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也屬於這一羣體，在他從事寫作的18世紀後期的法國，封建領主的勢力正在萎縮，工商業的發展機遇被打開，他表達了行動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性。他在其不朽作品《老實人》中寫到，行動不需要任何社會理由或者是非判斷。伏爾泰建議我們把這些都忘掉，因爲商業活動本身就具有意義，而且能帶來豐厚的回報。在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Bernstein）作曲的音樂劇《老實人》的最後一幕，作曲家斯蒂芬·桑德海姆（StephenSondheim）借用伏爾泰的原作，用四句話提煉了伏爾泰思想的精華：
我們既不純潔、聰明，也不善良，
我們只是儘自己所能做到最好，
我們要修建自己的房屋，砍伐自己的木頭，
把我們自己的花園打理得生機勃勃。
伏爾泰認爲，社會缺乏相應的智慧、專業知識和善意，因此無法設計、運行和維護可能實現的最佳經濟結果。儘管對很多重要的事情知之甚少，但我們可以在社會允許的範圍內專注於自己的事業，進而擁有美好生活，形成一個近乎完美的經濟體。伏爾泰鼓勵我們利用已經掌握的以及在前進過程中積累的知識和經驗，使生活變得更有趣味、更有收穫。我們也可以這麼理解，是法國經濟學家首先發現了企業家的關鍵作用。
在20世紀中葉，人們更加關注職業生涯帶來的滿足的性質，以及個人掌握和利用的知識對這些滿足感的作用。這方面的思想先驅是約翰·杜威——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和影響哥倫比亞大學幾十年的學術巨頭。杜威先於哈耶克認識到，普通工人掌握了工作過程中需要的大量專業知識，並強調人們需要在解決問題的活動中充分利用這些知識。即便是普遍教育程度的工人也可以參與其中並獲得知識進步，通過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問題，或者完成其他人安排的適當任務，可以掌握某些技能（知識的一種類型）。此外杜威似乎還認識到，每個工人都可能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工人們完全可以圍坐在會議桌前進行內部討論，爲當前的問題尋找最佳解決方案。
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AbrahamMaslow）在1943年發表的影響深遠的論文中對人類的需求進行了分類，在分類時，他爲精通某種技能或產業（通常是經過學習培訓）的需求留出了位置。這種需求緊隨最基礎的生理需求和第二層級的安全需求。馬斯洛還認識到了參與問題解決過程的需求，這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需求。
約翰·羅爾斯在其關於經濟正義的權威著作的結尾處，非常清晰地描述了實用主義流派關於美好生活的理念——他稱其爲“亞里士多德派”的觀點。人們在職業生涯中通過發掘自己的天賦或能力獲取知識，這是自我實現的本質。這種自我實現（或者我們能夠做到的部分自我實現）是每個人都具有的核心動力。羅爾斯的論述清晰有力：
人類喜歡發揮他們的能力（包括天賦和後天獲取的能力），能力發揮得越充分、複雜性越強，這種愉悅感就越強烈……這是一種激勵規則，是許多的根源……還有，它表現爲一種心理規律，影響着我們的組成的變化，而且意味着一個人的能力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得到提高……在人們培養起這些能力並掌握使用技巧後，他當然願意從事他的新技能能夠勝任的更復雜的事務。他在以前能獲得滿足感的簡單事務已不再有足夠的吸引力……現在我們可以接受亞里士多德規則了，在考慮到其他假設的情況下，發揮和培養熟練技能通常是理性的選擇……在環境允許的情況下，理性的選擇可以使人動力十足，並且儘可能發揮其最大現有能力。
阿瑪蒂亞·森1992年和1999年的著作是對這個學說相對較新的補充。森指出，目前對於亞里士多德定義的美好生活的思考缺失某些基本內容。現在仍在講授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先不管是否排斥其他學派）把“效用”或幸福當作一系列產品和休閒選擇的函數，這種幸福還可以被視爲消耗的資源的間接函數。彷彿經濟生活的參與者都參加了一場綜合性的一次性大拍賣，將他們的整個未來投入交易。森對此表示反對。在他的“能力方法論”中，人們生活中獲得的所有滿足都要求具備相關的“能力”——做事情的能力。選擇獲取何種能力是實現滿足的一部分。因此，他贊同馬歇爾和繆達爾關於工作具有吸引力的說法（參見第三章）：
除了間接聯繫以外，能力與福利之間還有直接聯繫……福利直接取決於能力的發揮。選擇本身就是生活中很有價值的組成部分。因此，從嚴肅的選項中做出真誠的抉擇可以被視爲一種收穫……
至少某些類型的能力對福利有直接影響，能使人們的生活擁有更多選擇機遇。
森並不是在想象選擇的樂趣，他指的是在環境改變時，有能力選擇新道路所帶來的深層次的滿足。（“彩票中獎了，我將做出明智的決定，離開礦山，去上聲樂課。”）
森的思想深處可能還隱藏着一些思考。羅爾斯的理論有一個新古典世界的隱含假設，即可能存在隨機事件，但由於其概率是已知的，所以不會影響“自我實現”前景的清晰度：由於概率是已知的，個人發展的進步空間也是明確的。然而在現代經濟中，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幾乎肯定會發生經濟形態的某些根本性的改變，而我們卻完全不知道那將是什麼。在這種經濟裡，人們在某種情景中發展的自我可能和在另外的情景中發展的自我存在巨大差異。人們在生活中“實現”的不僅是發展的程度，還涉及發展的方向。在這樣的世界裡，自我既不是固定的，也不符合固定的運動定律，所以自我的概念不具有解釋價值。在電影《亨利五世》（HenryⅤ）中，哈爾王子談過人生髮展中可能遇到的跌宕起伏，他在加冕兩年後準備與法國的偉大戰爭時說:“我已經告別以前的自己。”
活力主義者眼中的美好生活
後亞里士多德的實用主義者突然停止討論美好生活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這些討論幾乎都乾巴巴地把最美好的生活描述成一長串解決問題的實用行動，鼓勵我們保持投入，從掌控中獲得滿足感。這一美好生活的概念雖然也有價值，但沒有涉及對新的可能性的想象、新的征服以及“美夢成真”的滿足和激動甚至在夢想未能實現時可能獲得的滿足感。得到完全實現的生活當然比實用主義者的描述更爲豐富多彩。但奇怪的是，這個狹義的亞里士多德的美好生活版本曾一度流行，1920~1970年，大量民衆過上了更加豐富多彩的生活，這是前所未有的。在當時的經濟中，很多人在發揮自己的創造力，構思新產品，想象其對最終用戶的好處，各種團隊在承擔開發、嘗試和應用的風險。那麼是否有其他關於美好生活的視角能夠更好地描述在那種社會中生活的感覺，表現現代經濟中的成員對於參與經濟過程的價值判斷？
與實用主義版本平行，從古代社會起，就出現了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關於美好生活的概念。哥倫比亞大學的雅克·巴爾贊和耶魯大學的哈羅德·布魯姆將其命名爲活力論。這個流派的主要人物和觀點在本書第四章中已經介紹過，這裡還要做更全面的分析。就在不久之前，歐洲國家的高中和美國的大學都在西方文學經典的核心課程中引入了活力主義文學的內容。最早的活力主義者可能是公元前12世紀的古希臘詩人荷馬（《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他留下的史詩講述了古希臘英雄的傳說——他們的意志、勇氣和耐心。
另一位早期的活力主義者是雕塑家本韋努託·切利尼——頗具傳奇色彩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物，也是柏遼茲創作的同名歌劇的主人公。在其自傳中，切利尼坦率地表達了對創造力的欣賞以及發揮創造力帶給他的狂喜。即使在今天，年輕的讀者也可能會爲書中的遠大抱負所震撼。
稍後，塞萬提斯和莎士比亞登上歷史舞臺，他們描寫的是關於個人探索的故事。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講述了夢幻騎士的不切實際的夢想，它想傳遞的是，充滿挑戰和冒險的生活是實現人生滿足的必要條件；如果西班牙荒漠的枯燥環境不能提供這樣的挑戰，就必須靠自己創造挑戰，在必要時甚至需要想象這種挑戰。在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中，王子認爲如果想成爲某個人物，就必須站出來反對國王，當然他很清楚可能遭遇失敗並付出生命的代價。這部作品預示着國王的責任一開始就具有不確定性。這不禁讓人想起專欄作家戴維·布魯克斯（DavidBrooks）說過的話：如今很多人知道自己說的可能不是事實，但極少有人會表現出來。劇本也展示了哈姆雷特初期的矛盾與彷徨，因爲採取行動會有失去一切的風險——他的地位和奧菲莉亞。在《莎士比亞：人的發明》（Shakespeare:TheInventionoftheHuman）一書中，布魯姆稱讚莎士比亞爲純粹的活力主義者——從他這面“巨鏡”中我們都能看到自己的形象。
在18世紀啓蒙時代，此類觀點也得到了某些重要人物的迴應。大衛·休謨在討論法國的理性主義時，肯定了“激情”在決策中和“想象力”在社會知識增長中的關鍵作用。休謨可能算是第一位現代哲學家。如前文所述，伏爾泰鼓勵人們從個人追求中尋求滿足，倡導耕耘“我們自己的花園”。傑斐遜提出“追求幸福”的權利，並評論說人們到美國來就是爲了追尋幸運。“追求”表達的意思是，獲取財富比擁有財富更可貴，旅程本身就是目的。
在現代社會初期，浪漫主義作品中充滿了對探險和發現的各種描寫，及其所需要的意志和堅持。我們都能想起約翰·濟慈的詩句：“或者像科爾特斯，以鷹隼的眼凝視着太平洋……盡站在達利安高峰上沉默。”還有威廉·歐內斯特·亨裡（WilliamErnestHenley）的《不可征服》（Invictus）的磅礴：
無論命運之門多麼狹窄，
也無論承受怎樣的懲罰。
我，是我命運的主宰。
我，是我靈魂的統帥。
接下來是現代主義哲學家。在美國哲學家中，描寫活力主義最熱情的莫過於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他親眼見證了時代的活力。詹姆斯於1842年生於紐約市，親眼目睹了美國經濟的巨大變革——從相對緩慢的爬升到爆炸性的創新。在他的倫理規範中，新問題和新體驗帶來的興奮是美好生活的核心。如果說沃爾特·惠特曼是反映美國精神的詩人，詹姆斯就是概括美國精神的哲學家。
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一種觀念悄然興起：每個人都有一個固定的本我，但人們成年後並不是很清楚這個本我到底需要什麼。這種觀念意味着，生活之旅不僅是自我實現過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前進，而且是一次“自我發現”之旅。通過一系列嘗試，我們會發現“我們是誰”，答案可能和旅程初期的設想有很大不同。這樣一種看待美好生活的態度，由當今一位成功的歌手兼詞曲創作者嘎嘎小姐（LadyGaga）非常清楚地表達了出來：
《天生完美》（BornThisWay）這張新專輯是關於重生的各種思考……在一生中，你能夠不斷得到重生……直到你發現自己的內在身份，只有它才能最恰當地描述你到底是誰，並讓你感覺自己是生活的成功者。
在職業生涯結束前發現自我並不意味着個人發展的終結。馬斯洛的自我實現和羅爾斯的自我實現都可以繼續，由於完成自我發現，它們可以有更明確的方向。這意味着，沒有必要假定自我在整個發現過程中保持不變。
自命不凡的德國心理學家、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提出了大量的新觀念，改變了我們對動機乃至生活本身的思考。他探討了深入未知的探險、戰勝困難、遭遇挫折、學習在逆境中堅持以及“一切不能殺死你的，都將使你更強大”等內容，並提出了許多箴言，尤其是他看清了以實用主義態度看待美好生活的缺陷。當我們爲下次拍照節食，或者爲創業項目省吃儉用時，我們並不是真正在爲未來的收益做出犧牲，我們會很高興參與那些能帶來很多收穫的項目，而不在乎需要我們付出很多。正如尼采所看到的那樣，我們參與這些項目是出於內心的需要，而不是爲了掙錢。他解釋說，項目中遇到的障礙並不是實現物質回報需要的成本，相反，克服障礙本身就是滿足感的源泉，因此這些項目本身就是回報——最有價值的回報。
威廉·詹姆斯的朋友、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Bergson）也是19世紀高度現代性的見證者和活力主義的又一傑出代表。柏格森繼承了尼采關於人們需要挑戰的思想，認爲人民被生活的激流鼓舞，並自發組織起來進行“創造的進化”——這也是他的書名。柏格森討論的主題是，深入參與充滿挑戰性的活動會改變一個人，使其不斷“成長”。《創造的進化》一書認爲，“成長”的重要性遠大於“存在”。當然，除尼采之外活力主義的先驅還有很多，例如蒙田、易卜生和索倫·克爾凱郭爾等人都認爲我們必須重塑自我，纔算真正存在。
哲學領域關於個人創新的討論很少見。尼采認爲，人活着就是爲了創造自身的價值，弄清楚善與惡之間的界限，但他並沒有談到創作一部交響曲、書籍或其他產品帶來的巨大滿足，儘管他本人是瓦格納歌劇的忠實擁躉，也是業餘作曲家。柏格森很清楚，如果我們進入決定論的世界，創造性將不復存在，但他並沒有對創造性的人生進行描述，或者表現出對其內在回報的任何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