砵甸乍爵士卸任後，很快英國政府便任命了新的港督管治香港。
戴維斯、文鹹、寶寧三人分別任香港第二任、第三任、第四任的總督。
他們在香港的管治可謂困難重重。
因爲剛開埠的香港實在太多問題了！
先從戴維斯說起。
戴維斯的任期爲1844年5月8日至1848年3月18日，約四年左右。
「大家好，我是戴維斯，我是你們的第二任港督。」
「你們今天吃了飯嗎？」
香港市民聽到後，譁言。
「什麼？我們的港督竟然會講我們講的話？」
沒錯，你沒有聽錯，他的確會講中文。
與上任港督不同，雖然他是英國人，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通」。
他在牛津大學赫特福德學院畢業後，1813年，他以18歲之齡來到廣州，後來跟隨傳教士馬禮遜在廣州商館學中文。
不學還好，一學，他迷上了中國文化。
他的天資聰穎，加上後天的努力，使他與中文結下不解之緣。
後來英國人要學習中國小說作品，都要看一本書叫做《Chinese Novels》。
這本書便是戴兄寫的。
除此之外，他還寫了《Chinese Moral Maxims》，收集了中國的好字好句，時刻作提醒之用；《The Chinese》（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介紹了當時中國的面貌和發展；《Sketches of China》，表達自己對鴉片戰爭的看法；《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交戰時期及媾和以來的中國）；《Chinese miscellanies :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中國雜記：散文和筆記集）。
他絕對是當時歐洲首屈一指的漢學家。
而且，他也是個很出色的翻譯家，年僅二十歲就翻譯「覺世名言」短篇小說「三與樓」至英文 。
他的中國語文能力和水平，很快得到英國的重視，將他提拔。
還記得英國派遣的阿美士德使團去見嘉慶皇帝嗎？當時年僅廿一歲的戴維斯便獲邀加入，可見英國對他的重視，後來英國更委任他爲駐華商務總監。
他成爲總督後，便馬上推廣他熱愛的中文教育，1845年，華民政務司向他建議政府每月津貼10元給8間中文學塾，他將此計劃呈上英國政府，兩年後，香港的華人私塾就有相應的資助。
而且他被推舉爲皇家亞洲學會中國支會會長，負責推廣和研究中國和亞洲（尤其是香港）的藝術、文學和文化。
中文教育是辦好了，但戴維斯發現，香港一點都不好統治。
在他上任之初，1844年6月，就有150彍海盜洗劫海邊貨倉，癱瘓香港與中國之間的貿易。
而且，香港什麼都沒有，很多人以爲香港是歐洲罪犯、或是清朝流浪者、無業人民的聚居地。
1844年7月，香港庫政司馬丁（Robert M. Martin)認爲香港情況很糟糕：
「在任何情況下， 香港在日後能成爲貿易中心的希望極爲渺茫。」（＂Report of the island on Hong Kong＂)
「我看不出英國政府有何理由爲香港花一先令。」（＂Report of the island on Hong Kong＂)
1846年8月，《經濟學人》是這樣說的：
「香港現在什麼都不是，只是一些鴉片私梟、士兵、官員和軍艦水手的補給站。」
什麼？林則徐不是已禁了鴉片嗎？爲什麼還有鴉片私梟？
應該這樣說，林則徐是禁了煙，但所有事情都會有死灰復燃的跡象。
除了在後來中國再次打輸仗，列強要求中國允許鴉片貿易合法化，而事實上清朝上下吸鴉片已成氣候，他們也學會本土種植鴉片，所以要他們戒掉一時三刻不這麼容易做到。
同治八年（1869）《涪州志》記載：「遠近有種罌粟，牟利倍蓰。」
「黃河和長江之間的土地上都佈滿了罌粟田。」（《領事麥華陀1872年度貿易報告》）
說遠了，戴維斯當時面對的局面，就是砵甸乍留下的爛攤子。
「反正我是中國通，怎不能從中國歷史找些經驗學習？」
「那就快刀砍亂麻吧！」
1844年6月，頒佈《1844年華人保甲條例》、《1844年禁止賭博條例》。
1844年10月，頒佈《1844年人口登記條例》。
1844年12月，頒佈《1844年售鹽、鴉片牌照稅條例》。
1845年1月，頒佈《1845年三合會及秘密社團條例》。
1845年8月，頒佈《1845年陪審團條例》、《1845年簡易司法管轄權條例》。
1847年1月，頒佈《1846年人口登記及戶口調查條例》。
1847年4月，頒佈《1847年防治海盜條例》。
除此以外，還有《土地登記條例》、《公衆法飲肆及售酒領照營業條例》和《售鹽鴉片當押業拍賣商營業牌照條例》等等，總之條例頒佈之多，震驚社會。
戴兄果然學習了中國的法家思想，是要「嚴刑峻法」治港，想迅速將香港打造成可宜居的城市。
他這樣做，固然不得民心，因爲破壞了很多利益集團的如意算盤。
他與砵甸乍一樣，很多英國商人都很憎恨他。
因爲戴兄沒有好好兼顧這羣英商的利益，反而這些法例使他們得不到任何好處。
「你憑什麼來徵收我們重稅？」
「什麼？妓女你也要收稅？」
戴兄徵收的稅項真的多不勝數，菸草、酒精、拍賣品、婚姻和墓碑等等都有包括在內。
話說當時賽馬是英國人的愛好。
戴維斯任內定期舉行賽馬活動。
他設立了「公使杯」，並私下出資200元作爲冠軍大獎，去鼓勵大家參賽。
但，英商實在太不喜歡戴兄了。
竟然一匹報名參賽的馬都沒有！
戴兄也實在太尷尬了。
最後，戴兄與首席按察司曉吾（John Hulme）鬧不和。
但戴兄找到曉吾的把柄。
1845年，海軍少將在英艦「HMS亞金科特」舉辦舞會。
曉吾在場上飲醉。
戴維斯乘機大造文章，將其辭退。
曉吾回到英國後，不滿，反告戴維斯：
「戴維斯的性格和經驗，無法幫他安撫失望的殖民地僑民。
他爲人冷漠、難以接近，個子短小，平庸無能，沒有砵甸乍般的氣派。
他喜愛中國文學，又能寫出優美的拉丁詩歌，但其愛好和能力、並不足以贏得尚未開化、視財如命的僑民羣體歡心。」（BILLY TONG ：漢學家港督：戴維斯爵士）
結果，倫敦推翻戴維斯辭退曉吾的決定，戴維斯被迫辭職。
戴維斯的辭職，對香港來說孰好孰壞？
我覺得兩看吧，雖然上述講了很多戴兄的建設，但他處理人事關真是有夠糟糕的。
而且，他還有很多爲人垢病的地方。
例如，他頒佈的《1844年售鹽、鴉片牌照稅條例》，容許政府向鴉片商發售牌照，並向他們徵收牌照稅。
港府就能賺錢了，但人民就仍然飽受鴉片之害。
而且，他所收的人頭稅，更導致香港的中國人全體罷工罷市。
還有一件很變態的事，就是當時還有體罰。
大家聽過什麼是笞刑嗎？
廣東話即是「藤條燜豬肉」，即用竹或藤製成的鞭子、板子打受罰者的臀部。
可不是是簡單的「打屁股」，懲罰的鞭，每打一下，是要打致肉已在裡面爛開，但皮仍不爛。
每次懲罰，都要打12至36鞭不等。
想來也變態了。
但戴維斯更變態。
他曾說過說：「唯有施行中國刑法——包括笞刑、剪辮、戴枷及放逐，才能使華人罪犯恐懼，從而阻遏罪案，改善治安。」（周子峰：《速讀香港史（遠古-1949）》）
什麼？他當華人是什麼？這麼嚴刑峻法有用嗎？
難道他是深讀韓非子、李斯、商鞅的作品？
在當時，香港對華人濫施鞭刑「幾乎達到難以想像的程度。只要查一查巡理府法院的案卷即可看出，香港的鞭刑按人口比例大概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頓．凱希（James William Norton-Kyshe）的《香港法律與法院史》）
什麼意思？
舉個例子，1846年2月25日，香港一天內竟有54人被執行笞刑。（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
1845年3月，幾乎每天都有人被公開行笞刑。
被鞭打已經夠痛苦了，還要公開行刑？豈不是人格侮辱？
所以說，戴維斯時期的香港老百姓人命是不值錢的。
所以，他在1890年在英國逝世的消息傳至香港，香港也沒有什麼悼念活動。
因爲香港人在當時實在過得太苦了。
不管怎麼說，香港開埠初年的環境真的不好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