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此事之後，刑部不日便開始着手，制定出臺了正當防衛這一律法，以及對防衛過當的相關解釋。
這一條律法的出臺，不僅保障了社會利益和其他合法權益免受不法侵害，同時又震懾了犯罪分子使之不敢輕舉妄動，更是鼓勵了社會每個人同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做鬥爭的正義之風，可謂是意義重大。
這是大秦法制的進步，亦是屬於正義的勝利！
當然，只有李陽明白，正當防衛這條律法的問世，其實最重要的意義，是在這個時代，大秦帝國對於個人合法權益不受侵犯的認可和保護。
這可是意義巨大啊！
另外，此次除了匡正、優化了私鬥罪的不足，制定出臺了正當防衛這條律法，刑部還對敲詐、勒索做出了進一步的定義解釋。
將投機取巧，以誣賴的形式，進行訛詐的形爲，視爲敲詐、勒索罪，刑獄半月至七年不等。而且，在大秦律法裡，特別解釋了一條，那就是以利用他人善心，行投機取巧，以誣賴的形式進行訛詐的違法行爲，不論訛詐金額多寡，一律視爲情節特別嚴重，進行重判。
換句話說，普通的訛詐，比如故意手裡拿一個花瓶，讓你碰碎，這樣的投機取巧行爲，可視爲情節輕微，刑獄半個月或許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好心人扶老太太，結果反被誣賴，進行訛詐的形爲，無論你訛詐多少錢，哪怕只是一個銅板，那也是視爲情節特別嚴重，直接重判，就是刑獄用年來算了，比如五年？七年？
總之，這一律法，亦是爲了維護及宏揚社會之正義及高尚品德的風氣。同時打擊誣賴、訛詐行爲。
什麼調解，什麼訛詐失敗就算了，這些通通不存在，直接判刑，往最高的刑罰判。
用李陽的話來說，就是一個社會，人人只在乎得失，一個原本良善的人，卻不敢輕易幫助他人，一個負有正義之人，見到不法行爲卻不敢仗義執言，不敢見義勇爲，那這樣的社會，是極其冷漠的，極其自私的，而如果這一切現象和現狀是因律法造成的，那這樣的律法就必須是要匡正和修改優化的。
所以，大秦的律法，爲了杜絕這一現象，可謂是提前做出了預防。
李陽要讓將來的大秦，每一個善良的人，都可以放心去樂於施助，去幫助有需要幫助的人，讓每一個充滿正義的人，可以大膽的去對惡勢力和違法行爲說那個“不”字！
同時，亦讓每一個膽敢利用他人的善良，消費善良的行爲，付出慘痛的代價！
相關律法，很快出臺，直接便發佈大秦各行省、郡縣。
與此同時，於公元十一年，初冬，秦國亦對司法體系進行了改革。
大秦，原先的官制，地方上，各行省有行省衙門，行省下面有郡縣兩級，其主要是郡守、監御史、郡尉三個互不隸屬的主要官員。
郡守，郡的長官。秦朝的郡守權力非常大，除了由朝廷直接任免的縣令、負責監察郡治的監御史、負責統領駐軍與管理治安的郡尉三者外，郡的其他官員均由郡守自行任免。
監御史，隸屬監察院，負責監察郡守與其他官員。
郡尉，掌郡駐軍，主管治安、偵緝盜賊，自從李陽對秦軍改制後，郡尉已經從軍隊體系脫離出來了，淪爲了一郡之治安長官，用後世的話來說，就是市公*局長。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郡丞。郡的次官，輔佐郡守綜理郡政，郡守缺位或不能理事時，郡丞代行郡守職務。屬官有卒史、主簿、牧師令等。
也正是因爲各地方上的行政官制如此，所以由此可見，大秦地方上的司法體系，是沒有獨立開來的。司法與行政權力，都是一地長官說了算的。
比如，在行省，就是巡撫說了算；在郡，郡守說了算；在縣，縣令說了算。唯有監御史，纔是隸屬監察院，不受制地方長官。
而且，特別是司法上的案件基本上是沒有上訴一說的。
也正因如此，李陽認爲大秦的司法體系必須要進行改革。所以他直接將司法從地方的行政機構中獨立出來，名爲大秦司法署。
司法署，自然是行使司法權力的機關，負責審案、判決，此時相當於就是後世的法院和檢察院的合體。
同時，監察御史們的機關則改爲監察署，相當於後世的紀檢監察機關。
這司法署直接從地方獨立出來，隸屬刑部，不受地方長官制約，而且有爭取的案件，也不是由地方長官巡撫或郡守來作最終的判定，而是直接上呈上級司法機關。
比如，縣級的司法署，存有爭議的案子，或不服判決的案子，可直接提呈至郡級的司法署上訴，若還存爭議或不服，可繼續上呈行省司法署。
這樣一來，整個司法體系，就可大大降低冤假錯案了。同時，也督促了各級司法部門公正、公平的審案。
大秦司法改革一實行，起初百姓並不以爲如何特別。
但是，任何時代，都是有那麼一部分聰明、有才識、有遠見的人。他們立刻就意識到了，司法改革背後帶來的深遠意義和影響。
接着，在這些人的解釋下，頓時越來越多的百姓都明白過來了，原來司法改革，等於是讓全天下的每一個人，在律法面前都能公平、公正的得到對待。
也正是因爲此次司法改革的意義深遠、重大，此次司法改革直接載入了史冊。
史記載：“公元十一年，初冬，秦鎮國君李陽，行司法改革，獨立司法署，實行上訴權。此次司法改革，不僅奠定了大秦帝國依法治國的基礎，更是標誌着，每個人在律法面前皆有追求公平、公正對待之權利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