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韋丹自己從長安帶了一批幕僚赴任。韋丹的事情做的很低調，首先是在乘船赴任經過淮陰後發現寶應縣的航道上鹽船很多，而且有一艘官船莫名其妙的翻船。到達揚州後，接到寶應縣的報告，說一船官鹽盡數溶於水中，確定其中有鬼的韋丹立刻派人暗中查訪。揚州歷來被視爲煙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是也，韋大人到任揚州後，與民同樂，來者不拒，一片其樂融融的和諧景象，贏得了揚州上下的交口稱讚，韋丹一個月不到獲得了大量的贈詩，遠在長安的王鍔還有其他人也把心放了下來。當然，這個上下在這兒是偏義複詞，偏指上。
下面的呢?揚州的下面對韋節度是極其失望，而韋節度的下面卻沒有讓韋節度失望。掌握了豐富的證據後，韋丹立刻上書秘密請示該怎麼辦。怎麼辦？嚴查唄！
雖然水利工程在旱災來臨時發揮了極大的功效，有效地抵消了旱災的部分影響，但是李誦還是下了罪己詔，這次把失德的原因歸在了吏治不整上，輿論既然已經造出來了，當然要樹立幾個典型，向上天表達自己改正的決心，於是王鍔的案子就成了瞌睡時遇到的枕頭，飢餓時掉下的餡餅。
事實證明，不管是古代還是現代，只要用心查，沒有破不了的案子，尤其是類似這種公開的案子。以寶應縣令爲線索，掌握了一大批證據的韋丹突然發動，素來笑容可掬看似人畜無害和氣生財的韋丹韋大人臉一翻，一夜之間逮捕揚州大都督府，淮南節度使府以及各州縣官員，軍官，富商，黑社會甚至和尚一百餘人。一時間風聲鶴唳，許多富商閉門不出，將歷來繁華的揚州突然弄得冷冷清清，韋丹也因此贏得了韋“破城”的稱號。
而後，韋丹以雷霆手段清查官倉官田，以鹽爲突破口，查獲王鍔在淮南節度使任上貪污倒賣官鹽的證據。奏章一道長安，千牛衛就包圍了王鍔府第。永貞三年十二月，經過刑部和大理寺會審，王鍔一案事實清楚，證據確鑿。接到有司報告後，李誦下令給王鍔議罪，各方面自然紛紛上書，以爲不能擅殺大員，於是皇帝陛下寬宏大量，下令貶王鍔爲廣州刺史。連同前些年貶到此地爲潮州刺史的袁滋，柳州刺史的潘孟陽，潘孟陽是因爲奉命巡視江淮水災時帶着三百家奴遊山玩水被貶官的。嶺南一時間高官雲集。而這些貶官說實話能力確實很強，爲了能取得政績被朝廷召還，一個個都很努力，嶺南的開發也就在這些貶官的努力下蒸蒸日上。
王鍔的被查處給了御史們極大的信心和熱情，御史中丞裴度先後上書彈劾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反禁令進奉，都被查實。柳晟，閻濟美也得到了罰俸半年的處分。官場的秩序頓時煥然一新，雖然李誦心知肚明，這只是持續不了多久的假象，需要持之以恆的努力才能真正收效，他仍然爲此感到高興。起碼抗旱救災的命令順暢多了。
根據皇帝這個職業的慣例，當天災來臨的時候，抗災的措施除了下罪己詔，還有降德音，就是一些惠民的措施。持續了四個多月的旱災使得宰相們開始提醒皇帝，要以實際行動來顯示自己的品德了。李誦考慮再三，讓羣臣進言，結果拿到奏章，李誦就樂了。
翰林學士白居易，李絳上書說：
“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
走的還是免稅皇帝的老路。不過李絳和白居易兩人這次明顯是有備而來，乒乒乓乓接連上書，比如進一步裁減宮中的用度，再比如嶺南，福建，黔中的風俗喜歡擄掠良家子弟賣爲奴隸，應當嚴厲禁止等等，李誦一一接納。相比較而言，李誦真喜歡現在的白居易。朱熹曾經評價白居易說，人都說白樂天清高，某看來卻即是愛錢，你沒看到樂天詩裡寫到官職俸祿的時候，口水都流了出來麼？現在的白居易顯然還沒有那麼多暮氣。白居易的轉變實際上是從元和八年因爲武元衡遇刺上書請求搜捕兇手，被宦官和保守朝臣污衊爲越職言事，貶爲江州司馬時開始的。那次貶謫給白居易帶來了和《長恨歌》起名的《琵琶行》，也使得白居易失去了當初的銳氣。現在看白居易朝氣蓬勃的，李誦原本打算找個茬把白居易弄江州去把《琵琶行》寫出來的打算消失了。
或許這樣，歷史上就少了《琵琶行》這樣一篇偉大的作品，卻多了白居易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使得小白不至於老來寫些“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的文字，何樂而不爲呢？
由於興建水利和耐旱的占城稻在嶺南、浙西、湖南的迅速推廣，使得旱災的損失比預計的小了許多。躊躇滿志的李誦爲了討個吉利，同時在歷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跡，決定明年改元爲興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