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段祺瑞恢復了張作霖的“名譽”，還饒上了關內三省，兩個人還是最終撕下臉上的僞裝。不過張作霖需要消化勝利的果實而暫時無暇以武力推翻段祺瑞，段祺瑞也因巴黎和會鬧得個灰頭灰臉低調了好久並需要時間來重聚人心，雙方爭鬥的結果是無聲的退卻，最終沒能開打。
只是從此之後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國會卻成了國人謾罵的對象，不能忘卻山東問題之恥的國民，開始用筆桿子來挑戰他這位實權總理的權威。
1919年9月15日，上海《民國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爲《安福世系表之說明》的文章，仿照家譜形式，將當局十數位政要列進一個跨國的五代家世譜系，於嬉笑怒罵中充分顯露了民衆輿情不滿和義憤情緒。戲稱當時的大總統徐世昌爲日本人的“私生子”，一時轟動全國。
所謂“安福系”，是因爲去年初段祺瑞命親信徐樹錚、曾毓雋、王揖唐等在安福衚衕建立安福俱樂部，靠這一派系的力量成立了新國會，因此這屆國會也被稱爲“安福國會”或“安福政|府”。
安福政|府暗箱操縱推舉徐世昌爲大總統，實行親日政策，以鐵路、礦山、森林等權益換取日本鉅額貸款以擴充軍力，激起民憤。“巴黎和會”中英美諸國就因爲這個把柄出讓了中國在山東的利益從而導致了“五四運動”，運動爆發後《民國日報》就在這一背景下調侃了中樞諸大公。
這張署名“某君戲作”的家譜顯示：把“日本人”放在最高位置“祖”上，影射日本是中國當局操控者，北洋政|府是日本的子孫附庸；
徐樹錚是段祺瑞最爲倚重的心腹，同時也是安福系的第一干將。他策劃組建安福俱樂部，成立安福國會，手握實權拋頭露面主持出賣大宗主權以換取日本支持，因此定爲“本身”；
段祺瑞是安福政|府的幕後實際操縱者，所以爲“父”；
大總統徐世昌的大位是安福國會操縱選出的，“猶非正式結婚所生之子，則爲私生子”；
倪嗣沖、曾毓雋是徐樹錚的得力助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定位爲“兄”與“弟”；
朱深、王揖唐、方樞忠心耿耿爲徐樹錚奔走呼號，定位爲“子”；
龔心湛、張弧趨炎附勢投靠安福系謀求升官發財，“恰合螟蛉子、乾兒子也”；
劉恩格等人地位與職權在子之下，“皆有承家分產之望，名之以孫宜也”；
袁榮叟是投奔來的，地位在劉恩格等之下，被稱爲“繼孫”。
這樣一幅描繪安福系的“家譜圖”，十分形象地反映了其政治分野，挖苦諷刺令人叫絕。一時間《民國日報》銷量大增，安國政|府諸君成爲全國一大笑談。
在古代辱罵皇帝是“十惡不赦”的嚴重侵害皇帝個人尊嚴的“大不敬”行爲，不但自己掉腦袋，還要株連九族呢。段祺瑞、徐樹錚等政要自然氣急敗壞甚至放出話來，說務必判處關閉《民國日報》，對邵力子、葉楚傖判處徒刑。
《民國日報》1916年1月於上海創刊，報館設在租界河南路12號，是中華革命黨在國內的主要宣傳刊物，籌辦者陳其美，總經理邵力子，總編輯葉楚傖。其副刊《覺悟》是“五四”時期四大副刊之。邵力子1882年出生於紹興陶堰邵家漊，初名景奎，字仲輝，筆名力子，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葉楚傖1887年出生於江蘇吳縣，原名單葉、宗源，著名的南社詩人，政治活動家。
憑心而論，民國初期，包括中期，對於言論自由確是中國曆朝歷代所不能比擬。在“五四運動”之後，民衆的覺悟空前提高，對中國皿煮進程來講，是一件大好事且值得提倡。故而當這則消息被當作花絮傳到張漢卿耳中，他敏感地覺得可以藉此大做文章。
人民黨組織了黨內的筆桿子，集結了在奉的法學界泰斗們，連續在《奉天日報》發表文章，號稱“依法治國十三論”，極大地聲援了《民國日報》的行爲，並把這一事件及其處理上升到治國的高度，羸得國內數百家媒體的共鳴。
張漢卿在論述中認爲，撇開是非正錯不論，允許民衆罵街是政|府進步的象徵，民國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就體現在這個方面。只要不是誹謗，政|府應該謙虛地傾聽民衆的意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對不明真相的民衆或片面的說法，不應該動輒得咎，而是引導和勸誘。因爲隨着大政|府時代的來臨，原本三權分立的行政權越來越膨脹，而立法權在國內尚屬泊來品，缺少一定的民間基礎，完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報紙就是民衆的喉舌，就是聲音，就是民意，是百姓監督政|府的重要形式。
在他看來，總統是人，記者是人，普通的百姓也是人，大家都是中華民國的公民，都有權利對國家的發展、行爲、政策和戰略提出自己的見解。美國之所以被認爲是皿煮的象徵，就是美國人可以隨罵總統。後來有句笑話說：“中國人認爲罵美國是愛國，美國人也認爲罵美國是愛國，在這種情況下，中美兩國人民終於找到了共識。”
美國人總統，報紙可以罵，國會可以罵，甚至上屆總統也可以出來罵，非罵得你體無完膚不可。當然這種罵不是潑婦罵街，而是對其言行的抨擊。當然總統也要表現出豁達的態度，要笑迎唾沫，以理服人，這是一種文化。
中國古代就有這種文化，但主要是以官員的內省行爲作爲修身養性的一部分。《舊唐書》中有寫到武則天時的宰相婁師德的弟弟被朝廷派去守代州，在上任前向他辭行，他教導他的弟弟遇事要忍耐。他弟弟說：“有人把痰吐在我臉上，我自己把它擦乾就是了。”婁師德說：“還不行，你自己把它弄乾淨，是想躲避別人的怒氣，應該讓它自己幹了，纔算能忍耐。”
難道社會發展到二十世紀，中國人民的道德觀、法制觀還不如古人嗎？一個政治人物，如果沒有接受不同意見的涵養，很難相信他能有一顆公心來服務國家和社會。也許這種調侃不合時宜，但是畢竟在某種程度上給政|府以約束，將對中國未來的司法公正與獨|立奠定牢固的基礎和方向。在這種情況下，司法機構能否代表了中立的第三方，獨|立地作出對公民與政|府單位糾紛的裁決，是司法獨|立的真正體現。而作爲強勢的政|府單位，是否真正尊重司法獨|立，體現在能否降下身段，像普通民衆一樣坦然坐上被告席或原告席，接受司法機構的質詢。從這個意義上講，《民國日報》大總統誹謗案有指標性的意義。
張漢卿的話猶如一陣春風，讓國內無論是新聞界還是法學界都感到愉悅。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啊？怎麼能夠歸納出如此高度而又如此明理的對媒體界的正面態度？他們對這位東北少帥的見識和學識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