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在19世紀的幾十年裡，非熟練工人的相對工資依然較低，但實際工資水平的上升趨勢仍然可以帶來兩方面的好處，具有明顯的社會價值。好處之一是工資水平的普遍提高給人們帶來了解放，使那些工資水平較低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非熟練工人）能夠從以前不得不從事的工作轉移到更合心意的工作。例如，在“家政經濟”中做家庭主婦或者在別人家做幫工的人可以轉移到不那麼孤獨的職業中去；在地下經濟中工作的人可以到合法的經濟部門謀取職位，獲得更多的尊重，減輕人身依附；有的人可以離開原來的崗位，尋求回報更多的機會，如能發揮更多主動性、能承擔更多職責和需要更多交流的崗位。通過這些機制，工資的提高會使我們常說的經濟包容性增強，使更多的人蔘與社會的核心項目，並獲得相應的回報。對經濟包容性的描述和肯定將在下一章裡詳細討論，此處暫不展開。
工資的提高還有其他社會意義，例如減少貧困現象。當時的兩位著名經濟學家根據自己的觀察得出結論，19世紀的所有現代經濟體的貧困現象都顯著減少，至少有數據記錄的經濟體是如此。1887年，在討論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變化趨勢時，吉芬注意到赤貧者（免於償還債務的個人）的數量持續下降，從19世紀70年代上半葉的4.2%降至1888年的2.8%，這還是在人口增速創紀錄的情況下實現的。吉芬同時發現，在現代經濟來得更晚的愛爾蘭，“赤貧人數增加，同時總人口數量下降”。戴維·威爾斯（DavidWells）在19世紀90年代分析美國的情況時，在討論赤貧現象的兩頁文字中提到：“窮人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通常在下降，儘管覈查赤貧現象存在很多困難，尤其是在美國這樣每年都從歐洲國家接納大量貧困人口的國家。”對於現代經濟損害了民衆利益的說法，還有一種驗證辦法，即覈查傳染病、營養狀況及死亡率方面的數據。結果與上面的情況相似，並不是簡單的直線改善。數據表明，這些指標自18世紀開始發生變化，到19世紀顯著改善。令人驚訝的是，主要造成幼兒死亡的天花導致的死亡數量從17世紀到18世紀中期的商業經濟全盛期一直在上升，導致2/3的兒童在5歲前夭折。天花流行的原因不能歸咎於現代經濟（因爲現代經濟在當時還幾乎沒有充分運轉），而是由於國際貿易的增加：隨着全球貿易量的增長，各國進口了更多被感染的動物品種。此後，天花導致的死亡率開始下降，到19世紀的第二個25年，兒童死亡率下降了2/3。這個改善似乎更像是19世紀前10年起步的現代經濟的影響，而非18世紀70年代爆發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如前所述，那場工業革命僅限於單一的產業部門，時間也較短。隨着現代經濟體在19世紀的增強，天花導致的死亡率加速下降。威爾斯在報告中說：“在1795~1800年，倫敦的年均天花死亡人數是10180人，到1875~1880年已下降到1408人。”
主要影響成人而非兒童的傳染病的危害在19世紀也迅速降低。威爾斯提到：“鼠疫和麻風病在英國和美國幾乎消失了。斑疹傷寒曾經是倫敦的痼疾，如今據說已從這個城市完全消失。”死亡率因此大幅下降。“倫敦在19世紀60年代的平均死亡率爲24.4‰，1888年已降至18.5‰。維也納的死亡率從41‰降至21‰。在歐洲其他國家，死亡率降幅約爲1/4~1/3。美國的死亡率降至1880年的17‰~18‰。”
這些是否應該歸功於科學？專家們的看法並非如此。拉澤爾和斯賓塞指出，倫敦市的各種傳染病的危害全面降低，包括天花、熱病（斑疹傷寒和傷寒）和抽搐病（痢疾和腸胃病），應該是收入提高所帶來的公共衛生和健康措施改善的結果：
這些疾病中大部分都是衛生狀況不佳引起的。死亡率的降低幾乎同等出現在富裕人羣和非富裕人羣中……有可能是環境的改變對疾病發生率產生了影響……用亞麻和棉織品替代了羊毛衣物，出現了更好的洗滌方法，包括將衣物煮沸，這些可能是逐步消滅斑疹傷寒和蝨子的原因。
威爾斯還指出，高收入促進了飲食的改善：
雖然衛生知識和監管措施的改進也有作用，但食品供應的豐富和廉價纔是主要原因，這反過來又促進了生產和分配方式的改善……美國人的身高和體重明顯增加，如果大衆的生活水平下降，這種情形是不可能出現的。
通過這些途徑，現代經濟幫助降低了發病率和死亡率。經濟生活的生產率提高給家庭和社區提供了以日常的私人和公共衛生手段對抗疾病的必要條件。醫院條件的改善，例如防腐劑的使用，有助於控制傳染病的傳播。此外，現代醫院是現代經濟的組成部分，醫院中得到的新觀察和新知識及其在整個醫療衛生產業的傳播，是現代經濟所產生的知識爆炸中引人注目的一個方面。
隨着現代經濟體的發展和生產率提高擴散到其他國家，世界進入了良性循環。死亡率降低使年輕人口數量增加，也就有了更多可以發明、開發和嘗試新創意的人，從而可以推動新一輪的工資提高和死亡率下降。
並非完美的玫瑰園
現代社會中工資的增長令讀者感到吃驚，他們或許會想，現代經濟體的興起對就業或失業的影響的傳統看法是否也需要糾正。就在2009年，英國記者馬耶夫·肯尼迪（MaevKennedy）在看到大英圖書館剛放到網上的記錄百年曆史的英國報紙時評論說：“被今天的政治醜聞、戰爭、金融災難、高失業率和兒童酗酒現象困擾的人都可以到19世紀去找藉口，去看看那時的戰爭、金融災難、政治醜聞、高失業率和醉酒的兒童。”然而，大規模失業源於造就了第一批大城市的18世紀的商業經濟。此前，大多數人都處於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偶爾會加入間歇性的僱傭勞動或者說“工薪階層”，在那種生活狀態下不存在失業問題。商業時代來臨後，很多人移民到城市，失去僱傭崗位意味着幾乎沒有其他辦法獲取生存條件。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人們不得不盡量儲蓄，以應對失業的風險。在無能爲力時，需要互助會（行會）向手工業者提供幫助，很多人還求助於親朋好友。政府負責的失業保險項目於1905年和1911年才分別在法國和英國出現。
現代經濟體在19世紀的興起大大增加了城市的數量，也使失業人數劇增。一個國家的城市數量及失業人數快速增加，同時就業不足的農村出現萎縮，此時全國的總失業人數難免會有所增加。但這並不絕對都是壞事。對城市居民而言，的確存在失業的風險，但也存在獲得某些利益的機遇，這纔會吸引人們涌入城市。許多人加入城鄉移民的隊伍，這是在權衡利弊後認爲值得做的事情。
我們目前沒有數據判斷，現代經濟是否使老城市的平均失業率高於一個世紀之前的平均值。但已有數據顯示，19世紀勞動力參與率有所提高（女性），而失業率並沒有超過今天的水平（例如自1975年後的平均失業率）。最近，法國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趨勢變化最早出現於19世紀50年代，60年代之後得以持續，儘管勞動適齡人口的增長突然停滯，就業人數的增長仍在加速。”有證據表明，是現代經濟在法國的出現將更多的勞動適齡人口吸引到了非農業崗位上，而不是說農業部門存在排斥他們的因素。在英國，A·W·菲利普斯（A.W.Phillips）的經典研究追溯了1861年以來的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的關係，數據顯示，在現代經濟制度及其帶來的知識創造和變革力量的幾十年發展期內，並沒有出現失業率上升的趨勢。在菲利普斯的數據系列早期階段（1861~1910年），失業率沒有明顯上升，相比之下，1971~2010年的情況卻很糟糕：在這個時間段，英國已不是知識和創新方面的領跑國家。我們由此得到的啓發是，快速的知識增長以及生產率和工資的提高通過多種渠道控制住了失業水平，而今天的英國由於經濟和社會的創造力下降，已很難做到。無數的補貼項目和政府機構成功地減輕了低收入羣體的失業現象，但未能扭轉這一趨勢。
那麼，爲什麼現代經濟體一直被糟糕的聲譽所困擾——包括19世紀和之後出現的現代經濟體？它們都被貼上了威廉·布萊克（WilliamBlake）的“黑暗的撒旦磨坊”的標籤。這是他創作於1804年的作品，那是在工廠出現前的那個10年。過程艱辛、待遇微薄的農業勞動大多數會被各種工廠中常見的枯燥、髒亂和喧鬧的場景取代。查理·卓別林在1937年的電影《摩登時代》中展現的生產線，給人的印象更多的是愚笨無知，而非極具壓迫性。無論如何，工廠並不是19世紀乃至20世紀上半葉的現代經濟體的特有現象，某些缺乏現代性的經濟體也出現了類似的甚至更糟糕的工廠景象，如列寧—斯大林時代的蘇聯。而且，工廠的興起並非任何階段的現代經濟的必然產物，未來走向現代社會的國家完全有可能跨越工廠階段，直接進入辦公室和網絡經濟階段。
可能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對我們而言，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可能對19世紀興起的現代經濟體快速蔓延的城市骯髒和令人窒息的污染狀況感到吃驚。但我們可能忘了，這對於那些剛剛擺脫中世紀的微薄報酬，收入水平提高了兩三倍的人來說意味着什麼，這就是英國、美國、法國和德國的大多數人在19世紀切切實實獲得的收益。收入水平雖然是一個非常抽象、毫無生機的數字，但更高的收入降低了貧困發生的概率。
對那些成功建立現代經濟的國家而言，它們獲得了巨大的物質利益：隨着收入的提高，更多人獲得了自立的尊嚴，他們得以解放出來，加入社會生活，開闢了與鄉村不同的城市生活的選項。隨着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在很多基本方面得到改善，疾病造成的早亡風險降低，使人們可以有更長的壽命享受新生活。新的中產階級大量涌現，他們可以外出用餐，去體育館或劇院休閒，讓子女接觸藝術活動。有人說，每個美國家庭的客廳似乎都有一架鋼琴。
如今看來，這種“持續增長”似乎已不再重要。與消費和健康狀況很差的當年相比，對現代人來說，更高的收入水平已沒有那麼重要，例如，從19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人們的工作日和工作周的數量大幅減少。本書的主題之一是，對現代經濟體中數量不斷增加的人羣而言，工資的持續增長已不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10年之前開展的一項有關“幸福”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家庭調查數據顯示，在達到某個數量後，收入更高的人並沒有報告更高的“幸福指數”，就像佛教徒不再需要更多的消費和休閒一樣。此外，收入的提高往往伴隨着更重大的責任。當然也有後續研究者從類似的數據中得出上述觀點並不準確的結論。但不管上述結論準確與否，我們都知道“金錢買不來幸福”。幸福與收入沒有必然聯繫，獲取高收入是獲取滿足的手段，這種滿足不屬於“幸福”。相反，人們的收入不足會對實現很多重要目標構成障礙，如實現個人發展和獲得滿意的生活。現代經濟體的巨大成功就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使因爲收入短缺而不能實現非物質目標的人越來越少。
當然，如果現代經濟沒有在西方興起，依然由巴洛克時代的商業經濟主導，隨着可能出現的科技進步（不管具體是哪些進步）對經濟發展的外生影響，工資水平和收入同樣可以提高，但工資和收入的提高速度絕不可能那麼快。如果外生的科技因素是19世紀少數西方國家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那這樣的科技進步應該能產生水漲船高的普遍推動作用，會同時擡升荷蘭和意大利這些國家的發展水平，這兩個國家在剛進入19世紀時相對來說具有生產率優勢。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在1820年左右都處於類似的起跑位置，但後來少數國家的物質進步遠遠超過其他國家，這個事實反映了現代經濟體取得的傑出成就。
總之，本章不但定量分析了現代經濟的出現給少數國家帶來的快速增長，還通過證據表明，現代經濟紮根以後，通過永不停歇的新經濟知識的創造，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現代經濟體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是因爲它們的體制結構能夠很好地推動和實現大衆參與的創新。大衆參與的創新自下而上滲透至整個國家。與這種創新的草根性質一致，收入等方面的收益也較爲平等地被很多弱勢羣體分享，健康和長壽等其他收益也更多地流向弱勢羣體。正如最近出版的反映這段發展歷程的美國曆史書所言，這是一場經濟“革命”，“在很多方面是之前從未降臨到美國普通民衆身上的最大福祉”。
物質方面的進步並非現代經濟的唯一成就，它在非物質的、無形的方面帶來的改變（包括體驗、理想、精神和想象力）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同樣翻天覆地。這些將是下一章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