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先高務實雖然有很強的高層影響力，但畢竟個人實際政治地位不夠高，泛泛而談、影響皇帝的思維是可以的，但具體經手或者甚至操控某些事那就比較爲難了。
軍工私營是借高拱的手辦下來的，打下了如今明軍武器裝備遠超歷史同期的基礎；《紓驛路疏》不僅借了高拱的手，而且借了郭樸回朝的勢，最終是在“郭樸時代”全面完成，爲大明甩脫了第一個大包袱，並且強化了驛站體系，後續的漠南之戰、西北之戰其實都有這件事的功勞。
他自己一手辦成的國家層面大事，說起來還只有京營改制一項，而且事情雖然辦下來了，但目前還在“鞏固期”，不像軍工、驛站兩件事那麼牢不可破。
而現在，藉着升任戶部尚書的風頭，高務實不僅打算趁機穩固京營改制的成果，而且因爲終於專管一方，打算動一動大明的財政體系了。
當然，基本財政體系暫時他還不敢輕易觸碰，比如讓他直接把大明變大宋，那他是肯定不敢的，也不現實，且沒必要。
核心暫時不敢動，那就先試探試探，找一個既有“羣衆基礎”，又是其他人不敢輕動的方向。
比如說：完全承認商人的合理社會地位，但同時要求商人承擔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
這件事之所以說它有“羣衆基礎”，不是在開玩笑，這個時代的農民其實是知道商人比自己“厲害”的，尤其是大商人。
道理很簡單，大商人不僅有錢，而且必然在官場上有些背景。這些背景，有可能本身就在家族裡面培養出了讀書人、官員，有可能是投資了某位、某些官員——這個前文有述，就不多說。
總之，但凡稱得上大商人的，一定在背後有官府的背景，超級豪商投資中樞重臣，大豪商投資督撫佈政，中小豪強投資府尊縣尊，再不濟一些的也會投資府縣吏員——別看吏員甚至不算官，有很多職務論實權的話，幾乎相當於後世的副縣級呢。
而尋常農民呢？不好意思，他多半連縣衙都進不去，而且也不想、不敢進去。
商人只分大小，農民卻不是，“大農民”那是另一個階層，是地主階級了，他們可不把自己當農民看待。
所以在農民眼裡，商人哪怕是挑着扁擔、推着獨輪車的遊方貨郎，那也比他們強，至少見多識廣——這種思維在解放初的好些農村都有。
所以中國古代的商人階層挺不容易的，一邊被某些人當面鄙夷，一邊被某些人暗暗羨慕，這裡的“某些人”有時候還有重疊。
但不管怎麼說，商人在民間的地位實際上並沒有很低，這是可以肯定的，他們的“地位卑下”主要是在朝廷和朝廷官員面前。
然而，這種情況也並非一成不變的，事實上大明立國兩百年，這種局面始終在不停的變化，並且其總的趨勢是商人逐漸受到朝廷的待見——對高務實而言這個程度還遠遠不夠，但趨勢還是要肯定。
即便是在原歷史上，自俺答封貢完成以後，商人地位的提升也很明顯。
爲什麼？因爲自那以後，大明朝廷幾乎在所有邊境都開放了貿易（大概只除察哈爾以外），清末思想家魏源在《聖武記》中評價這次和議政策“爲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因爲清朝延續了北疆邊貿）。”
開放邊關貿易的政策，是明朝國際政策的一個十分重大的轉折點，同時也是對山西商人的一個重要的商業機會。
從此，晉商相繼逐漸進入了糧食業、茶業、棉布業、畜牧販賣業等行業，一舉成爲了明朝時期最重要、經濟最活躍的邊關貿易經營者。明代的著名學者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也就是說，大明最富裕的商幫，南方以徽商最富，北方則是晉商。（注：江浙商人有很多跑去和徽商同流或合作。）
事實上到了嘉靖以後，太祖朱元璋建國時所規定的：“庶民廬舍，不過三間、五架”，早已經被時人拋到了腦後，徽商如鹽商等“盛宮室、美衣服、侈飲食、擁趙女”，這些富商追求財富的熱情一時間遠遠高於了任何朝代。
有了錢當然好，但每當他們要去面見官員時就比較不爽了——你得把這些盛裝換下來，穿上粗布衣裳去拜會，而且低三下四、唯唯諾諾。哪怕你就是那位官員的“金主”，有時候都只能如此。
有沒有辦法改變呢？也不能說沒有，比如說你很有錢，但是又實在不是讀書的那塊料，那麼你可以想法子捐個監生——也就是國子監學生的身份。
這個身份要說有多貴重倒也未必，畢竟它只是個相當於“國子監在讀”，甚至不是“在讀”，而是“曾讀”。但國子監無所謂畢業不畢業，因爲本身那只是爲科舉準備的學校，無非檔次比較高罷了。
那麼類比一下，捐的這個監生其實就好比“國子監函授班”——讀是讀過，有沒有讀出什麼名堂來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但是不要急，“讀過”國子監本身就有一點很厲害，因爲監生在政治地位上基本是類比生員的，有了“監生”這個名號，你就不再是一個到哪都被鄙視的銅臭商賈，而是相當於秀才老爺了。
然而也就到此爲止，商人能“搞到”的社會地位，基本上到監生也就到頭了，再往上除非你讀書考科舉並且中了舉人、進士什麼的，否則“類比生員”就是你政治地位的巔峰。
這個地位，若是隻在縣、府一級，或許還能湊合：在縣衙有坐，在府衙有個位置給你站，但倘若再往上，那就不好意思，該你跪的，你還得跪。
而在現在這個世界的大明，由於實學派的主導已經持續了將近二十年，商人的地位更是比原歷史中還要更高一些。
這不奇怪，高拱早年就專門寫書談過“義利之分”，隨着高拱持續當政，實學派改革不斷前進，這種觀點對於民間的影響乃至於官方的影響都是不可估量的。
而且，高務實本人還樹立了一個典範：文爲狀元，商則首富。
雖然限於“祖宗法度”，他名下的各部分都有族人、家丁充當白手套，但天下人誰還不知道他纔是京華真正的東家嗎？
而京華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呢？不是說規模，是說社會貢獻：京華在大明的各部分產業，去年全年上繳了一百七十三萬兩各類賦稅，其中最後能夠收到中樞的就有五十九萬兩，接近於大明全年戶部總收入的十分之一。
這麼大的社會貢獻，你說高務實這個“商人”是壞蛋？
民間層面如此，官員層面也同樣變化了。實學派不必說了，一貫主張提高商人地位；心學派方面其實在這一點上也是和實學派一致的——其實心學派官員背後的大商人更多呢！
從朝廷官員這方面來看，影響最大的如邱濬、王守仁、王廷相、高拱等人，全都是支持提高商人地位的，各種理論早已奠基完成，就差最後成事了，可不是高務實憑空來玩這一手。
這裡就有一個疑問：既然那麼多大佬都支持提高商人地位，爲啥到現在還沒搞成？
答案並不複雜：社會地位要與社會貢獻掛鉤，朝廷或者說皇帝纔可能接受。
你光要求提高地位，但我皇帝、朝廷半點好處沒看見，我憑什麼答應你啊？我幫你改革這個玩意你以爲是沒有成本的？我要考慮頑固派會不會頂牛，要考慮變更祖制帶來的“正統性”動搖，還有其他各個方面都要考慮到。
你光是動動嘴皮子我就給你辦，你是哪邊臉長得那麼漂亮啊？
然而，問題就是在這裡卡殼了，因爲在高務實出現之前，幾乎沒有哪個商人願意去承擔什麼“社會責任”。
又或者換句話說，現在的商人們覺得他們已經承擔了很多社會責任了。
什麼？你們連稅都不肯交，承擔了什麼狗屁責任？
這裡還真有點誤會。
高務實眼中的社會責任，繳稅幾乎是最基本的一項，因爲稅收這東西原則上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然而問題在於這個觀點與當今大明這個時代的主流觀點並不相符。
主流觀點是：天下是皇帝的天下，故天下人供財於皇帝。
別說民間都是這麼想，實際上連很多官員都是這麼看的，這就糟糕了。
天下萬民養你一家一姓，我們都是被統治階級，都是吃虧的人啊，那當然是交得越少越好啦！
這個問題如果要展開、要全面改革的話，皇帝對於戶部的財權都必須限制，因爲只有皇帝無法把戶部的錢拿去私用（比如賞賜潞王那種），天下人才不會覺得這錢全是交給皇帝個人了，但高務實顯然還搞不了這個。
不過，這事不能總想着皇帝先妥協，否則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後天，拖到天荒地老也解決不了。
權力有限，還是先搞定商人這塊。
商人們之所以沒交多少稅還認爲自己承擔了社會責任，原因在於什麼？
在於他們經常也會爲了在鄉梓之地的名聲而去做些修路鋪橋的“義舉”，還有就是像高務實當年那樣出錢賑災，這都是商人們常做的，也是他們認爲自己其實是承擔了社會責任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還有，比如那些年鬧倭寇厲害的時候，很多商人也會捐獻銀兩（或者被迫捐獻），來供當地加強守備等用。
此外還有種種，地方上要搞什麼建設也好，要搞什麼防務也罷，動不動就會召集商人“納捐”、“認捐”，商人們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面對地方官也沒有多少底氣說不，於是……社會責任不就承擔了嗎？
但高務實認爲這種“承擔”是很扭曲的，而且作爲朝廷而言，這玩意根本不可控！
歷史上崇禎皇帝自己窮得龍袍都要打補丁了，後宮嬪妃們首飾都快捐空了，京師商人捐了多少銀子嗎？有，但沒多少。甚至於京師官員更狠：我是清官啊，我沒錢捐啊！
然後李自成一來，直接查抄出的數目都超過了兩千萬兩。
高務實的觀點很簡單，你的錢是合法所得，再多都沒問題，朝廷不該打你這些錢的主意，但是該交的稅你得交。至於納捐什麼的，你有心有力，願意獻這一份心力當然好；反之，你不肯納捐，其實也沒什麼不對，不能搞道德捆綁。
（以下防盜段落已經更新，可以正常閱讀了。本來說等半小時，但我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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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事並不好辦，高務實所能影響的到的商人雖然多，但整體而言以北方商人爲主，其中除了京華自身以外，核心就是晉商商幫。
晉商這邊，高務實還是比較有信心能夠說服的，原因不僅僅是京華實際上已經成了北方商場的龍頭霸主，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是王崇古、張四維都還在世。
王崇古雖然致仕了，但他身體還不錯，原歷史都要明年纔會去世；張四維雖然身體差些，但這個世界有所變化，李時珍一直關注着，他現在暫時看來也沒有性命之憂。
晉商地位提升本來就是靠着王崇古和張四維這一波，他倆死後晉商沒了管束，後來才發展到什麼買賣都敢做，最終成了大明的重要掘墓人之一。
然而現在別說有高務實引導，而且王、張二人都還健在，晉商可沒有失控，完全還在可以管理的範疇之內。
王崇古和張四維二位不僅僅是晉商首領，也是晉黨領袖，他們是不可能只考慮商業方面的問題的，高務實有信心說服他們。
道理也不難：你們兩家在你們二位橫空出世之前，雖然也有錢，但是有什麼地位可言嗎？難道你們就不想改變這種現象嗎？
想想看，高務實的母親出身北地鉅富蒲州張家，長得也好看，也在家中讀過書，可以說各方面個人條件幾乎是拉滿了，但事實上她嫁入高家的時候，高家人一開始對她可也談不上多麼滿意。
爲什麼？你是商賈出身，能嫁入高家那是高攀——即便當時高揀還只是個生員，那也是高攀！
倘若商人的地位能提高，不再被視爲低賤之輩，王崇古和張四維怎麼可能拒絕？
只是，這北方商人好解決，南方商人卻不那麼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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