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世上，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即便不是出自本意，或者純粹是出於不可掌控的原因，也不能做，做了，就要付出不可預料的代價。
李建成做爲隴西李氏的嫡嗣，鴻臚寺典客署的掌客，於公於私都沒有理由答應蘇合香的不合理要求，當然，假如李建成居心叵測，那另當別論，而這件事在伽藍和西北人看來，理所當然是李建成別有居心，是拿蘇合香的生命來脅迫伽藍，逼迫西北人爲他所用。
西北人怒不可遏，但問題是，李建成會在意西北人的感受嗎？他會畏懼西北人的憤怒嗎？西北人在他的眼裡有多少份量？西北人在他的眼裡不過就是一把鋒利的刀，一羣愚昧的野蠻人，一股無足輕重的可以任意犧牲的力量，他根本就不會給予西北人最起碼的尊重。
貴族和平民這兩個階層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即便某些時候和某些人會產生某種交集，比如天上的人掉到了地下，而地下的人一躍飛天，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天始終駕馭着地，這是亙古不變的自然法則。
在今天，在這個門閥士族掌控中土近四百餘年的今天，天上的貴族和地上的平民，都是嚴格按着等級劃分，按着等級享有權力和財富。這個等級制度桎梏了中土人的思想，禁錮了中土人對公正的追求，扭曲了中土人的靈魂。
突然有一天，有一羣人站在了中土權力的巔峰，猛烈捶打着中土人桎梏的思想，打開了中土人追求公正的枷鎖，矢志要重塑中土人的靈魂，帶領中土人重建一個輝煌的時代。
然而，積重難返，近四百餘年的門閥士族政治和爲了維持這種政治而實行的森嚴的等級制度，以及這種制度給中土人所造成的極度傷害，已深深地融入到中土人的血脈之中，無論是天上的頂級貴族，還在地下最卑微的奴隸，都無法在短短時間內改變自己的思想和重塑自己的靈魂，於是激烈的“碰撞”開始了。
貴胄子弟中，像李世民和薛德音這樣因爲身份、地位和處境都處在某種不利位置的人，爲了達到自己的目標，就不得不主動去適應潮流，主動去改變自己的思想以及行事風格，一切都以實際需要而出發，謹慎、謙遜而務實，這在當今貴族階層中屬於少數，而更多的貴胄就如獨孤震和楊玄感一樣，思維理念頑固而保守，他們已經習慣於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俯視衆生，視衆生爲草芥蟻螻，而視自己爲造物主，這種狂妄自大造就了一代代自以爲是和爲所欲爲的大權貴，而這些大權貴的存在正是把中土推入近四百餘年黑暗的分裂時代的原因之一。
李建成高高在上，從不承認伽藍和西北人是因爲共同利益訴求而臨時結盟的盟友，在他的眼裡，是因爲他們這些大世家大權貴的“施捨”和“恩賜”，纔給了伽藍和西北人一次效忠他們的機會，一次脫離西土蠻荒，進入中土，繼而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所以，他認爲自己對伽藍和西北人擁有絕對的指揮權，雖不能殺生予奪，但只要一招手，伽藍和西北人就必須無條件的俯首聽命。
伽藍憤怒了。
柴紹經過這段時間與伽藍的接觸，對他的性情有所瞭解。伽藍的驕恣是在惡劣的環境和慘烈的戰鬥中錘鍊而成，年復一年掙扎在生死線上，漠視生命，試想這個世界還有多少東西值得他去珍惜？既然無慾無求，那麼他的狂暴和驕恣就是一種本性的流露，正如他在酒後所唱，“醉臥美人膝，醒握殺人劍。不求連城璧，但求殺人劍！”他只求活着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坦坦蕩蕩，頂天立地，俯仰無愧。而李建成的傲慢和驕橫是與生俱來的，是不容“褻瀆”和“凌辱”的，可以想見，這兩者之間性格上的衝突必將在雙方之間造成無法彌補的裂痕，甚至有可能爆發直接衝突。但柴紹沒有辦法，他毫無斡旋和緩衝之策。
諸如李建成這等世家子弟，因爲與生俱來的權力給予了他們與生俱來的優越感，所以很多方面他與楊玄感、李密等人都非常近似，那就是極度的自信，這種自信非常狂妄，非常傲慢，在無限制的放大中必然走向失控。
今上的性格中就有這種失控的自信，廢太子楊勇也是這樣的人，今天在中土的政治舞臺上大放異彩的楊玄感和李密也是如此人物。蒼天似乎猶不知足，又從東都召喚來一個同樣的貴胄，而這個人尚未抵達黎陽，尚在揚帆於白溝渠道，其驕狂便已經跨越數百里，如一股暴戾之風，刮進了西北人的營帳。
“李二郎違背了承諾。”伽藍手指柴紹，厲聲叫道，“當初在龍勒府，某與寒笳羽衣，與李二郎，曾擊掌爲誓……”
柴紹非常緊張，更有幾分恐懼，他一把抓住伽藍的手臂，急切打斷了伽藍憤怒的叱責，“將軍若天真如斯，恐怕早已魂歸大漠。”
一句話擊中伽藍的要害。然諾守信，對伽藍這等秘兵來說，實際上就是一種諷刺，一種奢侈，一種理想，在他刀頭舔血的日子裡，謊言、背信與他的刀一樣，都是他完成使命並活着歸來的鋒利武器。
“在李家，除了唐公外，便是李大郎。”
柴紹善意提醒伽藍，不要怨怪李世民，在李家，李世民的身份地位與他這位東牀快婿並無太大區別，甚至還有所不如。他這位東牀快婿不論如何建功立業，始終是外姓人，不會危及到嫡嗣的地位，而李氏嫡子們如果紛紛建功立業，必然會對嫡長子和家族內部的穩定造成無法估量的危害，所以，像遠赴西土這種險惡任務可以由李世民去幹，而中原博弈這種事關家族興衰的重任就輪不到他了。
伽藍依舊憤怒，“李二郎在哪？是否與阿蘇同行？”
柴紹注意到伽藍對蘇合香的親暱稱呼。
蘇合香聲名不顯，但關西蘇氏卻是聲名顯赫的西北大族。
蘇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漢武帝時期的名將蘇建，而蘇建的兒子就是彪炳史冊的蘇武。蘇武牧羊的典故，流傳千古。蘇氏自蘇建開始定居於關中，逐漸演變爲扶風蘇姓、武功蘇姓和藍田蘇姓。當今帝國中樞核心大臣，五貴之一的納言蘇威，就是出自武功蘇氏。蘇威的父親蘇綽是西魏重臣，曾輔佐宇文泰三分天下。與蘇綽蘇威父子同時代並齊名的蘇氏傑出人物，就是樓觀道上任法主蘇道標。蘇道標出自扶風蘇姓，扶風蘇姓不論在長安官場上，還是在終南山的樓觀裡，都有着相當強悍的實力。
蘇合香是蘇道標的侄女，雖然久在西域，但因爲經營着龐大的絲路商貿，直接影響到了關中蘇氏在絲路上的重大利益，再加上她與樓觀道的關係非常親密，所以她在蘇氏家族和樓觀道的上層中，有着相當的份量。
然而，如此一個重要的“棋子”，卻在去年底急驟變化的西土局勢中遭到重創，被呼嘯的風暴席捲而去，最終不得不退出西域。退出西域並不是太嚴重的事情，蘇合香依舊可以憑藉蘇氏和樓觀道的力量，在河西繼續經營絲路商貿，但是，蘇合香卻在這個關鍵時刻“背叛”了樓觀道，轉投西北沙門，並得到了沙門的庇護。
關中蘇氏和樓觀道淵源深遠，利益糾葛更是複雜，蘇合香的“背叛”給關中蘇氏和樓觀道之間造成了何種影響不得而知，但從蘇合香舉家東遷，一路順利返回長安來看，關中蘇氏和樓觀道的矛盾已經完全公開化了。
蘇合香在西域經營絲路貿易，實際上代表着關中蘇氏的利益，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蘇威在先帝和今上兩朝內閣中都是核心中樞大臣，如此權勢，必然會延伸到帝國的各個角落。西北是蘇氏的根基之地，蘇氏肯定要全力經營，而蘇道標出任樓觀道法主後，蘇氏在西北的勢力更是如日中天。然而，隨着蘇道標的仙逝，樓觀道內部的鬥爭迅速“白熱化”。現任法主岐暉雖然是蘇道標的嫡傳弟子，但聲望不足，在樓觀道內部派系林立的情況下，爲了抗衡江南上清道，岐暉必然要維持樓觀道內部的團結，向對立派系做出妥協，而妥協當然會損害上任法主蘇道標的遺留勢力的利益，其中包括關中蘇氏的利益，於是鬥爭越來越激烈，越來越複雜。
蘇合香撤出西域，撤出河西，撤回長安，最後甚至舉家遷移到東都，這說明什麼？難道關中蘇氏和西北沙門都不願或者無力保護蘇合香？顯然不是，這是關中蘇氏和西北沙門故意把蘇合香撤離西北之舉“營造”爲被樓觀道所逼迫，繼而把樓觀道的內部矛盾暴露於天下，把岐暉“背叛”蘇道標的“惡行”宣揚於世間。西北沙門則藉此機會打擊樓觀道的聲譽，而關中蘇氏則藉此機會聯合蘇道標的遺留勢力向岐暉發動“反擊”，從而迫使岐暉做出妥協。
蘇合香是離開西域了，蘇道標的遺留勢力也遭到了清洗，但關中蘇氏卻藉助蘇合香之力迅速與西北沙門聯手“攻擊”樓觀道，由此可以想見，在當前局勢下，樓觀道爲了在大風暴中贏取最大利益，必然會做出妥協和讓步。
當初伽藍極力勸說蘇合香離開西域，實際上並沒有看到這一步，他因爲要到中原廝殺，要在未來的黑暗時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能贏得關中蘇氏的幫助，無疑是一大助力，再說，西土局勢大變，蘇合香的生存環境已經極度惡劣，不撤也得撤。而蘇合香之所以決定離開西域，一則是爲形勢所迫，二則是不甘心蘇道標的遺留勢力被樓觀道的當權派所打擊，她要“反擊”，而她只要做出舉措，關中蘇氏必然積極迴應。
蘇合香回到長安後，與關中蘇氏之間肯定有一番長談。結合當前局勢，不難估猜到關中蘇氏的立場。蘇威就像裴世矩一樣，在先帝逝去後，屢遭今上的打擊，遂毅然改變政治立場，支持今上進行激進改革。蘇威的政治立場是否代表了蘇姓三家的政治立場？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關中蘇姓三家的根基在關隴，在西北，蘇氏是關隴貴族的中堅力量之一。今上的改革大計損害了整個關隴貴族的利益，他們理所當然反對改革，但關鍵的問題是，假如今上在風暴掀起之後，向關隴貴族集團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那麼，他們還反對今上嗎？
所以，歸根結底一句話，風暴一定要足夠大，一定要足以危害到皇權的穩固。
李建成肯定是知道黎陽的秘密，蘇合香或許也知道了，而兩人共乘一船，在這個關鍵時刻趕赴黎陽，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隴西李氏和關中蘇氏目前在同一條船上，他們和樓觀道、西北沙門，或許還有更多的關隴貴族，已經達成了某種利益聯盟，此次趕赴黎陽的任務就是讓風暴掀起來，並且儘可能讓風暴在他們所預想的軌跡上肆虐咆哮。
伽藍和西北人，這把來自大漠的“刀”，很不幸地再一次落入別人的算計，爲他人所掌控。
伽藍的憤怒正在於此。
“二郎在東都。”柴紹遲疑了一下，又說道，“某願與將軍同行。”
伽藍冷笑。柴紹顯然是擔心伽藍失控，同行並不是相助，而是要確保伽藍按時抵達臨清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