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務必”的誕生
1949年的春天，西柏坡再次迎來了一場盛會。中共黨內的革命精英齊聚西柏坡，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面性勝利之際，共商決策大計。也許很多人還對不久前召開的“九月會議”記憶猶新，可即將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仍讓人無法抑制澎湃的心情。
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林伯渠、董必武、康生、張聞天、彭德懷、林彪、李富春、饒漱石、李立三、張雲逸、賀龍、陳毅、蔡暢、鄧小平、陸定一、曾山、聶榮臻、鄧子恢、吳玉章、林楓、滕代遠、張鼎丞、李先念、徐特立、譚震林、陳紹禹、廖承志、王稼祥、陳伯達，共34人。出席會議的候補中央委員有：王首道、鄧穎超、陳少敏、譚政、程子華、王震、張際春、烏蘭夫、李葆華、王維舟、萬毅、古大存、馬明芳、呂正操、羅瑞卿、劉子久、王從吾、習仲勳、劉瀾濤，共19人。列席會議的有關人員有：李井泉、楊尚昆、傅鍾、李維漢、李濤、胡喬木、安子文、楊立三、陳剛、劉少文、高文華、廖魯言，共12人。共計65人。全會由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組成主席團、輪流主持會議。
七屆二中全會被毛澤東稱爲“城市工作會議”、“歷史的轉折點”。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將從農村轉向城市。
早在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區的主要負責人正式下達了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通知。通知上說：“二中全會定於三月一日召開，會期五到七天，你們一切工作須於二月二十五日以前佈置完畢，除因工作不能到會者外，一切到會的同志均須於二月二十八日到達中央，地點仍在石家莊。”
不過，正式開會時，地點還是選在了西柏坡。
據毛澤東的警衛員閻長林回憶說：
各地區各戰場的黨政首長，都陸續趕到西柏坡。其中有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賀龍、鄧小平、李先念、王震、習仲勳等。有的是乘火車到了石家莊，然後換乘汽車再到西柏坡的；有的直接乘汽車到的西柏坡。他們是來參加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
來到西柏坡，首長們個個興高采烈，眉開眼笑，爲互相見面而高興，也爲戰爭的勝利而高興。在短短的幾個月裡，就打了三個大的戰役，消滅了國民黨部隊150萬人，解放了大半個中國。
有的首長第一次到西柏坡，對黨中央五位書記在這樣的條件下指揮中國革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讚不絕口。因爲西柏坡的條件的確比較差，住房尤其緊張，儘管有關部門做了準備，還是難以解決，只好在一個房間裡擺幾張牀，住得很擠。工作人員向首長們解釋，首長們就說：“毛主席還住那麼一個小平房嘛，我們這樣住，也很好了。這比在紅軍路上住宿和在戰壕裡睡覺，已經強百倍了。”
從東北趕來的王稼祥夫婦被安排在朱德、康克清夫婦的石頭窯洞裡。這個窯洞距離毛澤東的窯洞僅有幾步路。安頓好後，王稼祥夫婦迫不及待地去見毛澤東。他們已有四年未見面了，一相見，竟然激動地說不出話來，只默默地、緊緊地握住彼此的手。
過了半晌，毛澤東開口說道：“稼祥同志啊，看你現在這個樣子，身體恢復得差不多了吧！”
“謝謝主席關心，我的身體已無大礙，不會輕易垮下來的。”王稼祥感激地望着毛澤東回答道。
“嗯，你在東北局的工作很出色，值得表揚啊！”毛澤東吸了口煙，繼續說道，“我們即將取得全國的勝利，定都的事情迫在眉睫。自古以來，各朝各代都選擇西安、南京
、北京作爲都城，你看我們定在哪裡合適呢？”
王稼祥想了想，說：“我看，北京比較合適。”
“說說看。”
“我個人認爲，北京離蘇聯和內蒙古共和國近一些，可以多向他們取經，而且沒有邊界騷擾的困擾。南京太靠南，西安又太偏西。”
毛澤東聽了之後，笑了笑，點頭說道：“嗯，還比較有道理。”
爲了保證各位首長的安全，由周恩來親自抓保衛安全工作。他帶領人在西柏坡和東柏坡專門安排了從敵人手裡繳獲來的防空高射炮。據周恩來的秘書童小鵬回憶說：“爲了保證會議絕對安全，周恩來找來負責大會警衛工作的方誌純要他彙報準備情況，並詳細詢問警衛力量的分佈，警衛點的設置，出現情況的處理方案等等。”
大會正式在3月5日開幕，會場就設在西柏坡機關食堂的南半截。整個會場佈置得簡潔、樸素而莊嚴。主席臺正面懸掛着毛澤東和朱德的畫像，上面擺放着幾張鋪着雪白桌布的條桌。不過，會議的第二天，毛澤東就讓人撤了自己和朱德的畫像，改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四位國際偉人的頭像。
下午3點，毛澤東穿着新棉服，面帶笑容，從容走上主席臺。朱德、周恩來、任弼時、劉少奇隨即在主席臺就座。會上，毛澤東指出今後黨的工作重心將由農村轉爲城市，分析了當前國內的經濟狀況，闡述了新中國的外交政策。同時，他還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告誡全黨全軍警惕敵人的“糖衣炮彈”，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最後，毛澤東總結說：“我們不但要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從井岡山到西柏坡，中國革命走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農村，又從農村轉向城市。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