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別差異的制度原因
對最近幾十年西歐國家經濟發展不同維度的比較研究表明，這些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即大企業、大工會和大政府（加上其他有影響力的特殊利益集團）對市場運轉擁有否決權的社團主義制度，在實現若干目標方面與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有着類似的效果。這些研究者認爲，歐洲國家不斷地向市場中注入各種障礙，顯然是因爲它們相信由此造成的成本並不大，或者是值得的。某些經濟學家曾推測，就業保護法有助於解釋18~22個西方發達國家中有幾個的經濟表現相對較弱的現象。其他人則猜想，某些國家因過於重視由工資稅支持的高失業保險導致其經濟表現不佳。還有研究認爲，大工會和大產業協會對工資和其他很多事務開展的集體談判具有顯著的破壞作用。有人認爲，增值稅稅率和勞動收入的平均所得稅稅率也是可疑因素——其測算手段是稅後工資的降低幅度，或者工資需要負擔的社會保險福利的規模。還有的研究者關注了縮短工作周和工作年的課題，以及對進口的保護主義干預措施。一個更明智的假設是，拖累歐洲國家的並不是社團主義經濟，而是它們繼承的羅馬法傳統不如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普通法傳統有效。問題在於這一假設目前沒有結論，很多證據具有欺騙性，相關關係只是偶然事件，缺乏因果聯繫。我們感興趣的課題是社團主義經濟同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在經濟活力上的差距，及其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而就業保護法、失業保險福利和增值稅在這個背景下可能沒有什麼說服力。
本書的主題是，與相對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採納就業保護法和其他社團主義制度的歐洲國家最初的制度環境就更落後（至少不算先進）。社團主義國家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在制度結構和經濟文化上的深刻差異是其經濟活力差距的主要原因，並影響到人們的工作滿意度：社團主義經濟的工作滿意度較低，主要是因爲未能充分發展出高經濟活力所需要的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和文化。該結論與大多數經濟研究的結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些研究者認爲，社團主義國家通過採取就業保護法、失業保險福利以及高增值稅等措施，給它們原本很完美的經濟體制加入了破壞性因素。經過從芝加哥大學到麻省理工學院的學院派經濟學家們的宣傳，此類觀點成爲新自由主義的原則，認爲一個國家只要能防止政府和市場參與者等破壞自由市場、價格和工資體系，就能成功實現經濟發展。消除和避免對競爭的干預就足以實現理想的發展，這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亞當·斯密及之後衆多的經濟學家也都持這種觀點，在他們的時代，經濟表現（甚至最理想的經濟表現）只關係到生產率和就業。然而，這些新自由主義制度是不適合現代社會的。自現代社會開始在首批現代國家播撒並點燃創意的火種，培養出具有自主創新意識和能力的經濟體之後，如果不具備高度的經濟活力，一個國家就談不上出色的經濟發展。如果沒有相應的制度和經濟文化鼓勵新商業創意的構思者，推動企業家開發這些創意，勉勵員工長時間地認真工作，並保護願意給企業投資或借款的金融家，保護願意嘗試新產品的消費者或其他最終用戶，就不可能有充足的經濟活力。許多這類制度（保護合法權利和程序的無形的基礎設施）在17~18世紀的重商資本主義時期就開始形成，但它們也起到了支持創新的作用。
在我們看來，19世紀出現在各國的現代資本主義擁有這些旨在鼓勵和促進創新的新制度，例如設計精巧的專利和版權保護體系，還擁有其他旨在鼓勵參與者承受探索未知世界的不確定性的制度，例如有限責任制度、在企業失敗時對債權人和所有人的保護，以及保護經理人免受股東訴訟的制度等。類似的是，現代經濟的某些文化要素也起源於更早的時代，例如古希臘對美好生活的定義。而現代道德觀只是在巴爾贊提出的“現代時代”來臨後才萌芽併成長起來。這就是我們提出的理論，它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工作滿意度以及經濟活力的差異？
我與吉爾菲·索伊加（GylfiZoega）在2012年開展了一項廣泛研究，分析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哪些方面決定了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工作滿意度。我們首先注意到，在若干制度類型的強度和廣度方面，各國存在差異。某些資本主義法律制度在愛爾蘭、加拿大、英國和美國得到了較大的發展，而在其他國家則相對薄弱。例如，弗雷澤研究院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對很多經濟體進行排序，反映各國在“法律建設與產權保護”領域的評分。一個國家的評分是這個領域內的若干制度測量值的平均值。結果顯示，愛爾蘭和加拿大在1995年分別排在第8位和第11位，英國和美國分別是第14位和第15位，在靠後的位置上有比利時（第24位）、法國（第25位）、西班牙（第26位）和意大利（第108位）。排名靠前的多爲北歐國家：芬蘭（第1位）、挪威（第2位）、德國（第5位）和荷蘭（第6位）。當然產權制度只是能夠解釋工作滿意度差異的制度之一。
資本主義的核心還包括三類金融制度：第一類的代表是資本進入指數，由米爾肯研究院編制，依據的是反映“資本市場寬度、深度和活躍度”的指標；第二類是選擇在有組織的股票交易所公開上市的公司的數量，以在整個經濟中佔全部企業的百分比表示；第三類是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的市場價值，稱爲股票的市場資本化價值，以市場價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表示。鑑於近年來出現的所謂公司治理問題，這些制度對於創新的作用可能會受到質疑（從第九章開始要對現行制度的某些嚴重缺陷展開討論）。不過，即使是非常不完善的制度，如果能同時幫助新舊企業通過上市或增發股票籌集資本，那就遠遠超過沒有公共資本市場的制度。起步時規模很小的新企業在開發某些新創意時往往具有重要優勢，而由家族控制的永遠長不大的企業通常只能靠利潤再投資或借款維持，時不時地還要申請破產保護，佔用了原本可以用於創新型企業的寶貴資源。那麼數據的分析結果如何呢？我們通過分析統計數據發現，這兩類歷史悠久的資本主義制度（資本獲得和證券交易所）的衰退會影響工作滿意度。傑斐遜倡導的創辦小企業的自由對社會有益，而支持這些企業成長的制度也是至關重要的。
現代制度（如現代資本主義誕生時的制度）的普及和運轉效果是否也會影響工作滿意度？儘管對許多制度（例如專利法）的運轉效果的測算存在一定的挑戰性但答案是肯定的。因爲通常來說，激進的新觀念更容易在新企業產生，打破封建時代和商業時代中創立新企業和形成新產業的各種障礙，是建立有效運轉的現代資本主義的重要制度準備。美國是在擺脫喬治三世的嚴厲壓制、實現獨立後才取得的這些成果，所以在概念上，取消政府審批制度的進步（如果有這方面的測量數據）可以幫助解釋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高工作滿意度。這個領域的很多制度具有離散性和異質性，很難用量化指標測算。因此我們通過一些案例說明也不算太離譜。eBay網的創始人皮埃爾·奧米迪亞（PierreOmidyar）在2005年對法國普羅旺斯區埃克斯市的聽衆說，他不可能在法國創建公司，但他沒有說明原因，或許是因爲不太方便講。另一位著名企業家最近告訴英國首相卡梅倫，由於英國缺乏某些關鍵制度，因此不可能在那裡創辦企業。
現代資本主義運轉所需要的一項基本制度是公司法：給公司提供面向債權人的破產保護，爲公司提供防止經理人內部交易的保障，爲公司提供防止僱員玩忽職守的保護，以及限制公司對僱員的苛刻要求等。歷史上曾以“產業自由”的名義在一定程度上描述過這些概念，例如在前現代時期的原始資本主義中，土地所有者也可以通過僱傭合同請人收割作物。在現代資本主義中，公司和個人需要開展合作，各自投入資金或時間，很多工作任務是他們事先無法預見的，有些是緊急情況，有些只會在將來出現，因此僱員和僱主不可能在合同中把所有可能性都考慮進來。於是在合同未能覆蓋公司經營中遇到的所有問題時，就需要法律對衝突的解決做出規定。如果缺乏這種法律支持，企業家或投資者可能會對新產品的開發舉棋不定，因爲發展前景的不可預見性需要他們招募或解僱員工，用更優秀的人才替代不合格的經理人，而法律不完善會給這些操作增加麻煩。創新並不總是會產生破壞作用，但迴避破壞的做法會增加獲取創新資源的難度。
最後，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也是顯著影響致力於創新的企業家精神的制度因素。保守主義者依靠有限的數據和特定的理論跳躍式地得出結論：除極少數情況外，任何給政府賦權的經濟政策的成本都高於收益。理論上可能有過這樣的推測，認爲政府對產業部門的各種干預（如多生產穀物、少生產布匹）對重商資本主義時代的田園經濟是有害的，但從來沒有人認爲，教育投入的增加或減少會使創新偏離最佳均衡狀態，或者會完全妨礙創新。我們其實並不清楚，某些具體的政府行爲對經濟活力乃至工作滿意度會產生積極還是消極的影響。對於此類問題，往往有條件開展研究，並可能得出引起我們反思的結論。例如，前文提到的工作報告就顯示：旨在促進弱勢羣體就業和提高自立程度的向低收入者提供的補貼（如美國的所得稅抵扣政策）可以提高工作滿意度。原因可能是，使這些邊緣人羣融入商業社會，有助於發揮一大羣人的創造力，他們的天賦在以前通常找不到用武之地。
福利國家制度也是這方面的例子。我們還發現，在社會保險方面（醫療和養老，不含教育）政府支出水平較高的國家並沒有壓低工作滿意度的跡象，當然這一發現可能是受了某些特殊國家的數據的影響，如石油資源豐富的挪威和音樂傳統深厚的奧地利。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的法國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曾在1803年的論文《政治經濟學概論》（Traitéd’économiepolitique）中分析了大政府引發的問題。他的大意是：
企業家們的心思本來是用在產品和工藝的改善上，以促進收入增長，但如果政府採購滲透入整個經濟體，那企業家們就會不可避免地轉向，去考慮如何發揮政治影響力，以爭取政府的新合同，進而戰勝競爭對手。因此，政府消費水平過高會使一個國家喪失部分經濟活力，從而也會降低工作滿意度。
然而，這份報告並沒有發現，所有旨在保護僱員和產業的社團主義干預都能夠提高工作滿意度。社團主義者相信，增強人們的安全感有助於增加滿足感，這似乎是個錯覺。研究數據表明，監管制度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尤其是信貸市場監管（如利率控制）和產品市場監管；集體談判制度以及對僱用和解僱的監管也降低了平均工作滿意度。其他一些社團主義制度（如希望保持較大的出口盈餘，以負擔對外國債權人和投資人的利息和分紅）可能有助於這些國家吸引外國投資，並引入外國資本和外國技術。但如果證據屬實的話，這些社團主義政策依然會造成工作滿意度下降。
國別差異的文化原因
前文提到，一個經濟體包含經濟文化和整套制度，對現代經濟而言尤其如此。熊彼特在1942年的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說資本主義經濟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他強調的是由此而來的習慣和標準，而我們提出的命題是文化的基本要素（即主流態度和信仰）對人們與他人合作中的敬業投入和效果會產生影響，這兩方面都關係到工作滿意度。此類態度和信仰經常被稱爲價值觀。經濟文化還包括在企業裡形成的態度等，例如經常有人談論谷歌這類優秀公司的企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