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頂剝離開採
當理查德·卡茨不可避免地要重返錄音室和他那幾位年輕、迫切的樂隊夥伴開始製作“胡桃的驚喜”第二張專輯的時候——他用盡了一切拖延和逃避的手段，先是在美國每一個願意接受他們的城市巡演，然後推進到更爲遙遠的外國，當他打算將塞浦路斯加在他們的土耳其之旅後面時，他的樂隊夥伴們造反了，隨後，在安卡拉某家酒店的房間裡，在接過鼓手蒂姆太過粗暴地拋向他的一本薩曼莎?鮑威爾關於世界種族滅絕的精彩論述的平裝書時，他折斷了左手的食指，隨後，他獨自躲到紐約艾迪倫達克山區的一個錄音棚爲一部丹麥藝術片製作配樂，這個項目悶到他發狂，他在普拉茨堡找到一個可卡因賣家，將丹麥政府藝術基金會的五千歐元雙手奉上，隨後，他招呼都沒打一聲就開始了他在紐約和佛羅里達的一段極爲奢靡的生活，直到在邁阿密因酒後駕駛和持有毒品被捕，隨後，他進了塔拉哈西的古布澤診所，經歷了六週的戒毒治療和對康復福音的惡意抗拒，其間診所爆發過一次水痘疫情，他因爲不夠小心也中了招，等從帶狀皰疹中復原，他又在戴德縣公園做了二百五十個小時無憂無慮的社區服務工作，隨後，他就拒絕接聽電話和查看電郵，在他的公寓中悶頭讀書，藉口說要用這段時間來恢復他對女人和毒品的抵抗力，而這兩樣對他那幾個年輕的樂隊夥伴而言，似乎都是可以在不過分癡迷的情況下享用的東西，直到所有這一切發生之後——他給蒂姆寄了一張明信片，讓他轉告其他人，說他已經徹底破產，準備全職去給人修建屋頂平臺；而樂隊的其他成員則開始爲等了他那麼長時間而感到愚蠢。
並不是說這有多麼重要，但卡茨確實破產了。在樂隊最火的那一年和前一半的巡演期間，收支差不多剛好平衡；每逢出現結餘的危險，他就會提升樂隊的酒店標準，並請全酒吧的歌迷和陌生人喝酒。儘管《無名湖》和消費者新爆發的對創傷樂隊老專輯的興趣爲他掙到了比過去二十年的總收入還要多的錢，但爲了重新安置他那個放錯了地方的自我，他成功地揮霍掉了當中的每一毫。降臨在創傷樂隊這位多年主唱身上的最具創傷性的事件有：（一）得到格萊美音樂大獎提名；（二）聽到全國公共廣播電臺播放他的音樂；（三）十二月的銷售數字顯示，《無名湖》成了全國公共廣播電臺幾十萬聽衆放在修剪得很有品位的聖誕樹下的完美聖誕小禮物。獲得格萊美提名這一項尤其讓他感到一種失去方向的尷尬。
卡茨在通俗社會生物學方面有過廣泛的閱讀，對抑鬱這一人格特質和它在人類基因池中貌似反常的持續存在，他的理解是，抑鬱是一種對無休止的痛苦和艱難的成功適應。悲觀主義，無用和缺少權利的感覺，無法從快樂中獲得滿足的無助，關於世界整體糟糕透頂的痛苦認識：無論是對卡茨父親這邊被執拗的反猶太分子從一個猶太小鎮驅趕到另一個猶太小鎮的猶太祖先而言，還是對他母親這邊在夏季短暫、土地貧瘠的北歐辛苦地靠耕種黑麥和大麥爲生的盎格魯-撒克遜家族而言，總是感到苦悶和作最壞的預測一直是他們應付惡劣生存環境的正常方式。畢竟，很少有什麼東西可以像壞消息那樣去滿足一個抑鬱者。
這顯然不是一種理想的生存方式，但它有它的進化優勢。無論多麼的令人絕望，逆境中的抑鬱者仍設法將他們的基因傳遞了下來，而那些善於自我改良的人則皈依了基督教，或是移居到了陽光較爲充裕的地方。逆境之於卡茨，好比渾水之於鯉魚。他和創傷樂隊的最好時光恰好與兩屆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重疊，而克林頓政府（至少在萊溫斯基事件之前）對他來說可謂某種考驗。現在到了小布什政府，所有政府當中最差勁的一屆，若不是因爲他意外成功，他原本可以重新開始創作音樂。他在地面上撲騰着，像離開水的鯉魚，他的精神之鰓徒勞地從一片認同和豐裕的空氣中用力吸取黑暗食糧。他立刻覺得從青春期開始，他還沒有這麼自由過，而有史以來，他也從未比現在更接近自殺。在二○○三年的最後幾天裡，他又回去做修建平臺的工作了。
一開始，他的運氣不錯。頭兩位客戶是一對年輕人，搞私募股權投資，喜歡聽紅辣椒樂隊的音樂，分不出誰是理查德?卡茨，誰是路德維希?凡?貝多芬。他得以相對平靜地在他們的屋頂上鋸木頭、釘釘子。
到了二月份，他接到第三單活，開始不幸地爲自以爲認識他的人工作。
那棟房子位於教堂街和百老匯大街之間的懷特街，客戶是個富有的藝術類書籍獨立出版人，收藏有創傷樂隊的全部乙烯基唱片專輯；這麼多年，理查德並不記得在霍博肯的麥克斯韋酒吧那稀稀落落的人羣中見過他的面孔，他似乎爲此感到受傷。
“那麼多張臉，”卡茨說，“我記不住。”
“莫利從舞臺上掉下來的那晚，我們後來一起去喝了酒。她那條沾了血的餐巾還在我這兒。你想不起來？”
“一片空白。對不起。”
“好吧，隨便吧，很高興看到你獲得了一些你應得的認可。”
“咱們最好別說這個了，”卡茨說，“還是來說說你的屋頂吧。”
“基本上，我希望你發揮你的創造力，然後開賬單給我就行了，”
客戶說，“我想擁有一個理查德?卡茨修建的平臺。我無法想象你會長期幹這個。聽說你在做生意的時候，我簡直無法相信我的耳朵。”
“可是平臺大概要多大，你喜歡什麼類型的材料，這些信息還是很有用的。”
“什麼樣都行。只要有創意。甚至什麼樣都無所謂。”
“可你最好還是耐心些，假裝有所謂比較好，”卡茨說，“因爲如果你真的無所謂的話，我不確定我……”
“把整個屋頂都蓋住，好嗎？做個大大的。”客戶似乎有點生他的氣了，“露西想在上面開派對，這也是我們買這棟房子的原因之一。”
這位客戶有個兒子，名叫扎克利，史岱文森高中的高三學生，正處於摸索階段的時髦人，顯然也頗能彈幾手吉他。卡茨工作的第一天，他從學校回來後上到屋頂，隔着一段安全的距離——彷彿卡茨是一頭拴着鏈子的獅子，問了他一連串意在展示他自己對古董吉他的瞭解的問題，而在卡茨看來，那是一種尤爲令人厭煩的戀物情結。他如實說了他的想法，那孩子惱火地離開了。
第二天，卡茨往樓頂搬木材和釜山牌木板的時候，扎克利的媽媽露西在三樓平臺處截住了他，不請自來地提供了她的看法：“創傷”一向是那種裝模作樣、散播焦慮情緒的男孩氣的樂隊，從來都不曾吸引她。
然後她等在那裡，嘴巴微張着，眼裡滿是俏皮的挑釁意味，想看看她的亮相——她戲劇性的出現——會收到什麼樣的效果。她似乎對自己這種挑釁方式的原創性相當自負，這個類型的女人都是這副德性，卡茨之前已經領教過一百次同樣的挑釁，幾乎連一個字都不差，於是這就將他置於一種因無法裝出被冒犯的樣子而感到不好意思的可笑境地：
他可憐露西那勇敢的小小自我，在一個開始變老的女人內心那片由不安全感匯成的汪洋大海上顛沛流離。他懷疑就算他願意勉力一試，他和她也不可能有任何發展，可是他知道如果他甚至不肯象徵性地裝出一副被冒犯的樣子，她的驕傲會受到傷害。
“我知道，”他說，把釜山牌木板靠在牆邊，“所以說，製作出一張女人們也能夠欣賞的完全成人感覺的專輯，對我而言可謂一大突破。”
“你怎麼知道我喜歡《無名湖》？”露西說。
“你怎麼知道我在乎你喜不喜歡《無名湖》？”卡茨無畏地反駁道。
整個早晨他一直在爬上爬下，可真正讓他精疲力盡的是他不得不表演他自己。
“我是喜歡它，”她說，“不過它或許稍稍有些被誇過頭了。”
“我特別同意你的說法。”卡茨說。
她惱火地離開了。
十年代，作爲一名建築承包人，卡茨的最佳賣點就是他在創作不受歡迎但值得得到經濟援助的音樂，爲了避免削弱這點，他幾乎一直被要求不要表現得那麼專業。他那時候的衣食父母是些住在三角地的藝人和電影人，他們爲他提供食物，有時還有毒品，如果他在中午之前就出現在工作現場，如果他不去和那些沒可能得手的女人們搭訕幾句，如果他在沒有超出預算的情況下按時完工，那麼他們就會質疑他對音樂創作的投入程度。可現在，三角地已全部被金融界吞併，而穿着緊身短背心和比基尼小短褲的露西，整個上午都流連在她的DUX豪華大牀上，盤腿坐着讀《紐約時報》或者打電話，每次卡茨經過她都透過天窗向他揮揮手，她那幾乎未被遮住的陰毛和她那相當有看頭的大腿時刻可見，在這樣的情況下，卡茨搖身一變成爲職業精神和新教徒美德的忠實擁護者：每天九點準時開工，天黑後還要幹好幾個小時，爲的是提前一兩天干完那單活，儘早從那鬼地方脫身。
從佛羅里達回來後，卡茨對女人和音樂都失去了興致。這種厭倦對他來說還是個新鮮事，而他也足夠理智地認識到，這和他的精神狀態密切相關，和現實則幾乎沒有什麼關係。正如女性身體本質上的同一性並不排斥無窮無盡的多樣性，而他也沒有理由對流行音樂的組成元件——大、小重力和絃，四二拍和四四拍，A-B-A-B-C——的同一性感到絕望。每天當中的每一個小時，在紐約州的某個地方，某位精力充沛的年輕人都有可能正在創作一首聽上去清新得堪比創世清晨的歌曲，至少，在聽頭幾遍或頭二三十遍的時候是這樣。自從拿到佛羅里達假釋局的假釋令並和公園管理處那位胸部很大的監管人瑪爾塔?莫利納道別之後，他就一直沒能再打開他的音響或碰一碰他的樂器或想象讓任何其他女人上他的牀——再也沒有。幾乎每天，他都會聽到從某人的地下練習室，甚至（有這樣的可能）香蕉共和國或者Gap專賣店的某扇臨街大門後面傳出吸引人的新聲響，幾乎每天，他都會在曼哈頓下城的街道上看到將要改變某人生活的年輕女人，不過，他已經不再相信那個人可能會是他。
接着，一個寒冷的週四中午，清一色灰濛濛的天空中飄起了小雪，市中心地平線上的消極空間看上去不那麼消極了，沃爾沃斯大廈和它那些童話般的塔樓也變得模糊不清，小雪在風力作用下斜斜地飄落進哈德遜河，以及遠處黑沉沉的大西洋中，也把四樓的卡茨和地面上的人流車流隔了開來。小雪落地即融，街上溼漉漉的，在溼潤的空氣裡，交通嘈雜聲中的高音部分變得更加尖銳，也更加悅耳，他的耳鳴聲也幾乎消失了。當他把釜山木板切割成合適的小塊，嵌入三座煙囪之間錯綜複雜的空間時，他感覺自己被裹在了兩樣東西里面：天上飄落的小雪和他正在乾的體力活。時間不知不覺就從中午到了傍晚，他一次也沒有想起要抽支菸，而因爲目前他就是用每次抽菸之間的間隔來將他的一天分成適合吞嚥下肚的一個個小塊，所以他覺得，在吃完午餐三明治後還沒有過上十五分鐘，那個不受歡迎的扎克利就突然冒了出來。
他穿着一件帶帽上衣和那種卡茨最初在倫敦街頭看到過的低腰緊腿褲。“你覺得‘圖西族的野餐’怎麼樣？”他說，“你喜歡他們嗎？”
“沒聽說過。”卡茨說。
“不可能！我沒法相信。”
“可事實如此。”卡茨說。
“那‘公然犯罪’呢？他們不是很棒嗎？他們那首三十七分鐘的歌？”
“還沒有這份榮幸。”
“嘿，”不屈不撓的扎克利說，“你覺得六十年代晚期被收錄在《粉紅色的枕頭》裡的那些迷幻風格的休斯敦樂隊怎麼樣？他們的有些聲音讓我想起你早期的作品。”
“我需要你腳底下的那塊材料。”卡茨說。
“我覺得他們當中的有些人或許有些影響力，尤其是白沙瓦?瑞克肖。”
“擡一下你的左腳。”
“嘿，我能再問你個問題嗎？”
“現在這把電鋸要開始工作了。”
“只問一個問題。”
“好吧。”
“這是你音樂創作進程的一部分嗎？重拾你過去的日間工作？”
“我還沒怎麼想過。”
“是這樣的，因爲我學校裡的朋友們在問這個問題。我告訴他們，我認爲這是你音樂創作進程的一部分。比如，你或許是在重新體驗做體力勞動者的感覺，好爲你的下一張專輯蒐集素材。”
“幫我個忙，”卡茨說，“告訴你的朋友們，如果他們的父母需要修建屋頂平臺，讓他們打電話給我。只要在十四號街以下和百老匯大街以西，我都可以接受。”
“說真的，那是不是你做這個工作的原因？”
“電鋸的聲音很吵。”
“好吧，可是能再問一個問題嗎？我發誓這是最後一個。我能爲你作個訪問嗎？”
卡茨開動了電鋸。
“行嗎？”扎克利說，“我們班有個女孩非常喜歡《無名湖》。如果我能爲你錄一小段採訪錄音，發到網上，她或許會願意和我說幾句話。”
卡茨放下電鋸，嚴肅地打量着扎克利。“你是個吉他手，可你的意思是說你沒法讓女孩對你感興趣？”
“這個嘛，唯獨這個不行。她的音樂口味比較主流。這場仗一直都不怎麼好打。”
“而她就是你一定要追到手的那個，沒有她你就沒法活的那個。”
“差不多。”
“她上高三，”還沒來得及阻止自己，卡茨已經條件反射式地暗自打算了一番，“中間沒有跳過級什麼的？”
“就我所知，沒有。”
“她叫什麼？”
“凱特琳。”
“明天放學後帶她過來。”
“可她不會相信你在這裡，所以我纔想做個訪談，以證明你就在我家。這樣她就會想要過來和你見面了。”
差兩天，卡茨的禁慾生活就滿整八個星期了。在前面的七個星期裡，棄絕就好比是戒掉毒品和酒精的自然補充——一種美德支撐起另一種美德。不到五個小時之前，透過天窗瞥到扎克利那位有展覽欲的媽媽，他的感覺還是毫無興趣，甚至微微有些噁心。可現在，突然之間，他的直覺清楚地告訴他，他的禁慾紀錄要停留在八週差一天了：他將任由小心翼翼的凱特琳將他捕獲，從現在開始，他將想象着她可能擁有的一百萬個有着微妙區別的面孔和身體，以此來消磨到明晚之前無數個清醒的瞬間，隨後運用他的魅力並盡情享受這番練習的成果——所有這一切，不知是否值得，都是爲了打擊扎克利，並讓一個有着“主流”
品位的十八歲歌迷的幻想破滅。他看到原來之前他不過是把對不道德行爲的不感冒變成了一種美德。
“這樣吧，”他說，“你來安排，想好你要問的問題，兩個小時後我下去。可是明天我需要看到結果。我需要看到這不是你在瞎扯。”
“太棒了。”扎克利說。
“你聽到我說的話了，對吧？我已經不再接受訪問了。如果我爲你破例，我們要看到成果才行。”
“我發誓她會想過來看看的。她肯定要來見見你。”
“好的，那麼好好去想想我要幫你一個多大的忙吧。我七點左右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