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幸的是，全世界有很多國家在壓制競爭，爲保護那些有門路的人而限制市場進入，對促進和鼓勵創新卻毫無作爲。操控這些經濟體的人和在其中飽受煎熬的人卻將其視爲典型的“資本主義”，美國經濟則被視爲資本主義的“例外”。在北非，由政治家、精英階層和軍隊組成的聯繫緊密的小圈子把工商業作爲自己的領地，外來者不可能獲得准入執照，也就不可能同老牌企業開展競爭。人們以爲，“資本”（統治集團的家族財富）在這些經濟體裡佔據支配地位，所以就稱其爲“資本主義”。其實資本主義的一個標誌應該是：資本家們是相互獨立、缺乏協調、彼此競爭的，沒有哪個君主或寡頭佔據支配地位。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徵之一是：允許和歡迎擁有創意的外來者加入，並爭取對其項目感興趣的資本家的投資。更準確地說，寡頭經濟體應該被視爲社團主義的一種形態，產業部門被迫服從某種形式的政治操控。
本章開篇的問題是，什麼樣的內部結構注入和激發了現代經濟體的活力？以上的討論分析了現代經濟體依靠哪些機制篩選值得開發和應用的新創意，那麼新創意的產生又是由哪些因素推動的呢？
對越來越多的科學主義信徒來說，新的經濟創意的概念是陌生的，這種理論在20世紀佔據了學術界的主流，更不用說完全排除任何新創意可能性的歷史決定論了。正如本書前言中所述，德國曆史學派認爲只有科學家纔會有新創意，這些創意在經過實驗驗證後，通常會帶來科學知識的增長。但這樣的理論從來都不具備說服力：從哥倫布到牛頓那個時代幾乎沒有創新，而從蒸汽機到電力那個時代則沒有劃時代的科學進步。但一套理論的失敗並不足以使其停止傳播。熊彼特在其處女作發表約30年後再次肯定地說，只有科學家能產生新創意，包括杜邦公司這類巨大的工業實驗室中產生的創意。今天的流行理論是德國新歷史學派：新技術“平臺”上出現的天才創意家，如“萬維網之父”蒂姆·伯納斯–李（TimBerners-Lee），芯片的發明者傑克·基爾比（JackKilby）和羅伯特·諾伊斯（RobertNoyce）以及計算機的發明者查爾斯·巴貝奇（CharlesBabbage），他們爲後續的應用浪潮開創了基礎性的突破。科學主義的說法很容易迷惑大衆。人們不需要追問科學家和工程師是從哪裡得到的靈感，因爲大家都知道那來自他們在實驗室裡的觀察以及學術期刊上報告的新發現。研究者和實驗者的確沉迷於他們的科學和工程世界，其實，企業家和投資人也同樣沉迷在自己的世界裡。
現代經濟的到來引發了改變：現代經濟把那些接近實際經濟運行、容易接觸新的商業創意的人，變成了主導從開發到應用的創新過程的研究者和實驗者，而科學家和工程師往往被他們召集過來提供技術支持。事實上，現代經濟把各種類型的人都變成了“創意者”，金融家成爲思考者，生產商成爲市場推廣者，終端客戶也成爲弄潮兒。現代經濟在過去兩個世紀的推動力就是這一經濟體系——由經濟文化與經濟制度構成的體系。正是這一體系，而非流行理論中強調的傑出人物，纔是現代經濟的活力之源。
現代經濟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想象域：負責新產品和新工藝的構思，探索其如何製作、如何使用的想象空間。創新過程所依靠的人力資源是前現代經濟沒能充分利用的。在熊彼特的理論中，前現代時期的發展依靠當時的企業家開發外來發現可能實現的項目，在談論人力資源時，他強調了“把事情做成”的決心和迫切願望。而現代理論家認爲，現代的企業家是企業的所有者或經理人，他們在並不掌握太多微觀或宏觀實際知識的情況下，“在還沒有也不可能有百分百正確的模型或決策規則時，展示出了做正確決策的能力”——這是馬克·卡森（MarkCasson）在1990年的一篇評論中對企業家的描述。投資人和企業家的這種決策才華需要所謂的判斷力（對未知趨勢的判斷）和慧根（對尚未察覺的作用力、未知的未知因素的感覺）。這種判斷力需要對不同行動的後果的想象力。企業家的這些才能被稱作“現代企業家精神”，但它並非快速變革和新事物的源泉，它並不等同於創新精神。
想象域中的自主創新過程所依賴的是另外一套人力資源，其基本要素是想象力或創造力，對可能開發和推廣的還沒有人想到過的事物的構想。如果沒有想象出另外的途徑、目標，或者沒有想象到有價值的成果，那就不可能在現有知識的基礎上獲得很大進步。因此就像大衛·休謨在其對現代社會影響深遠的作品中所言，想象力是成功變革的基礎。實現創新還要求有洞察力，看到哪個新方向可以滿足此前並不爲人知的願望或需要。這種洞察力經常被稱爲“戰略眼光”，這是一種難以解釋的直覺，可以感知其他企業是否會採取類似戰略。史蒂夫·喬布斯的巨大成功就來自他傑出的創造力和洞察力，此外對探索的好奇心以及追求與衆不同的勇氣也必不可少。
如果在一個經濟體裡，人們沒有創新的動力和激勵，或無法獲得創新的條件，這種想象域也就根本不存在。這套體制運轉的動力來自於財務回報和非財務回報的組合。財務回報是重要的，實現鉅額盈利的前景有助於爭取家庭成員對自己的創業投入的支持。因此，如果不能合法地取得商業創意的收益（如賣給某個企業家以取得分紅，或者在能夠獲得專利保護時收取專利費或者出售專利），就不會有很多人構思和開發商業創意。如果企業家和投資人不能自由創建新企業、自由進入某個產業、自由出售企業的股份（如今主要是通過公開發行）、自由關閉企業（在無銷路時），他們就不會對創意的開發進行投資。創業家還需要知道，潛在的終端客戶（消費者和生產商）有沒有放棄現有工藝或產品、嘗試新事物的自由。總之，如果沒有財產保護和盈利的激勵，不管非財務性質的回報有多大，多數創業家都不願冒險。
當然，對現代經濟的運轉而言，某些非財務激勵也同樣重要，甚至非常關鍵。除了財務回報外，現代經濟還依賴一種激勵性的經濟文化。社會的巨大活力使人們從小就被培養出相應的生活態度和信仰，也使他們容易被這樣的機遇吸引：有新奇的激動、有神秘的誘惑、有障礙的挑戰，以及有新風景的啓發。高度的活力要求企業界人士從小就習慣利用想象力和洞察力尋求新的發展方向，要求企業家渴望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腳印，要求風險投資人憑藉直覺採取行動——“我喜歡她的標新立異”，要求終端客戶願意嘗試那些性能價值未知的新產品和新工藝，還要求熱情、好奇與自我表現等動力因素。總之，經濟制度的巨大活力要求其所有組成部分都具備高度的活力。
創新還依賴人們的個人觀察和個人知識。產生新的商業創意的人往往都是近距離觀察某個商業領域、理解其運轉過程的人，他們瞭解某個領域的新產品或新工藝的潛在市場規模，而遠離所有產業的人很少能產生真正可行的商業創意。某個商業領域的從業者所能得到的知識和發現的機遇，是其他途徑難以發現的，甚至完全沒有發現的可能。
偶然看到某個零售空間有更好的用途，或者發現快遞包裹有更好的路徑，確切地說不是我們所談的創新。當然也可以說，激發新的商業投資設想的具體行業知識也會激發真正的商業創意。同樣，鼓勵新投資的積極態度也會鼓勵創新活動的創意。
這樣一來，對商業人士的創意來自何處這一問題，我們很自然地就得到了答案：它來自產業部門內部。商業人士在工作中獲得個人的觀察和知識，與共享的公共知識（如經濟學）相結合，形成了新工藝或新產品的概念構想——這與科學研究是同一道理，專注於實驗數據、專業知識的科學家結合通用學科的知識，產生了新的有待驗證的公式或猜想，從而可以爲科學知識的增加做出貢獻。商業人士和科學家都要依靠個人知識、個人觀察，也分享自己所屬羣體的公共知識。當然，很多科學家堅信商業人士的創意來自其行業之外，就像人們常說的作曲家的靈感來自音樂以外一樣。對於這種普遍錯覺，美國指揮家羅伯特·克拉夫特（RobertCraft）曾談到記者們與伊果·史特拉汶斯基（IgorStravinsky）的對話：“大師，您能說說是從哪裡得到的靈感嗎？”他迴應道：“當然是從鋼琴裡。”
在奧地利出生、對奧地利學派影響巨大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首位從這個視角分析經濟運轉的經濟學家。他在1933~1945年的開創性研究中，認識到周圍複雜經濟生活中的生產商和顧客擁有寶貴的實際知識，懂得如何才能最好地開展生產、最該生產何種產品。通常來說，這樣的知識具有地域性，關係到周邊的環境，涉及五花八門的領域，並不容易被外人知曉和理解，是一種私人性質的知識。即使所有知識都能免費獲得、對公衆公開，它們也往往過於複雜、難以理解，更不用說消化吸收了。因此，這樣的知識始終分散在經濟生活的所有參與者之中，每個產業都有大量的專業知識，每個參與者都掌握自己和少數人才熟悉的細節知識。這種情況導致了兩個結果。
第一，複雜經濟的收益主要來自市場，個人和企業在其中交易產品和服務，因此實際知識的專業化分工就可以延續，人們不需要成爲什麼都知道但什麼都不精通的萬事通。某個產業出現的新知識會通過市場機制（價格下降或其他信號）迅速傳遞給整個社會。
第二，這樣的經濟如果不受束縛，會成爲不斷獲得經濟知識（生產什麼和如何生產）並淘汰無用的舊知識的有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正確的價格會被“發現”，每個公司和參與者都像前方的探路者或者負責搜索的螞蟻，通過對所有局部變化的觀察和分析，敏感地做出反應，調整生產方向和產量。如果某些產品的產量有所提高，其市場價格的相對下降將向社會表明產品成本比從前降低了。這就是哈耶克版本的知識經濟的運轉。
不過，哈耶克的論述並不包括創新的內容，也沒有將由經濟生活參與者的創造性刺激並開發出來的自主創新考慮在內。在被廣泛引用的1945年的一篇論文中，他明確指出自己討論的話題是對“環境改變”的“適應”。這種適應當然也要依賴前文所討論的現代企業家的某些人力資源：判斷力、慧根以及開創自己事業的動力。
與創新不同，適應具有可預測的特點。適應不需要直覺性質的思維跨越，而是對遲早會發生的變化的反應，同時會拒絕不符合適應需要的其他變革。如果環境不再發生變化，適應性的反應也就不再持續。適應不是破壞性的，它是破壞的終結，而不會導致新破壞。相反，創新不是依靠現有知識可以確定的，它具有不可預測的特點。這種新事物是以前不可能知道的，但許多商業人士卻擁有這樣的錯覺，認爲創新就是出去看看顧客需要什麼東西。對“創新是可以預見的”這種謬論，沃爾特·溫琴蒂（WalterVincenti）批評說：
對可回收起落架的“技術強制要求”是事後形成的結果。當時的設計師按他們自己的說法並沒有預計到這種情況……創新者能看到自己想達到的目的和如何能到達的手段。但假如他們的創意是全新的，那就不可能準確預見到這種創意能否在滿足所有條件時實現正常運轉。
不可預見的創新可能是破壞性的、帶來新的複雜拼圖的課題，然後是如何進行適應。創新是適應過程中出現的偶然事件，比預想快得多的重大適應性改變也可能造成破壞。創新可以是極其短暫的，但大多數未來的創新建立在今天的創新的基礎上，這些活動的積累會使實際經濟發展經歷非常複雜的過程，嘗試很多原本可能被忽略的可能性。因此，創新要經歷的考驗比單純的適應要嚴峻得多。
創新需要構建新事物的想象力和洞察力的智慧，還要求進入未知領域、與同伴和導師分道揚鑣的勇氣。創新者由此被視爲英雄，他們將追求創造放在舒適之上並勇於面對失敗和損失。然而，沒有理由認爲創新者喜歡風險。明尼蘇達的創新者哈羅德·布拉德利（HaroldBradley）和歐文·布拉德利（OwenBradley）說，創新來自對商業或世界的新模型的構想。因此，不論是公司創始人、天才的首席執政官還是敢於嚐鮮的終端客戶，這些創新者都被一種內在的需要推動，想要對自己或他人展示與衆不同的理解。
亨利·福特對大規模汽車生產的追求就是創新的典型案例。在2011年題爲“尤里卡”（Eureka）的演講中，哈羅德·埃文斯（HaroldEvans）講了下面這個故事：
許多美國人都以爲是福特發明了汽車，其實無論是在歐洲還是美國，乃至他本人的家鄉，都有很多人走在福特前面。福特說：“我什麼都沒發明，我只是把其他人的發明組合起來了而已。”但福特其實做出了非常令人震驚的新發明，這不是說他創造了自動化生產線，使奧利弗·埃文斯（OliverEvans）在1795年設計的生產線的加工效率提高了5倍……他真正的天才級創意在於：每個人都應該擁有一輛汽車的平等主義的理想。
儘管有人和福特本人一樣，並不認爲他具有多強的創造性，但他卻開闢了對新型生活方式的預見，並用實踐證明其可行性。另一個具有啓發意義的故事是偉大的美國跨境大鐵路。埃文斯在2004年推出的《他們創造了美國》（TheyMadeAmerica）中這樣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