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衛生紙，其實還有一件與之相關的事情讓唐寧覺得非常有趣。在這次衛生紙危機之前在東京曾經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衛生紙檢驗行動。
實際上這次行動是由日本家庭主婦消費聯誼會舉辦的。起源是有人投訴買到的東西既象西西里島的漁網，又像瀋陽的凍豆腐，就是不像說明上標的衛生紙。這些主婦們所做的事情是把當時市場上生產的各種衛生紙在體育館裡全面鋪開，利用陽光來檢查和統計這些衛生紙上到底有多少窟窿。
雖然今天日本製品在世界上因爲質量較好而享有聲譽，但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日本的產品曾經是質量低劣的代名詞，很多產品存在着質量問題，比如衛生紙，主婦們抱怨買到的貨色常常因爲到處是窟窿而無法使用，而生產廠商對其並不感到羞恥。
按理說日本在戰前和戰爭中生產的產品，質量還是比較靠譜的，比如日本海軍戰爭後期匆忙製造的海防艦第七號，在戰爭中被美軍炸掉了船頭，而我國打撈修理之後改爲南寧號護衛艦，竟然能一直使用到七十年代。戰後日本商品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日本戰後十分貧困，人民已經習慣使用質量差但勉強能用的劣質產品。甚至不得不接受降低標準的食品。例如，日本戰後出現糧食危機，麥克阿瑟緊急調來一批美國過期和即將過期的軍用罐頭，分發給日本人補充食糧。結果，處在飢餓線上的日本人因此對麥克阿瑟感恩戴德。日本曾經發生過“黃變米”事件，即糧商賣的大米中摻雜了腐壞變質，含有黃麴黴素的陳舊米。這一次，因爲事件發生在日本經濟已經有了起色的時代，一些記者跟蹤追擊，試圖查出元兇，結果發現竟然是國會正式授權這樣做的……
第二，由於缺乏能源和資源。日本戰後爲了實現經濟復興，不得不通過勞動密集型企業，依靠便宜的人工爲美國等發達國家大量製造低檔消費品，來填補對方的產品結構空缺。既然目標是低檔產品。質量上自然會比較放寬。無論如何，日本的廠商當時追求的是銷量和搶佔市場，對於產品單價並不在意。在歐美，日本貨基本和地攤貨一個概念，便宜。但沒好貨。結果，粗製濫造的習慣，就被戰後的日本工業界接受了。
但是，產品質量低劣，給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帶來了很大困難。想想看在廁所裡拿着一卷滿是窟窿的衛生紙是何等尷尬的事情。誰來管一管呢？
政府？日本政府在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任務無非兩個 – 第一，發展經濟，增加gdp，不然因爲社會不公到處活動的左派們要組織老百姓要推翻政府了；第二，填滿金主的腰包，也填滿自己的腰包 – 這是日本黑金政治最盛行的時代。以世襲和門閥爲特色的日本政治充滿了權錢結合的醜聞。所以，無論從幹正事還是保障自己利益的角度，期望日本政府對企業偷工減料，粗製濫造的行爲作嚴格的規範，簡直是天方夜譚。
日本僞劣產品盛行的時代，奮起抗爭的也不是大男人們，而是主婦們組成的家庭主婦消費聯誼會（名稱並不統一，有的地方叫做監督協會等雜七雜八的名字）。
也是，採購買東西這種事情，本來就是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權力範圍嘛。而且女性多半好較真。買東西要吃了虧，那要不討個說法怎麼能咽得下這口氣？普遍性的商品質量問題，迫使日本的主婦們紛紛組織起來，從民間對產品質量進行監督。
當時日本倒是沒有出現女王海。並沒有發生通過維權進行大規模質量索賠這樣的事情，日本主婦大多數時候並不採用法律武器和僞劣廠商們交鋒 – 大家都挺忙的，整天上法庭沒有時間，也小題大做，這不是“小腳偵緝隊”的作戰風格。
這些日本太太最善於做的事情，就是“曝光”。她們通常不會說某個廠商好或者壞。但是會對讓她們不爽的產品進行測試或檢查，比如上面那種滿是窟窿的衛生紙，然後把信息提供倒媒體去，而這種種別開生面的檢查，也頗有新聞效應，很受媒體歡迎。日本主婦們努力地尋找着那些質量低劣的產品，並且在媒體上不斷將其曝光，給生產廠商造成巨大壓力。
或許有人回媒體曝光啊，這可是老套的做法了。然而，在日本這種老套的做法就硬是管用。要說她們的做法有何特色呢，第一，這種家庭主婦消費聯誼會或者說質量監督協會完全與官方脫鉤，是純粹的民間組織，否則怕自己不能取信於媒體 – 可見日本當時政府的信譽如何；第二，所有信息都有數據支撐，檢驗過程公開，甚至邀請廠商派人前來挑毛病。所謂某某產品就是好或者就是不好這種空話廢話她們是不會說的，所以，老百姓對她們的話很信任；第三，允許廠商自辯，比如太太們檢驗出一卷衛生紙有一百個窟窿，廠商說平時我們都只有十個窟窿的，你們恰好拿了質量很不好的一卷。只要你說的話有依據（哪怕是工廠的內部資料呢），家庭主婦消費聯誼會也會隨你來說，不會反駁 – 但你再振振有詞，消費者能不能接受，就是另外一回事兒了。
在日本罵首相乃至其祖宗十八代都可以隨便來，因爲在日本政治家的使命之一是和中國足球隊相同的 – 通過捱罵宣泄社會不滿，促進國家穩定，所以你罵他就是幫他做好工作。但是，罵某個廠商一定要慎重，因爲這關係到人家的生存命脈，罵錯了人家要找你拼命的。
然而，這些廠商就愣是拿日本這些“小腳偵緝隊”沒轍。日本的家庭主婦消費聯誼會大多來自中產階級家庭，這讓她們天生很不好對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