲快遞都是月結的，他賴了一家就換另一家，於是我們一年內換了好幾家合作快遞。儘管如此，他對我除了給錢不豪爽以外，其他方面都還不錯。可能因爲我對他有用，他找不到替代我的人。他開給我的工資一直都很低，但從不拖欠。當時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沒有房租的支出，因此儘管收入微薄，但也可以得過且過。
我們的那本影音器材雜誌也沒能活下來，這時候刊物越來越難辦，讀者都不買雜誌，改爲上網看信息了。最後爲了錢的緣故，我們的主編和老闆也鬧翻了。按照主編的說法，老闆沒有支付他應得的提成，卻提出用一對音箱來代替報酬。那對音箱是廠家送來給我們寫測評軟文的工程樣品，後來大概廠家賴掉了宣傳費，音箱被我們扣了下來。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們也向廣告客戶虛報刊物的發行量，實際3000冊的發行量我們說兩萬。這種做法在其他刊物那裡也很常見。所謂樹挪死、人挪活，君子不立危牆之下，主編決定離開公司，自己去創業。這時我也辭了職，於是他把我拉上，一起去搞一個項目。不過這是一次失敗的嘗試，前後爲期只一個月，我沒把這看作一段工作經歷，這裡只簡單地講述一下。
主編因爲業務關係認識了一個人，這裡姑且稱他爲老江湖。老江湖在和我們相鄰的D市成立了一個汽車維修改裝行業協會。他找到我們的主編，是因爲他想辦一本會刊，每期直郵給會員店鋪。但他不想花錢辦這件事，所以慫恿我們主編承包這本會刊，而他則幫忙招攬廣告客戶。我們主編當時也不過二十幾歲，社會閱歷不深，禁不住老江湖天花亂墜地忽悠，加上和原來的老闆在鬧矛盾，一時頭腦發熱便應承了下來，還拉上我一起去創業。我們幹了兩三週就發現不對勁了。老江湖和他的一個朋友把我倆當免費勞工，他們去查處汽修店時把我們也拉去助威，他的朋友還要我免費幫忙設計海報，可是老江湖答應的廣告客戶卻遲遲不見蹤影。他給了我們一沓汽配供應商的資料，讓我們打電話去拉廣告。這些供應商分佈在全國各地，聽都沒聽過老江湖的協會，根本不可能掏錢在我們會刊上登廣告，有些接電話的人甚至直接在電話裡罵我是騙子。直到我們把創刊號的內容做得七七八八了，老江湖才勉爲其難地交了兩三個熟人客戶出來。可是區區兩三個版面的廣告，遠不足以覆蓋會刊的製作成本和郵遞費用。於是有一天傍晚，主編在和老江湖反覆交涉無果後，帶着我灰溜溜地回到了原來的城市。
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我父親突然中風入院，我在家照顧了他一段時間。後來他恢復得還可以，過了兩個月又能拄着柺杖走路了，只是力氣不如從前，精神狀態自此也一蹶不振。
我的第十份工作仍然和動漫有關，不過是我最討厭的那種。當時國家用行政力量扶持本土動漫產業：首先是限制國外動畫在電視臺的放映時間；然後對本土動畫進行補貼，比如同一系列的動畫，在電視臺放映每滿五百分鐘，就補貼多少錢；此外，還在稅務、場地租賃等方面有所幫補。對於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利好政策，我在公司裡聽到的一種解釋是，我們的孩子從小看國外的動漫長大，價值觀就會受到國外的影響，所以國家扶持本土的動漫產業，這在本質上是意識形態之爭。對於這種解釋我不是很認同。我覺得絕大多數我們能看到的國外動漫，頂多只包含一些基本的普世價值，比如真善美、假惡醜，而不涉及國與國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不過我只是一個打工者，這些宏大的問題離我很遙遠。我新加入的公司剛成立不久，是典型的“政策的產物”。而且政府財政通過這種方式流到我們手裡，也並不比通過公款吃喝流到餐飲行業更糟糕。
我們公司既做動畫也做漫畫，我在負責漫畫的部門。我們的動畫是用Flash做的，畫面比較粗糙，內容相當無聊，和當時美國、日本的動畫是雲泥之別。不過我知道我們國內的同行還能做出更糟糕的作品來，而且照樣能上電視臺播放。我們老闆在影視音像行業深耕多年，積累了深厚的人脈，產品上電視臺播放自然也不在話下。我參與制作的漫畫同樣粗製濫造。爲了多掙點兒錢，我還私下給公司投稿。我們公司公開徵集漫畫腳本，但投稿的全是我們這些在職人員。可是我們哪裡有時間去構思啊，其實都是從網上找來現成的，然後改頭換面一番，實質就是洗稿。公司並不管這些，只要我們簽訂版權合同就行，出了問題由我們擔責。當時我在認真交往一個女友，日常開銷有所增加，不能再兩袖清風佛在心中了。
而且大約也是在這段時期，我和之前在北京一起玩的幾個朋友疏遠了。我羞於向他們解釋我的現狀。我上班的公司就是他們深惡痛絕的那種公司，我每天做的產品就是他們深惡痛絕的那種產品，我就是他們在創作中所鞭撻的那種代表了這個腐朽社會的反動力量。我每天在製造垃圾、驅逐良幣、污染視聽，我還可以怎麼自辯啊？難道自欺欺人地說：“我沒有別的選擇，大家都在這麼做？”這跟直接和他們說絕交沒有什麼分別。（這是我當時的想法，後來我知道，大家都在不斷變化和成長。他們二十歲時聽性手槍樂隊，但三十歲時不會聽了。不是說性手槍不好，而是那種好只屬於二十歲。）可是我確實是太無能，即使投身污濁的洪流，經濟情況仍然是月光狀態。我的女友已經對我很不滿，隨便什麼小事都能衝我發一通脾氣。
這個時候，從前我在夜校的一個同學——這個同學離我住得很近，我們一直保持有聯繫——他正好也打工打到了懷疑人生。於是，有天他向我提議，不如兩人一起搞些生意。我也正覺得打工掙不到什麼錢，而且很浪費時間，於是和他一拍即合。經過商量之後，我們決定先去越南考察一下。當時我們想到，國內的經濟已經起飛，經商門檻變得很高，沒有什麼商機是別人沒想到過或嘗試過的了。而越南比中國落後十多年，且正在仿照中國搞改革開放，我們帶着領先十幾年的意識回到落後的地方，或許能發現一些好機會。於是我們先後辭了職，在網上聯繫到一個在河內留學的柳州女孩，請了她做我們的翻譯。
我們去了河內兩趟，先坐火車到南寧，然後轉一趟綠皮火車到憑祥，再從友誼關出境。我們找的那個翻譯女孩纔剛畢業，還住在河內國家大學的宿舍裡，於是我們也在學校旁邊找了旅館。據說河內不如胡志明市繁榮，我們沒去越南南部，沒辦法比較。但光看河內確實很落後，市區裡的高樓非常少，商店看起來仿如國內80年代的風格。至於遺留下來的法式建築也已不再光鮮，很多已被改變了用途，變得不倫不類。翻譯女孩說，她學校的食堂從不洗碗，只用布抹一下，中國學生都會自備飯盒。我們在路邊小店裡吃米粉時，她又說，店家在桌上放幾隻小青檸，主要不是讓我們調味，而是給我們消毒碗筷用的。我不知道她是在開玩笑還是說真的，不過我趕緊用小青檸仔仔細細地擦拭了一遍碗筷。河內的物價不高，早餐店賣的法棍夾煎蛋，一份合人民幣3.5元，可以湊合吃飽。在河內，法棍就跟我們的油條一樣，隨處都能買到。我們還參觀了一座法國教堂，旁邊的小商店賣給遊客一些做工粗糙的貝殼耳環；還賣美軍士兵的遺物：火機、水壺和軍牌等。老闆說這些東西是從戰場挖出來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畢竟“越戰”已經過去三十幾年了。
我們的資金很少，做不了貿易生意，原本打算看看有沒有零售可做，但在河內逛來逛去，又向一些中國留學生請教後，我們卻始終沒想到能做些什麼。儘管河內確實要比國內落後十多年，但是去河內做生意，並不像想象中的“穿越回過去打江山”那麼簡單。首先貨物過境就要上關稅，這提高了成本。其次我們在越南語言不通，所有事情都要依賴翻譯，這既增加支出，效果也打了折扣。此外，我們對當地的政策法規、民情風俗等也一無所知，開始階段可能要交不少學費，我們未必承擔得起。最後，我們放棄了，回到了南寧。南寧是我們的“B計劃”。
和河內相比，南寧對我們來說要容易理解得多。很快，我們就物色了一個商場。這個商場主營女裝，原本有五層，後來又加建了第六層。商場的一至五層因爲已營業多年，早已形成清晰的定位，店家也都各有熟客了。但六樓因爲新開張不久，知道的顧客還不多，而且風格定位混亂，有人在賣大媽風格，也有人在賣少女風格，於是難得上來逛一圈的顧客，也只是感到索然無味。加上當初租金普遍談得過高，很多經營戶難以爲繼，於是便紛紛退場。而空攤一旦多起來，顧客就更不想來逛了，這就形成了惡性循環。我們去到的時候，正好是首批經營戶退場的高潮。商場物業看到這種情形，正積極地動員業主降租，說先把場子做旺，租金自然會漲上去，否則是殺雞取卵。六樓共有約170個店面，開發商和物業是同一家，他們把店面賣出去時，要求業主回籤十年的物業合同，由他們來對商場進行統一的運營和管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付轉讓費，而且以較低的租金拿到了一個店面。這是我的第十一份工作。這次終於像人們說的，我給自己打工了。因爲沒有積蓄，所以我跟父母借了兩萬塊，我的合夥人也拿出兩萬塊，合共四萬塊作爲啓動資金，我們各佔一半股份。當年南寧的經濟水平還相對落後，我記得商場樓下的螺螄粉賣3.5元，老友粉賣4元，綠豆糯米飯賣0.5元。
最初的幾個月，六樓確實沒有固定的顧客羣，大多數逛上來的人，只是出於好奇而已，購買意願並不強。我們負責拿貨的是我合夥人的老婆，她照着自己的穿着風格拿，主要是些寬鬆、休閒的衣服。不過這種類型的衣服在樓下已經有很多，我們樓層比下面高、客流量比下面小，和他們賣接近風格的衣服佔不到便宜。實際上商場裡越高的樓層，越適合做小衆風格。因爲大衆風格賣的人也多，只能用來跑量，高樓層沒有那麼大的客流量。不過真要做小衆風格也不容易做——越是小衆的東西，就越是細分。我們自己不是那種風格的消費者，就很難在細微的層面把握那種風格。我現在說的這些，都是後來回過頭總結的。當時我們因爲缺乏經驗，並沒有摸清這些門道。因爲六樓實在太冷清了，多數經營戶都還沒有盈利，我們也不清楚問題出在自己身上，還是出在六樓的情況上。我們以爲耐心地等到六樓做旺就一順百順了。就這樣過了幾個月，我們終於分析出一些苗頭：六樓和我們一起進來的這批新經營戶，普遍都很年輕，有些甚至還在讀書。他們通過自己的社交關係拉來的顧客，年齡也都和他們相仿，他們賣的衣服大多也針對這個年齡層。慢慢地，六樓的人氣提升一點兒了。我們逐漸看到，來逛六樓的顧客主要是些十六歲到二十四歲的小女孩，而我們賣的那種休閒服裝在她們看來太老氣了。
就是在這個時候，和我們一牆之隔的鄰店幾乎在一夜之間崛起。鄰店的老闆是個讀大四的藝校女生，她的店是男友出錢開的。她從老家找來表姐幫忙看店，自己則在週末去廣州拿貨。她的轉機出現在一本叫作《ViVi》的日本時尚雜誌上。這本雜誌針對的讀者羣正好是十六歲到二十四歲的女生，主打的風格是嬌俏、甜美和洋氣。雜誌裡有一個模特叫藤井莉娜，在國內也相當有人氣。藝校女生一直在找這本雜誌裡的模特穿過的仿款，後來她終於找到了貨源。她身邊原本就有一個追雜誌款的圈子，在她找到貨源後，這個圈子的人就經常來光顧了。她賣的這種雜誌款對我們來說也很容易把握，因爲只要照着雜誌拿貨就行了。而她的貨源我們也知道，因爲她每次到廣州拿貨，都和我合夥人的老婆結伴。這時候，我和合夥人的分工已經確定下來：我留在南寧看店，他在廣州負責拿貨、發貨。這樣我們不必和別的店鋪一樣，每週都花兩夜一日往返兩地。當我們也賣起雜誌款後，藝校女生就和我們鬧翻了。她到我們店裡來大吵大鬧，罵我們不要臉，說我們抄襲她。她把氣全部都撒在我身上，因爲我的合夥人在廣州，她鞭長莫及。我只好不停地安撫她，說些車軲轆話。但是在經營方向上，我們不能因爲她罵就退縮。生意本來就是這樣，有時候確實很醜陋。而我們已經蹚了這渾水，這會兒不能再兩手空空地上岸了。又過了幾個月，我們另一邊的鄰店也找到了貨源，於是並排三家店都賣起了雜誌款。
像我們這種小店做的不是品牌代理，只是在散貨市場上挑貨拿貨，誰家的款式好賣，只要能找到貨源，別家也會跟風一起賣。所以店主們都對自家的爆款藏着掖着，生怕被鄰家察覺。我們和顧客談價格的時候，都用計算器敲出來，從不用口說，唯恐被鄰店聽到。生意場就是個爾虞我詐的地方，我們既彼此提防，也互相依存——比如在去買飯、上洗手間的時候，彼此幫忙看一下店，還有互相換零錢，等等。而且每天十幾個小時在商場裡，怎麼也得聊一下天、打發一下時間吧。所以哪怕對誰有不滿，也儘量不鬧翻，見面時皮笑肉不笑就好了，這就使人很難不變得表裡不一、口蜜腹劍。商場裡有那麼多人，很多人又那麼閒，加上利益關係複雜，難免充斥着流言蜚語。有些經營者每天熱衷於搬弄是非，令我非常不適。我向來很在意別人對我的看法，常常會爲此積鬱難紓。聽到別人在背後說我的壞話，尤其是無中生有的詆譭時，我會感到難過、沮喪。我經常會有遏制不住的想向別人“自證清白”的衝動。身處這種人際環境對我是十足的折磨。
幸好我們店開了不到一年就回本了。這些錢我可不敢攢着，因爲競爭對手都在虎視眈眈，一停下來就可能被人淘汰。所以我先請了一個小妹看店，然後自己去物色新店面。我家小妹領到的工資是六樓最高的，其中主要是銷售提成。我給她的提成比例是其他店的兩倍以上，而且還設置了階梯獎勵。她最高的一個月拿到超過2300塊，而其他店的打工妹大多隻能拿到七八百。不久我就找到了新的店面，還是在這個商場的六樓，但位置比我們的第一個店好，就挨在主樓梯的旁邊，算是六樓的中心區域。因爲我們的兩個店在同樓層，所以賣的衣服不能風格相同，以免自相殘殺。這個時候六樓的客流量已經起來了，和一年前不可同日而語。我們決定在新店賣一種質量比較好的學生風格外貿服，比如韓國品牌衣戀(E·LAND)和維尼熊(Teenie Weenie)的仿款。儘管是仿冒產品，但其中有些質量相當不錯，幾可亂真，價格卻只是正品的三或四分之一。我們因爲在廣州和南寧兩邊有人，補貨非常便捷，所以採取薄利多銷的策略。其他店鋪大多每週或兩三週去拿一趟貨，故此調整得不如我們快。比如一批新貨上架，總有一些款式會特別受歡迎，迅速就賣斷，這時我們立即補貨，而他們只能等下趟拿貨時補。因爲這個原因，他們不敢把利潤壓得太低。而我們因爲可以快速大量地補貨，所以一旦碰到個爆款，我們就低價跑量。其他店甚至不敢抄我們的款，因爲我們賣得太便宜。我們處理滯銷貨時，折扣力度也讓其他店不敢相信。因爲滯銷貨不處理就會越積越多，拖得越久就越難處理，到最後一算賬才發現，錢沒有賺到，卻賺了一大堆賣不出去的衣服。我們是投入全部精力做這生意的。和有些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店主不同，我們願意辛苦一點兒，以快打慢，就能立於不敗之地。這就像武俠片裡說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讓小妹看老店，我自己看新店。新店剛開張時，銷售反應很不錯，把我心裡的擔憂一掃而光。
我不相信什麼報應，有些事情的發生只是內在規律的作用，雖然看起來很像是報應。就在我們新店風生水起之際，憂患已經紮下了它的根鬚。我們新店開張後不久，斜對面一家正對着主樓梯的店面也轉讓了。新店主是一家湖北人，夫妻倆帶着一個二十幾歲的兒子，兒子還有個女朋友每天來幫忙。像他們這樣全家出動搞一個小店，在我們六樓可是絕無僅有。按照他們的說法，夫妻倆從前做服裝批發生意，後來行情不好，他們就提前退休了。現在爲了教兒子做生意，才租下這個小店來經營。他們開張後上架的第一批衣服，和六樓的定位很不吻合，我看見他們一天都難賣出一件。而且他們接手店面後完全不裝修，只換了個店招，我們在裝修上可是花過不少心思的。那時候我完全沒有料到，他們會成爲我的一個棘手的敵人。有一點他們沒有撒謊，夫妻倆從前確實做過服裝生意，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批發而已。他們很快就留意到我的店比較熱鬧，然後他們就對我採取了我們之前對藝校女生的做法——照搬我們的款式。他們四個人做一個店，考慮到人力成本，必定是要虧的，所以那對夫妻可能真的是在教兒子做生意。那個爸爸大約五十幾歲，頻繁地往返廣州拿貨，母子加未來兒媳輪流看店。因爲他們不計成本，我們的優勢變得不復存在。而且那個媽媽的嘴巴很厲害，賣東西的同時還造謠抹黑我的店，說我們賣假貨，他們賣的纔是正品。我因爲沒法和她虛與委蛇，所以很快就和他們公開反目了。她就更加肆無忌憚地搬弄是非，令我苦不堪言。
這段時期還發生了很多事情。有一次，我的合夥人過來南寧——他每個月都會過來幾天，觀察商場裡的變化——和六樓的另一個店主打了起來。那個店主和我們一直是敵對關係，打架後他不服氣，打電話叫來了三個流氓，他們衣服裡夾着菜刀，想把我合夥人拉出商場去。但這時商場保安已經報了警，民警很快就趕到，三個流氓趁機溜了，但打架的兩人卻被帶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裡，他倆被訓了大半天的話，後來又寫了保證書。民警警告他們，如果接下來還敢互相報復，一定加倍嚴懲。他倆被帶走後，我立即和那個店主的女友修補關係。那天晚上，我和我合夥人、那個店主和他女友，我們四人一起約在龍勝街吃了頓烤羅非魚，算是和解飯。因爲已經被民警盯上，我們不太可能再起衝突。但他們畢竟是地頭蛇，而且我早先聽說，那個店主的女友的父母是一個偷竊手機團伙的頭領。大家都知道這件事，但好像都覺得這沒什麼大不了的。哪怕在背後，也沒有人對此非議。彷彿有人開女裝店，有人去偷手機，僅僅是不同的就業選擇而已。出於以防萬一的心理，吃那頓和解飯時，我也帶了把菜刀，用報紙裹好插在褲腰上，再用衣服蓋住。只要我們兩家店仍然競爭，敵對關係就不會改變，所謂的和解不過是說些虛僞的場面話。商場裡因爲生意而起的爭執實在太多，幾乎可以說每天都在發生，只是很少有鬧到派出所去的。
另一件事情是我的女友這時和我分手了。之前她媽媽一直在攛掇她出國，但她在我和出國之間猶豫不決。也因爲她的猶豫不決，我承受了不少她的負面情緒，她對我恨鐵不成鋼。事實上，我已經委婉地暗示過她，我會尊重她的決定。也就是說，無論她怎麼做，我都支持。但我不敢主動提分手，因爲只要我提分手，她就會罵我沒出息、不上進、不負責任，等等。或許在很多人看來，她是對的。在那段時期，我們之間發生的很多事，都極大地挫傷了我的精神。最嚴重的時候，我感覺自己快要得抑鬱症了。因爲這個緣故，當她最終決定要出國時，我真實的感受不是難過，而是解脫。我清楚自己的能力滿足不了她。今天，她早已成了一個外國人，過着積極、樂觀、充實的生活。可見她當初的決定多麼明智——我們現在維持着友好的聯繫，而不是鬥個你死我活。不過當時，我在解脫之餘，似乎還被一種“無慾無求”的茫然感籠罩着。因爲在之前一段時期裡，她一直是我投入工作、經營生意的重要動力來源，如今“擔子”卸下來了，我的力氣好像也消失了。
我在南寧總共待了兩年多。在生意進入正軌後，我有接近兩年時間，每天就兩點一線：早上一起牀就去商場，晚上十點多才回住處。全年除了春節以外，我沒有其他休息日。後來我離開南寧後，發現自己在南寧除了商場幾乎哪兒都沒去過，很多地名聽都沒聽過。那段日子，我的精神完全侷限在商場和生意裡，外面發生什麼我既不知道，也不關心。甚至北京在舉辦奧運會，我也無知無覺。或許只有汶川地震打斷過我片刻。因爲當時商場裡有震感，整棟大樓搖晃了幾下，嚇得物業迅速清場，所有經營者都撤離到了樓下。這是那兩年商場以外發生的“新聞事件”裡我唯一有印象的一件。
2009年春節，商場要休業幾天。大年三十的那天下午，很多店主都提早回家了，我請的小妹在前一天就走了。我最後一個走出商場。因爲買了晚上的火車票，我有一段空閒時間。天上正飄着毛毛雨，地面溼漉漉的，平日熙攘的大街上一個人也看不到，所有商店都關門了，遠處傳來斷斷續續的爆竹聲。我在唯一亮着燈的麥當勞吃了晚飯，然後走去火車站。在空空蕩蕩的馬路上，我心裡有種萬念俱灰的感覺。今天的我不會再產生那麼誇張、矯情的感想。我生在和平年代，從沒經受過真正的苦難，說什麼萬念俱灰未免貽笑大方。但我確切地記得那個下午——或者說那個下午之所以鐫刻在我的記憶裡，就是因爲我當時產生的強烈感受：人來到這世上，並不一定是件幸事。
我們的新店沒有和業主簽訂租賃合同，而是和前店主簽了轉租合同，因爲當初我們並不是信心滿滿。由於兩個店鋪在商場的同一層，不能賣同樣的款式，我們必須發掘出一種新風格。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有點兒擔心會重蹈老店的覆轍。和業主直接簽約是要付前店主轉讓費的。而我們這時已經打聽到，這個前店主其實就是業主的親妹妹。周圍的店主說，這個妹妹很貪玩，根本無心經營，當初她姐姐把店鋪交給她，就是想借此約束她。後來妹妹懷孕了，於是想把店鋪轉讓出來。我和合夥人商量：與其付她一筆轉讓費，然後和她姐姐簽約，還不如每個月多加點兒租金，直接從她手上轉租。轉租的好處是省下的轉讓費，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試錯空間。而壞處是沒和業主直接簽約，將來可能會被前店主要回經營權；或者前店主和業主的合約出了問題的話，我們也會連帶受影響。不過，既然她們是親姐妹，租賃關係必然很穩固，基本不會發生變卦。現在這個妹妹要生育孩子，那麼以後難免要投入更多時間到家庭裡，加上她原本就沒怎麼認真經營，將來再回來開店的可能性極小。於是，我按照轉租的方式試着和那妹妹談，最後談成了。可是或許人倒黴起來，喝涼水都會噎着。過了一年之後，妹妹竟然聯繫我，說想要回店鋪繼續經營。我不知道她葫蘆裡賣什麼藥。我從多個來源獲得的信息都說，她從前並沒有事業心，開店時經常幾天不見人影。再說這時候她的孩子還不滿週歲，她怎會想到回來繼續賣衣服呢？假如她是想漲租，可以直接和我談，沒必要繞這個圈子。後來我懷疑她是受了別人的唆使，比如受了和我合夥人打過架的那個店主的唆使。我只能硬着頭皮和她磋商，結果只是多爭取到了三個月。當時我已經有些社恐的症狀了。比如說，每當看到有顧客要進店時，我心裡的反應不是振奮，而是厭煩和恐懼。我有時會迴避和人交談，除非對方是我信任的熟人。當有不認得的人對我笑時，我會感覺其中包含了惡意。當我在沒有被激起憤怒的情況下和人發生爭執時，我會止不住地打寒戰——我不清楚人們說的“氣得發抖”是不是指這種情況，但從前我生氣時並不會這樣。
第二個店被要回去之後，我和合夥人協商退出，我說我不想再做生意了。我們友好地拆了夥，沒有任何因利益而生的齟齬。在我離開南寧後，他又找了一個合夥人，是他老婆的一個親戚。後來他們最多時開到了四個店，但現在已經改行，不做個體女裝了。我離開南寧後回了家，但沒有立刻去找工作。我這時其實已經找不到哪怕只是稍微好點兒的工作了，但這不是我不去工作的原因。在南寧經商的這兩年多，我天天困在一個不見天日的封閉空間裡，身邊盡是笑裡藏刀的競爭對手，耳邊則是無窮無盡的流言蜚語和惡意中傷。我從來不在背後說人壞話，但在生意的操作上，我必須主動地侵佔別人的利益，想辦法擠垮競爭對手——因爲商場每天進來的客人就那麼多，他們買了你家的，就不會再買我家了。有時我也會自責和不忍，比如面對那個藝校女生，但更多的是憤懣和憎恨。當我結束了商場的生意，回到室外的廣闊天地時，我產生了一種畏光的反應。我已經很久沒有生活在陽光下了。在南寧的時候，我只有每天早上走路去商場的短短十五分鐘裡能曬到太陽。我這時變得怕人、疑神疑鬼，經常覺得路人用異樣的目光看我。但我回家後照鏡子，琢磨自己的穿着，卻沒發現有哪裡與衆不同。有時我會朝盯着我看的路人反瞪回去，但他們的表情很自然，有的甚至都沒在看我。我不再接陌生人的電話，有時熟人的也不接。我在同學羣裡不再發言，召集聚會也不去。有個老同學給我打了很多電話，我始終沒有接。在那之後很多年，除了和我合夥做生意的那個同學外，我再沒和其他同學聯繫過。（我回避老同學，除了精神狀態的原因外，還因爲我覺得自己不如別人。後來，我花了很多年才克服這種不恰當的自卑心理。）其他朋友假如在QQ上給我留言（當年還沒有微信），我經常琢磨很久纔回復。我怕措辭不能面面俱到，於是反覆糾結，哪怕對方只是說了句很隨意的話。而且越是重視的朋友，我打交道時越拘謹，而面對不那麼重視的熟人時，我反倒輕鬆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