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歷程
要論摘編
中國從鴉片戰爭起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成了世界著名的“東亞病夫”。從那時起的近一個世紀，我國有識之士包括孫中山都在尋求中國的出路。孫中山開始就想學習西方，所謂西方即資本主義。後來，孫中山覺得資本主義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爲師”，學習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開始了國共合作，導致北伐戰爭的勝利。孫中山逝世以後，國民黨的統治使中國繼續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地位，在日本侵華期間大片國土淪爲殖民地。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後來發展起來的官僚資本主義壓迫下，中國繼續貧窮下去。這個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國拋棄社會主義，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不要說實現“小康”，就連溫飽也沒有保證。所以瞭解自己的歷史很重要。青年人不瞭解這些歷史，我們要用歷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用中國的歷史教育青年》（1987年2月18日）,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5—206頁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要繼續加強對黨史、國史的學習，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不斷交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格答卷。
—《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來 交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合格答卷》, 《人民日報》2013年6月27日第1版
黨的十八大指出，要抓好黨性教育這個核心，學習黨的歷史，深刻認識黨的兩個歷史問題決議總結的經驗教訓，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習近平同志強調，面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要求，重溫黨和人民共同走過的光輝歷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走自己的路，必須順應世界大勢，必須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必須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必須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入黨積極分子也應該掌握基本黨史知識。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始終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爲己任，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懈奮鬥，戰勝各種艱難險阻，不斷取得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勝利。這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偉大創舉，是根本改變中華民族命運、深刻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偉大變革。實踐證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1840年鴉片戰爭使中國一步一步由封建社會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成爲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兩座大山。於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徹底改變國家貧窮落後的面貌，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就成爲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
俄國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爆發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一大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無產階級也開始以嶄新的姿態登上了中國歷史舞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加快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中國共產黨”名稱的由來
最早提出“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的是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正在留法勤工儉學的他，在給毛澤東寫的兩封信中，詳細地研討了共產黨問題，提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爲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他在對西歐各國共產黨特別是俄國共產黨考察的基礎上，提出了具體的建黨步驟，其中包括“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箇中國共產黨”。
在此前後，陳獨秀在上海，李大釗、張申府在北京也通過信函討論了黨的名稱問題，決定採用“共產黨”作爲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名稱。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結果。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資本主義的在華企業、中國早期官辦企業和民族資本企業的產生和發展，使中國工人階級逐步壯大起來。到1919年，中國近代產業工人已有200萬人左右，這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的階級基礎。
以科學與民主爲旗幟，向封建的傳統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戰的新文化運動，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闢了道路。而五四運動後，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一大批擁護十月革命、信仰共產主義並初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知識分子，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思想基礎。
五四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已經作爲獨立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同時也使具有初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分子認識到工人階級的力量。五四運動後，一大批革命的知識分子迅速成長起來。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組織基礎。
1920年1月，李大釗、陳獨秀在北京開始探討建立共產黨的問題。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1920年10月，北京成立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秋到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也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下半年，旅日共產主義小組成立，1921年初，旅法共產主義小組成立。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舉行。由於會場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國巡捕搜查，最後一天的會議改在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舉行。出席大會的有國內各地和旅日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12人。他們是：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周佛海（旅日）。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也出席了會議。他們代表着全國五十多名黨員。列席會議的有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
大會選舉產生了由陳獨秀、李達、張國燾三人組成的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爲書記。建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爲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這是中國歷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件。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
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12人，代表全國195名黨員。大會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分析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闡明瞭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使它成爲真正的民主共和國。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爲中國各族人民的革命鬥爭指明瞭方向。
1923年6月12日在廣州召開了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會議對國共合作的方針和辦法作出了正式的決定，並決定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中共二大舊址（上海南成都路輔德里625號，今成都北路7弄30號）
基於五卅運動掀起的大革命**和廣東革命根據地有利形勢的形成，中國共產黨積極推動廣東革命政府準備進行北伐戰爭。北伐軍首先向湖南、湖北進軍。到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已先後殲滅吳佩孚、孫傳芳兩部主力，控制了江蘇、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北伐戰爭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國共兩黨合作結出的碩果。
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高漲，並沒能遏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早在北伐戰爭前夕，國民黨右派勢力就掀起了反共逆流。隨着北伐戰爭的勝利，以蔣介石爲代表的右派勢力進一步加緊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並開始密謀反共。帝國主義在華勢力也開始對其進行拉攏。
由於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領導，使黨沒有在危機中認識和準備對待如何生存與堅持鬥爭的問題，更沒有做好應付突然事變的準備，而只是幻想以退讓求團結。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國民黨反動派相繼以“清黨”爲名，大規模搜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羣衆。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與共產黨決裂，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羣衆實行逮捕、屠殺，大革命宣告失敗。
大革命失敗後，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原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部一片腥風血雨。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後，對內竭力維護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限制和壓制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殘酷地鎮壓、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衆。在這樣的政權統治下，中國共產黨人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須首先直接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率領北伐軍兩萬多人在南昌宣佈起義。起義部隊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激烈戰鬥，佔領了南昌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宣告了中國共產黨人不畏強暴、堅持革命的堅強決心。它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南昌起義總指揮所在地—江西大旅社
爲了審查和糾正黨在大革命後期的嚴重錯誤，決定新的路線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這便是著名的八七會議。八七會議旗幟鮮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後期以陳獨秀爲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這個方針，是黨在付出了巨大犧牲後得出的正確結論。八七會議是一個轉折點，它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中國共產黨指明瞭新的出路，爲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爲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奠定了重要基礎。
八七會議後，毛澤東作爲中央特派員被派到湖南去改組中共湖南省委並領導秋收起義。秋收起義不同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不僅有軍隊參加行動，而且有數量衆多的工農武裝參加，公開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號。起義過程中，毛澤東看到進攻長沙的計劃無法實行，便當機立斷地改變原有部署，決定迅速進入江西省，沿羅霄山脈南移，在敵人控制比較薄弱的山區尋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1927年10月7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北麓的寧岡縣茅坪，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秋收起義後不久，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等於1927年12月11日領導發動了廣州起義。起義軍一度佔領廣州絕大部分市區，成立了蘇維埃政府。但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張太雷和許多同志壯烈犧牲，起義失敗。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之後一直到1928年初，黨先後發動全國各地近百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爲中國革命掀起了新局面，併爲後來紅軍和各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與毛澤東領導的隊伍會師，合編爲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名爲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朱德任軍長。
以毛澤東爲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創建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鬥爭過程中，經過反覆探索，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終於找到了中國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這就是由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毛澤東在所著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著作中系統地論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的理論。
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後，王明實際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要求紅軍實行陣地戰和單純依靠主力紅軍的正規戰。在組織路線上，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對不同意他們錯誤主張的同志，進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面對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致使紅軍損失慘重。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撤出中央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了長征。
紅軍“長征”一詞的由來
“長征”一詞，隨着紅軍長征的發展有一個演變過程，並不是一開始就明確的。據考證，“長征”一詞的首次使用是在1935年5月中共中央以紅軍總司令朱德名義發佈的《中國工農紅軍佈告》。佈告指出：“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今已來到川西，尊重彝人風俗。”這是首次提出和使用“紅軍萬里長征”一詞。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出的《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中，把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稱爲“二萬餘里的長征”。
爲了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確定紅軍的戰略方針， 1935年1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集中解決了當時最爲緊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增選毛澤東爲政治局常委。會後，政治局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會議之後不久，又組成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指揮紅軍的行動。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
遵義會議會址
遵義會議後，黨領導各路紅軍，同數十萬圍追堵截的敵軍進行殊死的戰鬥，粉碎了蔣介石消滅紅軍的企圖，戰勝了雪山草地等自然條件的艱難險阻，克服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歷時兩年的長征，最後以共產黨和紅軍的勝利而宣告結束。毛澤東評價長征時曾說：長征是歷史記錄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以我們的勝利，敵人的失敗宣告結束。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9月18日夜，駐中國瀋陽的日軍炸燬了南滿鐵路柳條溝一段鐵軌，反誣爲中國軍隊所破壞。隨即武裝襲取瀋陽，製造九一八事變。1935年8月1日，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就發表了《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
。宣言呼籲停止內戰，集中國力量去爲抗日而奮鬥。《八一宣言》的發表，受到全國各界人民的熱烈響應。中國共產黨抗日救亡的號召和紅軍長征的勝利，有力地鼓舞和推動了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當時關於“西安事變”的報道
1936年1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葉劍英等紅軍領導人發表了致東北全體將士書，重申黨的抗日主張，呼籲停止內戰，表示希望首先同在陝北的東北軍實現停戰。駐守西安的張學良的國民黨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在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影響下，在人民抗日運動的推動下，同意我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正確主張，堅決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戰。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臨潼華清池逮捕了蔣介石，並通電全國，要求改組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實行民主政治等八項主張。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中共中央從中華民族和中國革命的根本利益出發，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即堅決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和平解決，用一切方法聯合國民黨左派，爭取中間派，反對親日派，以推動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組成代表團到西安參加談判。周恩來向張、楊宣傳共產黨的主張，並於12月23日、24日作爲中共全權代表參加了西安方面同蔣介石的談判。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內戰和聯共抗日等條件。25日蔣介石被釋放，並由張學良護送回南京，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至此，十年內戰基本結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日軍向盧溝橋發動進攻。中國駐軍29路軍宋哲元部的廣大官兵，在全國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動下，奮起自衛，自此，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國發出通電，號召“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長城，抵抗日寇侵略”。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佈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上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
早在1935年，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就提出，即將開始的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在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更加明確地提出，抗日戰爭是一場持久戰。針對“亡國論”和“速勝論”在抗戰初期的出現，毛澤東於1938年5月寫了《論持久戰》一文。爲駁斥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宣傳，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闡明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見解，回答中國向何處去這個關係重大的問題，更好地指導抗戰和中國革命，毛澤東系統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獨創性經驗，先後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完整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理論。
爲了實現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動上的統一，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從1941年到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四年之久的整風運動。整風運動是一次全黨範圍內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實現了全黨新的團結和統一，爲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
1945年4月，黨的七大在延安正式舉行，歷時50天。這次大會總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民主革命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特別是總結了正確路線、綱領和政策。大會所制定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動羣衆，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大會確立毛澤東思想爲黨的指導思想，第一次較爲全面科學地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及其基本內容。大會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爲首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使全黨在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書上正式簽字。至此，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最後勝利。抗日戰爭的勝利，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威望，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發展壯大。人民軍隊的主力發展到120餘萬人，民兵220餘萬人，共產黨員120餘萬人。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爲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1945年8月28日上午，毛澤東等離開延安赴重慶談判。圖爲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同張治中、赫爾利在延安機場上
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在對時局的宣言中明確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8月28日，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偕周恩來、王若飛飛抵重慶，同國民黨蔣介石談判。由於共產黨方面的積極努力，加上全國人民的壓力，經過43天的談判，於10月10日簽署《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史稱《雙十協定》。10月17日毛澤東對延安幹部作的《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中指出：這一次我們去得好，擊破了國民黨的謊言，使國民黨被迫承認民主團結的方針。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反動派調30萬重兵，開始向中原人民解放軍大舉進攻，全面內戰由此爆發。戰爭初期的形勢是極其嚴重的。當時，國民黨擁有430萬人的兵力，有“飛機加坦克”的現代化裝備，後方軍事機關和部隊100餘萬人，統治着3億以上人口的地區，控制着全國所有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美國用軍艦和飛機運送國民黨軍隊54萬餘人到達進攻解放區的前線，並派遣美國海軍陸戰隊9萬人在中國登陸，佔駐上海、青島、天津、北平、秦皇島等重要城市，爲國民黨守護交通線。而人民解放軍只有120餘萬人，其中正規軍只有61萬人，裝備是“小米加步槍”，又分散在各個解放區，解放區人口只有1.2億多，而且我們沒有任何的外援。因此，敵我力量的對比明顯地表現爲敵強我弱，國民黨反動派處於優勢，而革命力量則暫時處於劣勢。
到1948年的秋季，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新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已增加到280萬人。國民黨在戰略上被迫放棄了“全面防禦”和“分區防禦”，實行了所謂的“重點防禦”，分別龜縮在西北、中原、華東、華北和東北五個地區的大城市裡，完全處於被動地位。情況表明，革命武裝同反革命武裝大決戰的時機已經到來。從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底，中央軍委先後組織和指揮了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歷時4個月零19天，共殲敵154萬餘人，其規模之大，殲敵之多，戰略戰術運用之好，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經過戰略決戰，蔣介石的重要軍事力量基本上被消滅，人民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已指日可待。
在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1949年3月黨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會上，毛澤東作了報告，提出了促進革命向前發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後黨的基本任務、基本政策等一系列問題。全會制定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鞏固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新的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實行戰略轉移。指出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城市的工作必須以生產建設爲中心任務。全會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指明瞭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爲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爲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七屆二中全會提出了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的重要任務指出全黨在勝利面前，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鬥的作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是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爲黨奪取全國勝利以及在勝利後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爲社會主義社會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毛澤東詩詞《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局部）
1949年4月21日晨，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從湖口至江陰的500多公里的戰線上強渡長江，摧毀了敵人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國民黨22年反動統治歸於覆滅。之後，人民解放軍繼續向未解放的地區進軍。12月底，人民解放軍已經全部殲滅了中國內地上的國民黨軍隊，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國大陸。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並在首都北京舉行開國大典。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使中華民族的歷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從此結束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勢力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當家作主，真正成爲新國家、新社會的主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20世紀繼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之後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力地推動了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增強了世界和平力量。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偉大成就。
三、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探索
1950年6月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在今後三年左右的時間內，進一步實現我國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黨中央的一次重要的會議。會議爲三年經濟恢復時期黨的工作規定了明確的策略、路線和行動綱領。對於鞏固人民革命勝利的成果，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宣佈干涉朝鮮內政，美國又糾集15個國家的軍隊，打着“聯合國”的旗號，在朝鮮仁川登陸，發動大規模侵朝戰爭。美國軍隊無視中國人民的警告，悍然越過“三八線”，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並不斷轟炸我國邊境城市和村莊，嚴重威脅着我國的安全。在這個關鍵時刻，黨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與朝鮮人民爲制止侵略、保衛遠東和平而並肩作戰。從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中國人民志願軍連續發動起五次大規模戰役，把美國侵略軍從鴨綠江和圖們江邊趕回到“三八線”以南，迫使美國於1951年7月同朝中人民軍隊進行談判。此後，中朝人民軍隊同敵人進行了兩年多的陣地戰，包括著名的上甘嶺和金城戰役。經過三年的戰爭，美國侵略軍不得不於1953年7月27日在朝鮮停戰協定上簽字。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從根本上粉碎了美國侵略者吞併全朝鮮、進而侵略中國的狂妄計劃，保衛了朝鮮獨立和中國的安全，捍衛了遠東和世界和平。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赴朝鮮參戰
爲了鞏固新生的政權，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從12月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這場運動一直到1951年10月基本結束。
新中國成立之初，爲了打擊不法資本家，清除黨的幹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中的腐化分子，全國範圍的“三反”“五反”運動拉開帷幕。“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盜竊國家情報。“三反”“五反”鬥爭確立了工人階級在國家的領導地位和在人民中的威信，加強了工人對私營工商業的監督和管理，打擊和限制了不法資本家的生產經營活動，教育了黨的幹部的大多數，挽救了犯錯誤的同志，清除了黨的幹部隊伍和國家幹部隊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資產階級的腐蝕，提高了黨在全國人民心中的威信。
經過三年的努力，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並有了初步發展。爲了指導和促進過渡時期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1953年6月，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基本內容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三大改造已經基本上完成。從此，中國開始進入到社會主義歷史階段。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形勢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在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要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把我國儘快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爲先進的工業國。
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聯歡大會。圖爲毛澤東接受工商界代表呈送的報喜信
1957年4月27日，黨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指出，黨希望通過整風，達到這樣的目標：“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整風指示發佈後，黨內外的廣大幹部和羣衆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政幹部的思想作風提出了大量的批評和建議。但是，在整風過程中，卻有一些人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大民主”，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6月8日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黨內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爲什麼？》的社論，一場全面規模的羣衆性的反右派鬥爭開展起來了，一直到1958年夏季，整風和反右派運動完全結束。對極少數右派的進攻堅決反擊，對反社會主義的思潮進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卻被嚴重擴大化了。
1958年5月，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毛澤東提議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次會議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環節。這就大大助長了浮誇不實之風，使“左”的思想進一步膨脹起來。
由於實行“大躍進”、開展“反右傾”鬥爭，再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臨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嚴重經濟困難。1961年1月14日至18日，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八字方針”，是在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後黨所採取的正確方針，是黨爲戰勝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而採取的重大戰略決策，對於糾正1958年以來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地委、縣委、主
要廠礦企業和部隊的負責幹部共七千多人，因此又稱“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加強團結，加強民主集中制，以便進一步糾正“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錯誤，切實搞好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工作。七千人大會對於糾正“大躍進”以來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統一全黨思想，動員和組織全黨和全國人民全面貫徹“八字方針”，起了積極作用。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八屆十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毛澤東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整個歷史時期，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的決定》（簡稱《十六條》）, 《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頓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十六條》的通過，正式確認了“**”的“左”傾指導方針。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七千人大會”在北京舉行。圖爲（左起）朱德、周恩來、陳雲、劉少奇、毛澤東、鄧小平在一起研究問題
九屆二中全會後，黨中央和毛澤東採取了一系列措 施，削 弱了林彪集團的勢力，打亂了他們的陣腳，使他們處於被動地位。林彪集團見形勢對他 們 不 利，決心鋌而走險，策劃武裝政變，並準備在毛澤東巡視外地時實施謀殺計劃。由於毛澤東事先對林彪的反常活動有所察覺，從而使林彪的謀殺計劃破產。1971年9月12日，林彪準備南逃廣州，圖謀另立中央，實行割據。12日下午，毛澤東安全抵達北京。林彪的陰謀又一次被打亂。於是，林彪、葉羣、林立果等於9月13日凌晨倉皇乘飛機外逃叛國，途經蒙古溫都爾汗墜落，機毀人亡。
四屆人大閉幕後，鑑於周恩來總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工業、農業、科技、教育、文藝事業、軍隊、黨的組織等進行了全面整頓，着手恢復八大的正確路線，逐漸發展成對“**”的比較系統的糾正。以後，國民經濟開始走向恢復和發展，安定團結的局面開始出現。鄧小平進行的全面整頓，遭到“四人幫”的猖狂反對，也爲毛澤東所不能容忍。1975年11月，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使剛剛有所好轉的國民經濟形勢又出現了停滯，同時也引起廣大人民羣衆強烈不滿。
1976年10月，黨領導人民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結束了“**”這場災難，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
首都百萬羣衆歡慶粉碎“四人幫”
四、開創和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題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文章從理論上根本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重申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之後不久，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全國絕大多數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軍區的負責人發表文章和講話，支持和贊成這篇文章中表達的精神。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衝破了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明確指出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全會高度評價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爲綱”這個不適合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口號，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全會還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開始形成以鄧小平爲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這樣，全會就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爲進一步解決黨的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問題，正確地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黨走過的歷史道路，科學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共中央於1981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會議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它標誌着黨的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的勝利完成。
在勝利完成撥亂反正和啓動改革開放的基礎上，黨於1982年9月1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黨的十二大以後，經濟體制改革逐漸全面展開。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迅速推向全國，農業生產迅速發展。在農村改革的推動下，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試點逐步擴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聲日益強烈。在這種形勢下，進行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充滿生機和活力，顯得更爲迫切。
1984年10月20日，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爲了加強精神文明建設，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作出《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決議要求各級黨組織，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加強對精神文明建設的領導。
在全面推進城鄉改革的同時，進一步實行對外開放已成爲推動改革的一個重要舉措。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的創建取得成功經驗後，1984年5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再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逐步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加快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的步伐。從1985年起，又相繼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開闢經濟開發區，批准海南建省併成爲經濟特區。實行對外開放的沿海地區形成了包括約兩億人口的前沿地帶，爲中國經濟的振興與發展創造了條件。
1987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即將走過十個年頭，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10月25日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系統地闡述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系統闡明瞭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黨的十三大還制定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
到1990年底，“十五”計劃勝利完成，十三大確定的經濟發展“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目標，也已經提前實現。
20世紀90年代初，隨着蘇聯的解體，東歐國家的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低潮。這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臨着嚴峻考驗。鄧小平於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進行考察，並發表了“南方談話”。鄧小平的南方重要談話貫穿了一個鮮明的中心思想，就是必須堅定不移地全面貫徹執行黨的“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放開手腳，大膽試驗，排除各種干擾，抓住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不斷地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前進。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肩負着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重大歷史使命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十四大還全面闡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1997年9月，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江澤民總書記作了《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爲鄧小平理論，並作出了新的科學概括，確立爲黨的指導思想，寫進了黨章。十五大政治報告指出，鄧小平理論是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黨和人民實踐經驗和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1999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會議認爲，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完成十五大確定的我國跨世紀發展的宏偉任務，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必須大力促進國有企業的體制改革、機制轉換、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
2000年3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正式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西部大開發戰略是黨中央制定的一項規模宏大的系統工程。這項工程是要力爭用十年時間，使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建設有突破性進展，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加快轉化，具有特色的地方經濟初步形成，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得到控制。到21世紀中葉全國基本實現現代化時，西部地區將建成一個經濟繁榮、社會進步、民族團結、山川秀美的新西部。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於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在北京召開。黨的十六大是在新世紀我黨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我們黨在開始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部署的新形勢下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會，對新世紀新階段全面推進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做出戰略部署。大會明確而具體地規劃了21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以及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和改革的任務。明確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爲完成黨在新世紀新階段的這個奮鬥目標，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大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確立爲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寫進了黨章。
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根據黨的十六大以來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我國經濟社會的新發展、廣大人民羣衆的新期待，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提出了五個方面新的更高要求。這些新要求既與黨的十六大確定的到2020年奮鬥目標相銜接，保持了目標的連續性，又根據新的情況和條件充實了奮鬥目標，增強了目標的針對性。黨的十七大同時提出，在新的發展階段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2012年11月8日至14日，黨的十八大在北京召開。這是在我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十八大報告確立了科學發展觀的歷史地位，把科學發展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確立爲我們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提出了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的基本要求，確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對新的時代條件下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全面部署，對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提出了明確要求。
黨的十八大後，習近平總書記着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並深刻闡述了民族復興中國夢的重要戰略思想。中國夢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注入新內涵。中國夢的基本內涵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實現中國夢和每個中國人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是全體中華兒女的人生價值、社會理想、責任所在。
2013年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結號。《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更加註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關於加強法治建設的專門決定，深入回答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是指導新形勢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綱領性文件。全會作出的重大部署、取得的重要成果，對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首提“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四個全面”，立足治國理政全局，抓住改革發展穩定關鍵，統領中國發展總綱，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於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確定了“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重大舉措。這是未來五年我國發展的宏偉藍圖，也是指導經濟社會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我們要全面把握新的目標要求，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統籌做好各項工作，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爲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圍繞全面從嚴治黨作出戰略部署，審議通過《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號召全黨同志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定不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繼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共同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