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貨會是典型的肥差。公司給我們1％的機動費用，可以根據現場情況靈活安排。“靈活安排”是一個很微妙的詞，大家都心照不宣，悶聲大發財，董胖子也放下假仁假義的臭面孔，哭着喊着要去重慶，他先人的，還不是爲了那點回扣？我不算貪心，這1%我只要三成，也就是說，只要訂出去300萬的貨，我就有9000元的賺頭，善後問題也很簡單，找一大堆住宿用餐發票回去報銷就行了，客戶肯定幫着你圓謊，絕不會有後顧之憂。
我負責達川、南充、內江、自貢一線，轉了一圈回來，皮包裡多了一萬多塊，達川的曾江是今年新開發的客戶，特別客氣，臨走時送我一個好大的包裹，裡面有一條中華、兩瓶五糧液，還有一大堆燈影牛肉。他這次賺了不下15萬，笑得鼻樑都塌了。我上了火車也挺美，坐在車窗邊，笑眯眯地跟下鋪兩個姑娘搭訕，那兩個肯定是猛踩時代腳尖的新新人類，一個穿得象篩子網，另一個穿得象藝術大師的畫布。我先是恭維她們長得乖，接着再誇她們身材棒，兩個人都笑，說算你聰明，沒表揚我們有氣質，否則就請你吃桔子皮。詳細地審問了一下，原來是成都大學的應屆畢業生，正在爲工作的事犯愁呢。我牛逼哄哄地說到我公司來吧，我缺兩個女秘書。她們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自己是泛太平洋汗腳集國的獨立董事，兼任中華臭豆腐公司的CEO，那兩個都笑，說不去不去，你自己臭就行了，別把我們也搞臭了。這個“搞”字說得我邪念頓起，歪着嘴打量她們，高一點的那個穿條短裙，還架着二郎腿，隱隱約約露出黑色的三角褲，看得我心旌搖盪，口水直流。
這次出來，我一直都沒找女人。在達川的最後一晚，我躺在牀上翻來覆去地睡不着，把電視節目從頭翻到尾，從尾翻到頭，看了一腦袋廣告。飲料聽着象王母尿，滋陰壯陽，補氣提神；西藥被吹成東灜大補丸，有病治病，沒病強身，聞一聞都能防止便秘；最可笑的是衛生巾的廣告，行動自如不滲漏，加寬加長有凹槽，怎麼聽怎麼象口罩。正無聊間，樓下桑拿中心打電話上來，問我要不要按摩。我問了問行情，臺費100，小費300，算公道價格，就讓他們派員上來。第一個臉上有雀斑，影響情緒，不要；第二個太瘦，肯定硌得慌，不要；第三個太老，第四個太矮，第五個胳膊上有菸頭的燙傷，統統不要。挑到最後，老闆娘勃然大怒，在電話裡罵我是“憨包”，“花不起錢就別裝瀟灑，自己耍自己噻”，並祝願我過度，精盡人亡。我哭笑不得，訕訕地掛上電話。
其實不是小姐長得醜，是我自己有問題。這些年我跟無數女人上過牀，對**已經漸生厭倦。陳超說黃帝御女千人，最後得道昇仙，估計我也快趕上老祖宗了，“庶幾得道焉”。仔細想一想，嫖娼真的挺沒意思，花400元錢，就爲做一兩百次俯臥撐，完了一拍兩散，誰都不認識誰，真真是虧本買賣。我現在更怕水分釋放後那種空虛的感覺：所有人都走了，只剩我赤身地躺在牀上，眼前萬象倒塌，失去的世界慢慢變成灰色，什麼生活啊、理想啊，想什麼什麼沒勁，一切不如意的事都涌上心頭來，這種時候，心裡總會有個聲音在問：陳重，這就是你要的麼？
那不是我要的。我渴望親吻、擁抱、溫柔的對視，甚至渴望那些最終會被揭穿的謊言，而不是單純的活塞運動。這些日子我對夜晚漸生恐懼，一點點響聲都會把我吵醒，在黑暗中睜着眼睛，看什麼都會變形，燈光象死人眼，窗簾象殺手的風衣，有一天我把皮帶搭在牀頭，半夜驚醒後它變成了一條蛇，蜿蜒而來，差點把我嚇哭。那種時候，我多希望身邊有個人啊，手搭在我胸膛上，或者躺在我臂彎裡嘟嘟囔囔地說些什麼，支使我倒茶倒水。天亮時她會親我一下，敲敲我的腦袋，說：“豬啊，再不起來就要遲到了！”
金海灣那夜之後，趙悅一反常態地沒有任何反應。我本來以爲她會打電話質問我，在心裡設計了無數種應對方案：罵她下賤、淫蕩、無恥，或者說她蠢得象豬一樣，明擺着是耍她都看不出來，或者連接都不接，讓她自己慢慢想去吧哭去吧恨去吧死去吧，我會在旁邊微笑的。
但她始終沒打那個電話，這讓我十分失落，象是鉚足了勁一拳打在空處，閃得生疼。她結婚那天我本想祝賀一下的，詞都想好了：狗男女終成眷屬，賤骨頭不得好死，然後再重重的呸上一聲。撥過去才知道趙悅連手機號碼都換了。
那夜在內江醒來，頭疼得象要裂開一樣，四肢無力，腦子卻無比清醒。想想自己28年來的人生，苦苦折騰了半天，到最後卻什麼也沒抓住，連老本都丟光了，忍不住又掉了兩滴眼淚，趙悅這時估計正在和姓楊的廝殺吧，不知道會不會跟他“口吃”，腦袋前後搖擺，嘴裡唔唔有聲。我越想越氣，一腳把被子蹬下牀，心裡恨恨地想，日他媽，這事還沒完！
在火車上睡了一夜，嘴裡又腥又苦，褲子前面支楞着，背了半天語錄纔敢下牀。這是我們系主任的經驗之談，他的名言是：政治導致**，文學治療**。所以我還應該背兩句詩：
提提褲子下牀來，
有誰看見我的鞋？
那兩個姑娘笑得前仰後合，說沒想到臭總您還是個詩人，自從昨天我表明身份之後，她們就一直叫我“臭總”，我一臉壞笑，請她們吃燈影牛肉，一遞一接間順手摸了高個子姑娘一把，她臉紅了紅，不過沒有退縮，我心裡一陣高興，越看她越漂亮，越看她越象我盤裡的菜，忍不住笑出聲來。
又胡扯了半個多小時，火車就到站了。成都的天空總是陰沉沉的，北站依然喧囂雜亂，出站口擠滿了人，象洪水過後的螞蟻，互相撕咬着、拉扯着，瘸腿斷手地爬進這個危險的城市，在每一條小巷、每一棟房子裡挖坑、刨土，然後跳進去將自己深深掩埋，永遠不得重生。
我堅持要把兩個姑娘送回家，她們說不用客氣，我板起臉，向她們講解社會的險惡：“到處都是壞人，我怎麼放心你們自己回家？”然後批評她們的錯誤：“你們長成這樣子，給社會造成多大的負面影響———咹？上萬頭色狼都盯着呢。作爲一個有責任心的公民，我怎麼能看着犯罪率上升無動於衷？”她們都笑，說就你最象色狼，還說別人。
這年頭的姑娘們都喜歡壞男人，只要嘴皮子靈便，再加上點不要臉的革命精神，一般的家庭婦女都能生擒。還有一個要點就是不能把自己說得太好，人都有逆反心理，你越說自己是個壞蛋，她就越關注你的優點。李良在這方面總是不開竅，他身體的檢查結果沒出來之前，有一段時間也想跟我學着泡妞，我帶他走遍了成都市的大小酒巴，我每次都小有斬獲，他卻總是空手而回。我詳細地分析了我們的戰略戰術，發現最大的區別就是：我一開口就承認自己是個色狼，他卻總是跟人講人生、講理想，甚至講道德。李良啊。
李良沒死。他回學校去了。我剛離開成都，就接到了他的電話，那時車上正在放《阿郎的故事》，周潤發翻滾倒地，張艾嘉和他兒子在場外失聲痛哭，在跌跌撞撞的頭盔下，看見他異常平靜的眼神，訴說無盡憂傷，“那悲歌總會在夢裡清醒，訴說一點哀傷過的往事，那看似滿不在乎轉過身的，是風乾淚眼後蕭瑟的影子…”旁邊一個鬍子拉茬的傢伙哭得泣不成聲，我心裡跳了跳，對李良說：“你媽的，我還以爲你死了呢！”李良輕輕地笑了一聲，說這麼多年了，最讓我留戀的就是我們大學的時光。
畢業前李良在文學社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我的情感家園》，有一些段落我至今都能背誦：
“圖書館總是借不到你想要的書，寢室裡總是有股汗腳味，老大的牆上糊着張曼玉，胸前用鋼筆畫了兩個圈，這是他理想中的愛人；陳重的書架上放着一把大刀，也許有一天他會殺人；王林肚皮上有塊噁心的胎記，他說長這種胎記的人都當大官……
……
我在最後的段落裡熱淚滿眼，青春的序曲還在迴響，而我卻將永遠離開。……無論我將來成功還是失敗，悲傷或者幸福，你都會看到，在我生命的深處，有一個永遠不能抵達的家……“
從某種意義上說，李良永遠都長不大，他總在懷念過去。有一個寓言是這樣的：給你一串葡萄，你是先吃大的，還是先吃小的？我選擇大的，說明我是一個樂觀的悲觀主義者、一個生活的透支者，雖然吃到的每一顆都是最大的，但葡萄本身卻越來越小；王大頭選擇小的，說明他是一個悲觀的樂觀主義者，希望常在，卻永遠不能抵達；而李良，李良不吃葡萄，他是一個葡萄收藏者。
他在學校裡拍了厚厚一大摞照片，光我們宿舍樓的外景就有十四張。我一張張的翻看，每一個細小的場景都勾起我深深的回憶：我們喝醉了酒坐在樓口大聲嚎叫，有時大笑，有時痛哭；我們半夜歸來，搭着人梯翻牆而進，背上灑滿月光；我們在樓前集體合影，唱“讓我們蕩起雙槳，誰來作我孩他娘？”是的，還有趙悅，她那時總站在梧桐樹下，拿着書包和飯盒，等我下樓吃飯、上自習，或者去小樹林裡緊緊擁抱……
毫無疑問，青春是美的，儘管美得那麼殘酷。
李良說我們宿舍還象當年那麼髒，牆上糊着**照，地下躺着臭襪子，新一代的大學生還在談論我們當初的話題：詩歌、愛情，還有美好的未來。老大牀上睡的是新一代的老大，我的牀上住着一個蘭州產的小胖子。見證過我愛情的小樹林剷掉了，現在那裡是一個網球場；教我們寫詩的林老師死了，師母把他的一堆手稿全燒了；留校的張潔生了一個八斤重的兒子，趙悅的好朋友許敏當上了團委副書記，走路都梗着脖子，李良說：“你知道嗎？趙悅懷孕五個月了，許敏說她一定要生下來，誰勸都不聽。”
那一夜，成都下了很大的雨，從秦嶺逶迤而來的黑雲遮住了這城市上空所有的星星。秋風掠過枝頭，樹葉紛紛飄落，或隨水東流，或輾轉成泥，青綠的生命一去不回。府南河邊，孤零零地站着一個年輕人，他拋下雨傘，仰面向天，嘴裡嗬嗬有聲，象是在哭又象是在笑。
在他身邊，車流滾滾而過，喇叭嘀嘀鳴響，路對面的房檐下，一羣躲雨的孩子對他指指點點，開懷暢笑。一個俊俏的小姑娘說：“看啊，那裡有個瘋子！”一個虎頭虎腦的小男孩大聲反駁：“不是瘋子，他想跳河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