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高中畢業後一直火車站附近當民警，幾年下來，變得異常兇惡，對誰都六親不認。前些日子有朋友開車在北站撞倒了幾塊欄杆，被他逮到，聲稱要吊銷駕照。朋友找到我幫着說情，劉春鵬當着我面說好好好，“哥們的事就是我的事”，但一轉過臉去，該罰款照樣罰款，該扣分照樣扣分，讓我結結實實地丟了回人。我還親眼見過他把一個外地民工打得滿臉是血，跪在地上苦苦求饒，就因爲人家不小心踩了他一下。打完之後他還不解氣，一腳把民工的包裹踢飛，一隻印有“爲人民服務”的茶缸當地掉出來，在崎嶇不平的城市的街路上翻滾作響。
我說你可以相信王大頭，但不應該隨便相信一個警察。李良說錢都給出去了，想那些還有什麼用？我心裡窩着一口氣，嘟嘟囔囔地詆譭警察的聲譽，說他們是戴國徽的禽獸。李良沉沉地看我半天，嘆了一口氣，說你知道你的問題出在哪裡嗎？——“該當真的你不當真，該糊塗的你又不糊塗。”
那天大頭的臉色很不好看，氣呼呼地鼓着腮幫子瞪我。我想他一定聽見我說的話了，臉不由自主地紅起來，手足無措，坐立不安，場面十分尷尬。正想解釋兩句，李良突然發作起來，跟頭把式地衝進臥室，到處翻騰，發出驚人的響聲。我和大頭急忙跑過去，看見他把所有的箱子、櫃子、抽屜都翻了個底朝天，嘴裡咻咻有聲，大頭說你找什麼，不要急，我和陳重幫你找。李良頭也不擡地說：“我記得還有一包，我還有一包，還有一包！”聲音嘶啞刺耳，象一隻在荒原上的嚎叫的野狼。
可能是李良的記憶出了問題，我們把整間房子翻了個地朝天，也沒找到他說的那一包。李良發作得越發厲害，拿着空針頭就要往胳膊上戳，我和王大頭同時撲上去拉他的手，等到針管奪下來，我們倆都出了一身汗。李良象中了緊箍咒的孫猴子，在地上不停地滾翻爬行，蛆一般扭曲着身子，作出種種不可思議的奇形怪狀。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種場面，心裡又吃驚又難受，還怕他心臟病發作，就這麼死了。王大頭跟他搏鬥了半天，氣喘吁吁地對我下命令：“去！找繩子把他綁起來！”我剛要轉身，被李良一把拖住，他可憐巴巴抱着我的腿，說陳重求求你，你出去給我弄一點吧弄一點吧。我費力地掰開他的手，縱身跳出圈外，李良在我身後砰的一聲倒下，臉上糊滿了鼻涕和眼淚，嘴脣烏青，瞳孔放大，象一具死不瞑目的屍體。
他幾乎是被我們扛下樓的，那時天還沒亮，整個城市空空蕩蕩，幾個徹夜未睡的人輕輕飄過，臉上帶着鬼魂的表情。把李良塞上車時他大叫了一聲：“啊———”，聲間尖利如刀，讓我心驚膽顫，腦後一撮頭髮不由自主地豎起來，在成都初秋的風裡瑟瑟發抖。
作完15天的強制戒毒療程，李良胖了一些，臉上賊肉橫生。出院那天他表情有點古怪，似笑不笑的，象高興又象是失望，腮上的肉鼓鼓地跳，我想可能是剛戒完毒，生理上還不適應吧。回家前，我們到樑家巷吃了點東西，李良象個機器人一樣張嘴閉嘴，面無表情地嚼着飯粒，一句話都不說。我受不了了，打拱作揖的求他：“哥子，你整出點響聲來好不好？你這個樣子很嚇人哦。”他用筷子戳了戳碗裡的水煮肉片，若有所思的告訴我：“操，還是咱們校門口那家飯館的菜好吃。”
第二天他就失蹤了，我一遍遍地打他的手機，就是沒人接，把他家的門都快敲破了，也沒聽見迴應。我心裡無端地害怕起來，猶豫了半天，終於鼓起勇氣給葉梅打電話，她冷冰冰的問我什麼事，我說你回家看看吧，“李良可能…可能自殺了。”
李良一直把海子當成自己的偶像，那也是個神經詩人，1989年在山海關臥軌自殺。李良自稱讀完了海子的所有詩篇，並得出結論，說海子是死亡成就的英雄，所有苟活者在他面前都應該慚愧。這個理論後來被無限放大，終於成了李良的人生信條。大三下學期，文學社開創作筆會，裝模作樣地研究中國文學的未來走向，一羣自命高尚的傻逼青年激動得鼻血狂噴。快散會時，李良突然問我：“陳重，我們活着是爲了什麼？”一羣才子才女都瞪着我，我想了半天，說爲了幸福吧。李良騰地站起來，一邊繞場疾走，一邊大聲駁斥我的觀點：“錯！生活，生活只有一個目的！”
那是1994年，李良21歲，他那天穿一件紅條紋的T恤衫，在校外小攤上花5塊錢買的。關於生活的目的，他最終沒有說，但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死亡。
我的幸福是一抔黃土
無風的月夜長草突然晃動
純潔的紙錢飄落山崗
過路人你珍藏的淚水
必將打溼我前生的遺衣
而那些滴落的
亦將默默豐滿
———李良-《月夜》
葉梅氣喘吁吁跑上樓時，我剛剛點上第三支菸。她沒跟我打招呼，直接噹噹啷啷開了門，我鞋也沒換就衝了進去，李良不在。這棟府南河邊的豪宅空得象一座被盜過的墳墓，窗戶大開着，腥臭的風迎面而來。一隻鳥兒撲扇着翅膀從眼前飛過，停在黃葉飄零的枝頭。秋天到了，它也在爲自己的歸宿發愁吧。
把屋子徹底檢查了一遍，排除了李良把自己的屍體藏在衣櫃裡、牀底下等各種可能，我甚至還打開馬桶蓋看了一看。葉梅一直站在那裡，斜眼看着我象個瘋子一樣進進出出，目光中充滿了鄙視和不屑，似乎我只是一泡會動的狗屎。搜查完畢，她冷冷地發話了：“沒想到你還這麼夠朋友。”我有點生氣，板着臉回答：“李良是我這輩子最好的朋友，永遠都是，我甚至…”我臉紅了一下，葉梅抱着雙手，一臉輕蔑，等着我說下去，我鼓了鼓勁，大聲說：“我甚至可以爲他去死！”葉梅哼了一聲，拿鼻孔看了看我，表情異常猙獰，說李良可未必把你當成朋友，“你欠他32000元錢，他可一直都記着呢。”
我必須承認，我對葉梅依然是一無所知，我熟悉的只是她的身體，甚至——只是她身體的幾個部分。她心裡想的什麼，我從來都沒有關心過。李良上次陰森森地對我說：“她現在只聽你的。”我聽了面紅耳赤，屁都沒敢放一個，拔腿就跑。作爲風月場中的老手，我隱隱約約能感覺到葉梅對我的感情，包括樂山那夜，包括她趴在我身上撕心裂肺的大哭，甚至包括她潑我的那一杯酒。讓我困惑的是她後來的表現，從李良結婚到現在，我們一共見過六次面，她每次都象是剛從冰箱裡鑽出來，一張臉寒氣森森，讓我望而生畏。和趙悅離婚後，有一天清晨五點鐘，她給我打電話，我迷迷糊糊地問：“誰啊？”她說是老子，我騰地坐起來，問她有什麼事，她不說話，我揉了一下眼睛，聽見話筒裡傳來震耳的音樂聲，過了足足一分鐘，她忽然道：“算了，就當我打錯了吧。”然後無聲息地掛了機。那時天色微明，一線曙光透窗而來，照着我惺忪的睡眼。我抱着電話傻坐了半天，腦袋裡空空如也。倒頭又睡，直到天光大亮。醒來後茫然若失，想不清楚那到底是夢還是真的。
不過我知道她說的是事實，李良和我不同，我大大咧咧，永遠不知道自己口袋裡有多少錢，更不知道有多少錢是自己的，有多少是別人的，屬於那種“包裡剩下十元錢，花九元去買包煙”的品種。李良是個精細人，給人恩惠、受人恩惠都一筆筆記在心裡。他既然記得我欠他的三萬二，就應該還記得他欠我多少。
大四最後一學期，李良極其潦倒。所有的錢都扔在了麻將桌上。他手氣總是不好，癮頭卻總是很大。任何時候，只在站在樓道上喊一聲：“三缺一啦！”他保準是第一個躥出來報名。那學期開學時我帶了2300，不到三個月花得淨光，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給他付了賭債。畢業後回成都，他連買火車票的錢都沒有，全靠我大力贊助。到成都後無處容身，又是我把他收留在家裡，連吃帶住，蹭我爸的紅塔山抽，我媽還幫他洗襪子。
是的，我要說的就是這個：朋友的價值就在於互相利用。那些斷頭流血的友誼，也許存在過，也許只是我們的幻想。
2001年秋天的一個下午，落葉飄零，灰塵瀰漫，一個白色的塑料袋慢慢沉沒在府南河灰黑腥臭的河水中，我站在岸邊想，什麼生呀死的，別逗了，我是說着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