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不管是在那個國家，除非是個別天才，想要出人頭地，大部分時候都是要論資排輩的。
之所以是“大部分時候”，是因爲在某些特殊時刻，這個論資排輩的過程會變得非常簡單，這就是所謂的“時勢造英雄”。
很明顯的一個事實，美國立國已經超過了一百年，現在階級已經開始固化，哪怕陸軍軍事學院的畢業生，想要在軍中嶄露頭角也不容易，但是在清國不一樣，如果嚴順回清國造反，那麼清國就處於改朝換代時期，這時候秩序不會起主要作用，新的利益集團會取代既得利益集團，今天的一個大頭兵，說不定就是明天的將軍，這就是所謂的“從龍之功”，早一天加入，就會早一天得利，如果不是李牧在美國枝繁葉茂，那麼李牧都不會錯過這樣的機會。
李牧對另一個時空中的“島鏈”印象深刻，所以在李牧的設想中，不管是琉球還是呂宋，甚至是日本，都應該在華人的視力範圍內，也就是說，所謂的“第一島鏈”，應該是華人對抗西方社會的第一道防線，而不是西方社會用來封鎖華人的工具。
這個設想看上去很難實現，實際上不一定，琉球在白起和潘廷珍的控制下，呂宋在林向海的控制下，日本的德川立言只是李牧控制日本的工具，李牧已經打下了堅定地基礎，未來，就看清國的有識之士能不能把這些因素整合到一起。
或者說，就看嚴順在這個基礎上，能做出什麼樣的成就。
當然了，要給嚴順創造更好的便利條件，還需要華盛頓的配合，李牧爲此到華盛頓找阿瑟，希望能得到太平洋艦隊的支持。
阿瑟最近正在爲《詹姆斯·布萊恩法案》和國會進行角力。
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當阿瑟向國會提交《詹姆斯·布萊恩法案》之後，贊成通過的大部分都是共和黨人，而反對通過的，卻大部分都是民主黨人。
這不難理解，從亞伯拉罕·林肯開始，共和黨已經連續執政二十年，二十年來，共和黨在聯邦各級政府中一直佔據着絕對優勢，民主黨的勢力卻被一再壓縮，共和黨作爲既得利益者，控制着聯邦政府的方方面面，以前共和黨人反對文官制度，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共和黨人對於局勢並沒有清醒的認識，還認爲共和黨可以一直壓制民主黨，所以對文官制度不以爲然，另一方面當然也和海斯的操之過急有關，如果海斯上任時沒有那麼急迫的因爲拉攏盟友向民主黨過多讓步，那麼共和黨也不可能一味拆臺。
現在情況不一樣，二十年來，國民對於共和黨的厭倦在加深，民主黨不僅在南方州捲土重來，好幾個原本共和黨的票倉也出現動搖，大部分共和黨人開始認識到，如果共和黨不主動求變，那麼遲早有一天，共和黨會喪失通過南北戰爭爭取的民心，將總統位置拱手相讓。
這種情況下，努力求變就成了大多數共和黨人的共識，而很明顯《詹姆斯·布萊恩法案》是個突破口，人人都知道政黨分肥制遲早要結束，最起碼要表面上結束，既然這樣，共和黨爲什麼不用主動結束政黨分肥制，來爭取選民更多的好感呢？
同樣的道理，民主黨希望結束政黨分肥制，但是希望能在民主黨手中結束政黨分肥制，所以阿瑟主動提出《詹姆斯·布萊恩法案》，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是並不符合民主黨的利益，所以更多的民主黨人反對《詹姆斯·布萊恩法案》。
是的，這就是民主，別說什麼利國利民，兩黨執政最大的弊端是政策沒有延續性，只看重短期利益，不會注重長遠，因爲誰都不知道，誰能贏得下一個任期，那麼考慮長遠就是爲他人作嫁衣裳，選民不會理智分析，他們也只看重眼前利益，誰在任期內能給他們帶來更多好處，他們就把選票投給誰，至於政策——
抱歉，二十一世紀，還有很多美國人認爲地球不是平的，因爲如果地球是平的，那麼貓就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推下去。
這個結論是正確的，但是論據——
好吧，只能說美國人真可愛。
二十一世紀的美國人都這樣，就別指望十九世紀的美國人有多麼理智了，美國是個狗都能當選市長的國家，這不是開玩笑而是事實，雖然有點荒謬，但是也能客觀反映出，民衆對於領導的態度。
對於美國來說，阿瑟提出《詹姆斯·布萊恩法案》絕對是件好事，所以《詹姆斯·布萊恩法案》在參議院第一次表決就獲得通過，但是在衆議院，《詹姆斯·布萊恩法案》卻遭遇阻力，接連兩次表決，《詹姆斯·布萊恩法案》都沒有獲得通過，所以阿瑟見到李牧之後，馬上就向李牧提出了這個問題。
“通不過我也沒辦法，我不是參議員，也不是衆議員，我已經儘可能的在幫你了，你應該去和民主黨籍的議員們吃飯，而不是讓我幫你想辦法。”李牧纔不會自找麻煩，四年後李牧還不知道要支持誰呢，所以這時候李牧最好的選擇是隔岸觀火。
就目前所知，格羅弗·克利夫蘭和本傑明·哈里森都有可能參加下一任總統大選，李牧和他們倆的關係都不錯，支持誰都沒關係，不管是誰上臺，都會給李牧最大程度的支持，所以李牧現在還沒有下定決心，到時候再說吧，萬一本傑明·哈里森不參選呢？
那李牧就沒什麼好糾結的了。
“我纔不會和那些民主黨籍的議員們吃飯，就算請他們吃飯，他們也不會支持我的提案，其實通不過也沒關係，我能提出這個議案，就表示我沒有尸位素餐，這就夠了——呃，你剛纔說什麼？你要回清國嗎？”阿瑟根本沒有聽清李牧剛纔說什麼，見到李牧實在是太高興了，雖然是工作時間，阿瑟還是忍不住喝了一杯。
李牧和阿瑟並沒有在總統宮見面，而是在落櫻湖畔李牧的家裡，李牧不想去總統宮，每次去李牧都感覺很壓抑，落櫻湖更好，至少這裡是李牧的地盤，李牧不需要看別人的臉色。
“不，我不回，是里奧，里奧代表遠東公司去清國，如果清國不能滿足遠東公司的要求，那麼里奧或許會採用一些非常規手段，或許到時候會需要太平洋艦隊的配合。”李牧把嚴順的個人行爲隱藏在遠東公司的集體決策內，這樣誰都沒理由反對。
遠東公司不是李牧一個人的公司，洛克菲勒、J·P·摩根、亨利·杜邦，甚至阿瑟都是遠東公司的股東，李牧和洛克菲勒只是遠東公司的執行董事，讓嚴順以遠東公司的名義去清國，那麼就成了遠東公司開發清國市場的行爲，這樣一來，無論嚴順做什麼，都可以讓人接受。
別小看企業的作用，現在還是十九世紀，企業行爲很多時候都是政府行爲，鴉片戰爭就是東印度公司一手推動的，所以如果嚴順開發清國市場的行動受挫，那麼不管嚴順到時候做什麼，都很符合企業一貫的作風。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遠東公司在呂宋不是做的很好嗎？”或許是喝了酒的緣故，阿瑟的反應有點慢，但是在注意到李牧無奈的表情後，阿瑟馬上就反應過來：“好吧，好吧，爲了給所有的股東爭取更多的分紅，遠東公司應該不斷開拓業務——你們這幫人真是，從來就不肯消停一點。”
阿瑟說的很對，很多時候，政客的行動力和商人相比簡直就太滯後了，什麼人對於擴張最熱衷？不是政客，也不是軍人，而是商人，對於擴張，政客要承擔風險，軍人要承擔傷亡，商人付出的只是成本，一點點錢而已，但是如果成功，就可以獲得十倍百倍的利潤，再沒有比這更好的生意了。
“消停？怎麼消停？繼續深挖美國市場，或者開發歐洲市場？不不不，美國市場要深挖，歐洲市場也要開發，但是遠東市場纔是未來最大的利潤增長點，和美國、歐洲相比，清國就是全世界最後一片肥沃的處女地，英國人和法國人靠鴉片打開了清國國門，但是並沒有打開清國市場，我們獲得的好處也僅僅只是可以在清國自由經商而已，這裡的‘自由’還是要加引號的，如果可以徹底開發清國市場，你有沒有想過對美利堅來說意味着什麼？”李牧開始秉承財帛動人心，阿瑟雖然是政客，但是阿瑟也同樣是商人，李牧相信阿瑟能聽懂。
阿瑟確實是聽懂了，和開發歐洲市場相比，很明顯是開發清國市場更簡單，至於深挖美國國內市場，這一點不用急，反正肉爛了都在鍋裡，尤利西斯·格蘭特在任期間制定的那些政策還在發揮作用，歐洲企業進入美國都要受到極大限制，這些規定並不符合“自由貿易”的精神，但是誰在乎呢，和國家利益相比，精神！
呵呵。
李牧的態度很簡單，當初英國人和法國人通過鴉片戰爭迫使清國打開了國門，現在美國也能故技重施，如果遠東公司在清國的開拓行爲一帆風順就算了，如果不行，那麼遠東公司就需要太平洋艦隊的支持，哪怕通過戰爭手段迫使清國屈服，那也是值得的。
在原本的歷史上，列強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才導致了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爆發，義和拳只是個導火索，即便沒有義和拳，也會有其他導火索，落後就要捱打，施暴者很多時候最根本的底氣在於，打你是因爲打得過你，至於那些理由，僅僅只是理由而已，就和那個不知道應不應該戴帽子的小白兔一樣。
阿瑟沒有想到的是，李牧確實是想發動戰爭，但是發動戰爭的目的並不是打開清國市場，或者說並不僅僅是爲了打開清國市場，李牧真正的目的是爲了推翻清政府，這其實和美國的利益也不衝突，推翻清政府之後，難道建立的政權就會封閉國門嗎？
肯定不會。
“裡姆，事情沒那麼簡單，你也知道英國人和法國人對清國市場垂涎已久，英國人和法國人不會坐視我們在清國爲所欲爲，清國和琉球、呂宋不一樣，這個市場太大了，我們美國吃不下。”阿瑟對於時局的判斷還是很清醒的，李牧都知道清國是全世界最後一塊肥肉，英國和法國當然也知道，所以這些年來清政府才能維持統治，慈禧太后要不是寧與友邦不與家奴，清政府恐怕早就被那些蠢蠢欲動的地方督撫取代了。
“切斯特，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美利堅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現在世界各國都在清國角力，我們都知道清國有無數的利益，誰都想獨佔，即便不能獨佔，也不能被其他人拿走，所以我們能不能提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比如說：門戶開放。”李牧向阿瑟提出了一個建議，這個建議或許提出的早了點，但是肯定可以轉移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注意力。
嗯，原本應該還有俄羅斯人的，但是俄羅斯人現在元氣大傷，沒有精力考慮清國的問題，隨着海參崴州的成立，俄羅斯人也要開始考慮西伯利亞的安全，和清國相比，西伯利亞纔是俄羅斯的核心利益。
在另一個時空中，門戶開放政策是美國在1899年提出的一項政策，這項政策的核心是美國在承認列強在華“勢力範圍”和已經獲得的特權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對任何條約、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各國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對他國船隻、貨物運費等不得徵收高於本國的費用。
這其實就是個分贓協議，根本沒有考慮到清國的反應，實際上西方列強也從來沒有考慮過清國的利益，這一點西方人一直都很務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