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建立教育部，其實根本不是重點，把教育提高到一個新的程度，對於這個時代的文人來說，根本沒有接受不了的理由。教育同樣也是封建社會重要的愚民政策的表現，受過教育的人比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更加利於統治，無知者無畏就是這個道理。如果說教育助學基金是敬翔準備看李燁如何運作的話，接下來討論的事情，就有點讓敬翔抓狂了。
首先李燁提出的官吏分開的想法，並沒有引起敬翔多高的重視，本來封建社會就只有官沒有吏，沒有什麼分不分開的說法。一般人可能認爲官和吏應該是一會事情，最多是官職大小的區別。事實上官與吏不僅不是一回事，而且，從他們之間的區別中，我們還可以隱略看出現代官僚制度的萌芽，官與吏的區分，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一個相當重要原則，官就是官、吏就是吏。
官與吏主要區別主要在於這幾個方面：首先，從身份上講，官是上等人，是人民爲他服務的；而吏則是下等人，是爲官服務的。吏雖然在官府裡承擔着執法工作，卻仍然是百姓，在古代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中，吏相對於官而言是明確無誤的下等人。吏的身份，從元雜劇中角色的相互稱呼中也可以看出，平民百姓們遇事相求時，習慣上尊稱外郎、孔目們爲外郎哥哥或者孔目哥哥，按例不跪，而進了衙門遇到官，必須尊稱大人、老爺，必須下跪。吏見官時雖然不必每次下跪，但官是可以斥令吏跪下講話的；自然，書吏之間一般以兄弟相稱，卻斷斷不可稱縣令爲兄弟，縣令哥哥這樣的稱呼絕對聽不到。換言之，雖然同樣在衙門裡辦事，官與吏之間實際上等同於官和民的關係。古代的官場中有官和吏的區別。官之所以爲官，在於可以管人，掌握人的命運，包括吏的命運。吏是做事的，比如那些班頭、文書先生、賬簿先生、師爺等等，雖然管的事大小不同，多少不同，但都可以影響到一些事情能不能辦、如何辦、辦得順不順利等。作爲我們研究對象的公務員中間階層羣體，可以看做現代的吏階層，是相對於官而言。
其次，他們的工作性質不一樣。當官的職責是根據自己施政理念發號施令，治理轄區，所謂一朝把權握，便將令來行是也，而吏的任務則是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爲自己頂頭上司服務，所謂學成文武術，售與帝王家是也，如果我們不嫌牽強的話，也可以說：官是政治家，他必須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執政理念；而吏則是技術專家，他要做的是如何通過自己的技術經驗將上司的計劃一步步實施，並取得最佳效果。
最後，是他們的不同歸宿。這歸宿簡言之就是官流吏留。過去說，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官是三年一任，清代地方官平均一任只在一年半左右。而吏則不然，用清人阮葵聲的話說：吏則土著世守(《茶餘客話·論吏道》)。官是外來的，吏是本地的，官板凳沒坐熱即去，而吏紮根在此，老子做完兒子做。這種不同的歸宿，其好處在於：因爲官是流動的，不可能在一個地方形成他的權力網絡，進而魚肉百姓；而吏則因爲是當地的，熟悉該地風俗人情，因而也有利於政策的貫徹執行，又因爲他只是一個政策執行者，沒有大權，所以可以有效防止其貪污腐敗。
官和吏從來就不分家，從表面上看官是有俸祿的，而吏一般很少有什麼俸祿一說，而且不屬於國家編制，有點像後世的臨時工，專門是給官員背黑鍋的。
而李燁的意見則不同，李燁已經在新城實施了吏的國家化，也就是說吏不再是國家的編外人員，真正的成爲了國家行政中的一顆螺絲釘。這點敬翔還好理解，畢竟吏乾的就是官府的事情，區別在於有誰來出錢，是不是國家的一部分在敬翔看來並不是重要問題，只要國家負擔的起就行。
李燁和敬翔的分歧重要在於官員的選拔制度上，按照李燁的設計，官員可以從兩個渠道進行選拔，一個是從普通的小吏從慢慢的一步步升遷爲官，而小吏則是有普通百姓通過大規模的考試進行選拔，放棄了科舉制度將文人一步升遷到官員的步驟。選拔官員的第二個渠道是通過百姓的選舉制度產生，這種辦法在新城也有初步的實施，但是因爲李燁突然離開了新城暫時中斷了。
李燁這一套制度更像今天西方的官僚體系，普通百姓通過公務員考試（也可以成爲科舉制度）選拔爲國家基層的公務員（小吏），然後通過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現，慢慢的熬資歷，可以成爲基層中的普通官員，一般主要爲副職。要想獲得更大的權力，必須通過全民選舉，獲得大多數人的認可，才能爬到一縣一州，甚至最高的權力位子，從而保證了大部分官員的廉潔性和積極性。
在選舉方式上，李燁根據這個時代的實際情況，把選舉官員的每屆任期初步定位六到八年，可以申請繼續連任，最長不得超過十到十二年，這基本上是一個政治家最輝煌的時刻。同時李燁也廢除了高級官員的終身制，他們可以提前享受退休金，甚至可以到一些學校、機構充當教授和幕僚等，保證了整個官僚體制的活力和進取心。
李燁的官僚體質完全顛覆了敬翔對於封建官員體制的認識，其效果可以與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的出現相比，對於敬翔的震撼力可想而知。
敬翔不是不知道封建官僚體制的弊端，選官用人乃國之大事，爲了保證人才選拔，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國家一方面大力發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斷探索和完善選官制度，其中最爲重要的就是科舉制度的創立與完善。“中興以人才爲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賢者亡”之說。因此認真總結中國古代選官用人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選官的體制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察舉制度：察舉也就是選舉，是一種由下向上推選人才爲官的制度。漢代察舉的標準，大致不出四條，史稱“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四科取士大約起於西漢，下迄東漢未改。不過有時單舉其中的一二科，或全舉四科，均有詔令臨時規定。
徵辟制度：徵辟是一種自上而下選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徵聘與公府、州郡闢除兩種方式。皇帝徵聘是採取特徵與聘召的方式，選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學兼優的人士，或備顧問，或委任政事。徵聘之方，由來已久，如秦孝公公開下令求賢即屬徵聘性質。秦始皇時叔孫通以文學徵，王次仲以變倉頡舊文爲隸書徵，亦皆屬徵召性質。
九品中正制：在漢末軍閥混戰的衝擊之下，鄉里組織遭到破壞，“鄉舉裡選”的傳統做法難以爲繼。在此情況下，三國時的曹魏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選有聲望的人擔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負責察訪本地士人，按其才德聲望評定九個等級，然後根據士人的品級，向吏部舉薦。吏部依據中正的報告，按品級授官。
起初，這一制度是致力於解決朝廷選官和鄉里清議的統一問題，是對漢代選官傳統的延續，也是對曹操用人政策的繼承。但到魏晉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個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壟斷，他們在評定品級時，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劃分，已經背離了“不計門第”的原則。此後的三百年間，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士族壟斷政權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護士族世襲政治特權的官僚選拔制度。
科舉制：南北朝時期的士族制度，只是按照門第高低分配權力，不能滿足數量衆多的出身低微的地主的要求，而門第高的士族腐敗，因而加劇了當時的政治腐敗和地方割據分裂的傾向，說明士族制度已經腐朽。隋文帝廢除維護門閥貴族地位的九品中正制，於開皇七年（587）設“志行修謹”、“清平幹濟”兩科。隋煬帝時始置進士科，因爲是分科取士，所以名爲“科舉”。
隋唐時期創立的科舉制度有積極意義：剝奪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權，削弱了地方豪強士族的勢力，使封建官吏的選拔和任用權收歸中央，有利於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選官方面的腐敗，改變了自秦漢以來以薦舉爲主的官吏選拔制度，是歷史的一大進步。通過科舉考試，向整個地主階級開放仕途，有利於籠絡人才，緩和了矛盾，擴大了統治階級的基礎。科舉制度把讀書、考試和做官緊密聯繫起來，從而提高了官員的文化素質，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有利於政局的穩定，推動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