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得好了，穿得暖了，機關幹部也多了，在很長時間裡，洪梅和老馮他們都納悶呢，原先那個開會就愛打瞌睡，一聽報告就頭疼的楊棒子，變了！大變樣！42年的漫長的冬季裡，在十一分區，楊棒子的愛開會和愛說話，真是有了名的啦！
十一分區這段時間裡的許多會議，不管幾百人的大會還是幾個人的小會，楊棒子經常是既當會議的召集人，又當會議的主持人，當然還是會議的主要發言人。衆所周知，每一次會議的末了，最後那個做總結的人還會是他。
戰爭年代，根據地老百姓傳言：共產黨會多。這是有了名的。十一分區開大會，不管是軍人大會還是軍民大會，會場上總是亂糟糟的。戰爭年代，大家平時不常見面，分散在各個部隊，好不容易見面一次，還不要抓住機會好好問問誰不在了？誰又爲什麼沒來？
十一分區機關駐紮在川口鎮的時候，每逢開軍民大會，會後照例的傳統就是由分區的劇社上臺演出，都是些宣傳抗日的，軍民團結的話劇啊，演唱啊，快板啊啥的，冬日漫長，一般都是四五個節目一個多小時。
所以每逢召開軍民大會，川口鎮周邊的村莊，哪怕幾裡、十來裡地遠，老百姓都要成羣結夥趕到這來來參加大會。當年，那些深夜中無數燈籠（照明用的火繩）從四面八方向川口鎮彙集的場景，令許多十一分區老兵終生難忘。
會場上，老爺們比較矜持。坐在會場的周圍，叼着嗆人的旱菸袋不張口；而老孃們都比較開放，擠坐在會場的最中央。那些手拿着鞋底子參加大會的農村婦女們，更是一邊幹着手中的活、一邊嘰嘰喳喳沒有個完。但只要楊棒子一站起來。準備說話，大家都立即閉嘴，靜聽楊司令講話。
只要楊司令開口講話，不是高瞻遠矚，就是引經據典，俏皮話裡還夾雜着從洪梅和老馮、高政委那現學來的學問。幹部、戰士、老百姓都很愛聽。很長時間裡，無論幹部戰士還有老鄉們，相互說話都不由自主引用着楊司令的“語錄”。
除了愛開會愛講話，楊棒子還添了一個毛病。平時，沒有鬼子掃蕩，又沒有仗可打的時候，楊成武喜歡在分區各科室亂串，找人聊天。他去得最多的，當然是宣傳科。用楊棒子自己的話說：宣傳科的秀才多，在秀才堆裡混混。也能使自己沾上不少的書卷氣。而愛去隊訓科串門可就是打着小算盤的。
42年組建各科室的時候，當十一分區各科室普遍還是紅軍幹部當科長的時候，只有兩個科是抗戰幹部當科長。一個是宣傳科，前後的幾任科長都是抗戰幹部，幾乎全部都是從敵佔區來的學生。另一個科就是訓練科，科長是那個國軍上尉。從設立到最後撤消這個科室，始終只有這一個科長。
1940年底，晉察冀軍區系統曾設“訓練科”作爲訓練部隊的專職機構。“訓練科”全稱“作戰訓練科”，在司令部科室排序上，也稱作“作戰二科”（一科是作戰科）。
但也有人稱訓練科爲“司令部教育科”的。訓練科的前身，是當時國民黨部隊普遍設置的“隊訓科”，即“部隊訓練科”。 1942年以後，晉察冀實行“精兵簡政”，作戰訓練科合併到作戰科內。1944年晉察冀軍區設四個二級軍區後，作戰科與作戰訓練科的合併科被稱作“作戰教育科”。1946年晉察冀軍區機構整編。“作戰教育科”不復存在，恢復“作戰科”與“隊訓科”兩個科室。
國軍小上尉在下部隊前，還就是在國軍的隊訓科裡幹過半年多的，對這套業務熟悉，楊棒子就把他提拔上來了。也是有心的培養他，用不了多長時間，一出了成績，就能介紹入黨啥的。
十一分區作戰訓練科，原來並沒有這個機構，楊棒子在軍營鎮一戰和後面的幾次戰鬥中，都吃足了沒有像樣地成系統的部隊的苦頭之後，1942年冬組建機關的時候，頭一批就把訓練科建立起來的。
訓練科最初的名字叫“隊訓科”，是由分區司令部“隊訓股”升級的，出自晉察冀軍區的統一部署，跟晉察冀軍區的隊訓科業務接口。楊棒子對這個安排比較隨意，有時稱“訓練科”爲“教育科”，說道理都是一樣的。以後解放軍的各野戰軍主力部隊，至少到解放初期的1950年開始，在各軍的師一級的機構中還普遍要求都設有“隊訓科”這個機構。隊訓科的科長及參謀由接受過軍校（包括國民黨軍校）訓練或熟悉這方面的軍事幹部來擔任。
當時，或者在後來，因爲還有人乾脆稱訓練科這個機構實際上就是司令部系統的“教育科”，斷言歷史上從未設置過“訓練科”這個機構，這是個記憶誤區。因爲政治部系統當時已經有了“教育科”的設置，不會在司令部下面再設一個“教育科”。 1944年9月，晉察冀軍區改革體制，成立了四個二級軍區，在這四個二級軍區中的司令部系統，設置的第一科就是“作戰教育科”。
毫無疑問，這個44年底成立的“作戰教育科”，確實涵蓋了過去作戰科和作戰訓練科的基本職能和任務。所以很自然，有的人是誤將後來的“作戰教育科”當成了抗戰期間的作戰訓練科了。
當時的理解，晉察冀要求各軍分區訓練科的成立，只是標誌着將八路軍從一個農民的軍隊逐步訓練成一個正規合格軍隊的開始。因爲當年訓練的主要目標還不是士兵，而是連排基層幹部。以後，一分區又增加了將那些從學生參加八路軍的青年幹部訓練成有一定軍事知識的基層幹部。不致一到了戰場上就很快送掉性命。
成立了訓練科，主要分管訓練科工作的不是司令員，也不是副司令，而是參謀長。所以。十一分區最初是老瞎子主抓訓練科的工作，高政委還是高隊長的那段時間，老瞎子被剝奪了管理分區軍隊全面工作的大權，他所剩下的唯一的工作，就是管理訓練科的日常工作。
訓練科成立之初，前國軍上尉高玉峰就按照國民黨正規軍校的學員操作規程。制定了基層連排兩級幹部的訓練計劃，然後經楊司令批准，下發到分區主力團、還有隸屬於地方的各區隊、各縣遊擊支隊，參照執行訓練計劃。
需要落實檢查的時候，高玉峰會跟着老瞎子，帶着訓練科的幾個參謀一起下到各部隊去。留在司令部不下去的時候，訓練科會配合軍分區教導隊，對參加軍訓的基層幹部進行系統的訓練計劃。
因爲訓練科的工作並非作戰科、偵察情報科、機要科一樣的必要工作，所以時常，訓練科的參謀會被臨時抓差。吩咐去幹別的與訓練不相干的什麼工作。比如給副司令二禿龍當警衛參謀，出差到走馬驛的衛生部、供給部去檢查工作。有時也陪參謀長老瞎子出門，也許是下部隊視察，也許乾脆就是到某個地方，在某個富裕的地主家住幾天，好吃好喝的改善幾天。休息幾天再回來。抗戰年間，你要求首長有那麼高的覺悟，一心總撲在工作上，不放鬆休息了，行嗎？
精兵簡政後的十一分區作戰科，實際上涵蓋作戰、作訓兩個職能。不大懂“作戰”，這是當時十一分區對這個科的公論。不過這沒有什麼關係，第一：一分區指揮作戰，從來是楊司令親自而爲，很少假手於他人。連參謀長老瞎子也很少“勞動”，只是執行楊司令的命令或指示。
第二：1942年，也包括隨後的幾年，一直是日本軍隊佔據了不僅是十一分區、而且是整個晉察冀戰場的主動權。每逢日本軍隊進山掃蕩，到處尋找八路軍指揮機關和主力部隊。追着八路軍主力決戰。
八路軍則避其鋒芒，與其周旋，能躲就躲，不能躲就打它一下。遇到狹路相逢，躲不過去了，不是魚死就是網破，八路軍也會拼命打上一陣。但此時，1942年以後，八路軍跟鬼子打的目的已經不是殲滅敵人了，而是恰恰相反，儘可能避免被敵人殲滅，所以打出一條道路之後接着再跑。在從抗戰到今日的歷史文獻中，將這種八路軍在鬼子大掃蕩中艱難求生存的現象稱之爲“反掃蕩”。
仔細察看1942年的十一分區作戰訓練科的編成，人數最少的時候，僅有一官一兵，官是科長高玉峰，兵是原來僞軍裡的一個連長。此外再無旁人。人數多的時候，也不過多了三個參謀，但是包括科長、參謀，都是清一色的軍校出身。不管是黃埔軍校分校、還是西北軍或晉軍的軍校，總之，都是“科班”出來的，軍校步兵科、炮兵科或工兵科出身。所以他們身爲參謀，但被接受訓練的基層幹部尊稱爲“教官”。
訓練科不過是分區進行部隊基層幹部培訓的執行機構或行政機構，是分區司令部的幾個職能機構的組成部分之一，直接負責的首長是十一分區參謀長老瞎子。作爲對口銜接的部分，分區司令部另設一教導隊，教導隊設隊長、政委等行政職務。所以，一分區作戰訓練科常常自己並不主要去做訓練工作，更多的還是“督促、檢查”各職能部門和部隊的訓練工作。
比如，當時晉察冀八路軍普遍要重點抓的是部隊幹部戰士的刺殺訓練，這是優於射擊、投彈的作戰訓練。有時訓練科下到各部隊，檢查的重點就是刺殺訓練的成果。以免將來上了戰場，小鬼子一把刺刀對付我們一個班的戰士，還佔了上風。
司令部系統設“教官”一職，就像政治部系統設“文化教員”一樣，可以充分發揮某些具有特長人士的專職作用。但因爲“教官”好像是技術職稱，同被訓練者沒有上下級之間的隸屬關係，所以訓練中難免有鬆鬆垮垮的現象出現。在訓練中缺乏“嚴格、認真”的精神，缺乏一股子“狠”勁，這也是中國軍隊普遍不如日本軍隊的地方。
對訓練科的重要性，楊棒子是有個總結的，這小子說：“爲什麼要成立訓練科？技不如人，打起仗來就要吃虧。軍營鎮，幾乎上千人，圍攻小鬼子不到百人，打到最後小鬼子就剩下幾十個人了，但小鬼子仍然戰鬥力不減，最後還是跑了，因爲啥？老子帶了一幫子就會吵吵不會打仗的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