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聖賢之治於民，民之道也。如大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馬，馬之道也。后稷之耕作，地之道也。其莫不有道焉，今西域之道，又於何處？』
斐潛環視一週，沉聲說道，『便在禮俗二字。』
禮俗，禮教。
吃人的禮教。
這幾乎是所有後世華夏人的一個共識，可是又有多少人會認真去搞明白究竟是怎麼吃的，亦或只是人云亦云，反正有人這麼說了，便是跟着說就是。
禮教確實是吃人的，可是爲什麼能吃那麼多年，不是應該更去探尋思考麼？就像是誰都不喜歡被剝削，都在批判資本家，但是究竟是在真的批判資本家的本質，還是在怨恨自己不是資本家？
斐潛在西域，要推行教化。
要教化當然不可能是斐潛一個人跑斷腿，也是要其他的人幫他去達成目標的，而這一批最新抵達了西域的文吏，無疑就是斐潛當下最好的，也是僅有的工具。
禮教，也是工具，就像是一把刀，可以用來壓制於內的百姓，也同樣可以刀口一轉，變成對外的精神枷鎖。
周公制禮和作樂，是建立古代華夏人文精神的重要開端，本意是好的。這就像是孔子老子，亦或是佛陀什麼的一樣，最開始的道義教義，都是向上和向善的。後來周公的禮樂，經過了孔子的提倡和荀子的發揮，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不僅僅是包括了政治制度，而且也包括了道德標準和行爲準則。
在華夏封建王朝時期，爲什麼最終是儒教勝出，擊敗了猖狂一時的佛教，也壓制了有龍虎丹等手段的道教？
斐潛在和文吏講述西域教化重點的時候，也同樣提出了其中的秘訣之處，就是『因俗制禮』。即儘可能利用西域現有風俗的形式和內在的合理部分，再加整理、提高，注入新的屬於華夏的東西，如此方可使西域之民喜聞樂見，被其所化。
『故爲官一處，當辨五地之物生……』斐潛緩緩的說道，『然五地之物絕非磐石，百年而不化，其地之民亦非銅鐵，經歲而不變。如西域之地，有山林，有丘陵，亦有川澤，有原隰，何有一法可勝萬法，一勞可永逸之道乎！自當因地因時因人因俗而變之，方可以本俗六安萬民。』
禮教就是如此，滲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華夏在州、郡、鄉、族、閭等設置教育機構，把儒家的理想和倫理道德化解在各種禮儀之中，如冠禮、婚禮、相見禮、飲酒禮、射禮等等，使人們在喜聞樂見的儀式中，接受禮的薰陶。
就拿冠禮來說，一些後世只是覺得好玩，穿了一些漢服然後模仿着做出冠禮的儀式，卻沒有真正觸及冠禮的精髓……
冠禮就真的只是戴個帽子？
古代冠禮，其實代表了『成人』，而成人之後很自然的就有了自己的家。冠禮就意味着獨立分家，或是在某種形式上的獨立經濟權，這纔是冠禮背後的實際體現。之前還可以依附在父母之下，但是冠禮之後就必須各自爐竈了，是需要自己開始賺錢養家！
這和隨便參加個儀式戴個帽子，然後回頭還伸手向父母要錢耍朋友的概念完全不同……
『華夏之地古有卯祭，今西域之處亦有活祀，皆不爲善法。』斐潛緩緩的說道，『禮有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令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當有禮，以別於禽獸。』
『西域之人，與華夏之人，言行有異，不得溝通，然有一事，無需言語便可明達……』斐潛笑着說道，『可知此爲何事？』
一干衆人思索起來，而在一旁的薛平似乎是想到了一些什麼，但是並沒有太多的勇氣直接說出來，直至斐潛公佈了答案。
『性也。』斐潛緩緩的說道，『喜怒哀樂貪懶饞，皆爲性也，與漢地之人相同無二。此等人性，生來有之，喜怒之情，以性爲棲。無有外物之時，所藏不露，然感於外，情則顯之。故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心爲萬慮之總，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心之所之，情之所之，性之所之。』
『心無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定。』斐潛沉聲說道，『四海之內，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教使然也。喜怒之情，或尚不足，或嫌過度，可齊之以禮，可復之於正也。西域之地，當以何物爲作，何悅而行，何習而定，何以補不足，何以除過度，皆當論之……此便是三問。』
第一問大方向，第二問具體措施，第三問就有些類似於過程管理了。
三問下來，衆人皆凜然，然後覺得頭皮發麻，腦袋發木。
斐潛顯然也沒有要然這些人現場做出策論的意思，而是然這些人帶着問題回去，待三天之後再行上課。
西域是一個非常大的試驗田，而這些人就像是一枚枚的種子，究竟會開出什麼樣子的花來，斐潛只能去希望，去引導，而無法去決定，去替代。
《周禮》是一部通過官制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內容極爲豐富。《周禮》六官的分工大致爲：天官主管宮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軍事，秋官主管刑罰，冬官主管營造，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獻中實屬罕見。
很難想象出來，在那麼早的時候，周公就已經構建出了一個龐大的政治官圖，然後提供給後人按圖索驥。
斐潛剛剛到了漢代的時候，也沒覺得《周禮》這本書有什麼了不起，但是當他真的去細讀的時候才發現，其實《周禮》之中所記載的禮的體系已經是非常系統了，既有祭祀、朝覲、封國、巡狩、喪葬等等的國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樂懸制度、車騎制度、服飾制度、禮玉製度等等的具體規制，還有各種禮器的等級、組合、形制、度數的記載。
因爲種種的原因，《周禮》面世之初，不知什麼原因，連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沒見到就被藏入秘府，從此無人知曉。直到漢成帝時，劉向、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獻，才重又發現此書，並加以著錄……
所以，斐潛不無惡意的揣測……
算了，要不然又有人會唧唧歪歪表示不喜歡陰謀論了。
該補課還是要補課的。
即便是不管此書其後的故事究竟如何，僅僅是單獨論及《周禮》的內容，就足夠顯現出禮制的重要性。如果說禮法是禮的外殼，那麼禮義就是禮的內核。禮法的制訂，是以人文精神作爲依據的，由形式到精神，由表及裡，這就是禮法最重要的作用。如果徒具儀式，而沒有合理的思想內涵作爲依託，禮就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
想要滲透西域人的內核，觸及其精神，就要在禮教的初期，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方法。
枯燥的禮節和繁瑣的要求，並不能促進這個西域禮教的推動，甚至還有可能形成反效果，因此光是強調什麼禮節規範，其實木有什麼卵用。西域人既沒有華夏的生活環境，也和華夏認知不同，若是和西域人說什麼君子如玉啊什麼的，說不得西域人還會笑華夏人都是傻子，竟然會喜歡幾塊河灘上的破石頭……
讓手下的文吏去思考，去探尋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是並不意味着斐潛心中就沒有解決問題的謀劃。
在盧毓薛平等人離開了之後，斐潛對於賈詡說道，『西域教化，當以樂始。』
沒錯，斐潛在西域準備教化的手段，是從以音樂開始。
或者說是『娛樂業』？
賈詡拱手而道，顯然是早有預料，『主公英明。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今西域之言語不得通暢，而聲樂之法，則可揚長避短，使西域之民雖不通言語，亦可明華夏之美，明華夏之理。』
斐潛點頭，『先以聲求其聚，再以音使其興，後以樂明其達，可謂教化輔佐，禮樂相輔相成是也。禮有云，「樂由天作，禮以地制」便是如此，無樂不爲禮，無禮不爲樂。天地相合，方可無往而不利。樂者，非謂黃鐘大呂、絃歌幹揚也，樂之末節也，需重通義，彰明德節。』
華夏人喜歡極端化的行爲模式，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養成的，好得時候就是什麼都好，壞的時候便是什麼都壞。一羣老夫子批判靡靡之音，然後掉頭就被靡靡之音打得狗血淋頭。
要論玩弄聲音樂，華夏其實早期領先於全世界，而且一出場就有很高的理論支撐。
在華夏早期的樂理裡面，聲、音、樂，是三個不同層次的概念。
聲與音的區別在於，音有節奏、音調，而聲沒有。所以華夏早期樂理認爲普通的聲，基本上都稱爲噪聲，將有節奏有韻律的聲，稱之爲音，而樂一般都是指有內涵的，代表了某種含義的樂章。人與蟲豸，動物一樣，都有聽覺，能夠感知外界的聲響，但是蟲豸和動物只能抵達聲的程度，而人類顯然有更高層次的追求，所以這也是人區別於禽獸的重要標誌之一。
《樂記》之中有這麼一句話，『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雖然說可能有些絕對，但是確實有一定的道理，只追求感官刺激的，也就類似於禽獸，而人類麼……當然也有隻想要感官刺激的，畢竟人類也是有獸性。
『西域之民，亦有樂器，可鼓樂聲，然無樂音，更無華章，』斐潛緩緩的說道，『情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歌詠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今觀西域之民，多手舞足蹈者，可知其歌詠之不足，此便爲可乘之機。』
不僅是西域人，其他沒有什麼語言和文化的人，比如西羌人也很喜歡舞蹈。
就像是有些墨水的，看見大漠會說一句長河落日圓，感覺到了風會說一聲入竹萬竿斜，而沒有什麼才情的，或是沒怎麼讀書的，恐怕就剩下了兩字……
這些西域人，有時候他們會高高舉着牛尾巴，或是舞動着皮袍，以簡單的動作來表示自己的心情，看起來似乎很歡樂，但是實際上很可憐，因爲他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情緒的方式很少，太少了。
這就是機會。
若是在這其中加入潛移默化的引導呢？
就像是後世米帝搞的那些手段……
西域就在這裡，陣地也就在這裡，如果華夏不佔領，自然就有其他的人前來佔領。
在外物的作用下，人心會躍動而起。
因外物作用的強弱不同，人的情感表現爲不同的層次，樂音出於人心，但又能成爲一種新的外物，對人心施加以作用。這是在華夏早期的時候，就已經明明白白寫在了《樂》一書當中了，『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西域在這一方面，幾乎就是空白。所以當光頭和尚帶着法器，叮叮噹噹的敲起來的時候，這些西域之民就幾乎都被吸引住了，然後不知不覺當中，就接受了佛教的傳教，產生了信仰。
那麼如果將其中的光頭和尚替換掉，或是將其中的內容替換走……
樂音種類很多，可以是端莊的，也可以是張狂的，可以是細膩的，也可以是粗獷的，每一種都可以給人以不同的感受，誘導着人的情感的發生與轉換。猶如後世的古典音樂與搖滾音樂，儘管都屬於樂音的範圍，但給聽衆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就喜歡聽古典，也有人只喜歡搖滾，這差異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決定於環境，只有一小部分是因爲天性。
因此斐潛就想要打造出一個全新的西域環境，佔領那些原本應該早就佔領的高地，而不是眼睜睜的看着光頭，或是其他什麼頭白白的侵佔了應該屬於華夏的地盤。
上古之人容易麼？在那麼簡單低下的生產力，那麼差的物資供給的條件下，還爲後人準備了這麼多的理論，考慮瞭如此多的辦法，可是華夏後人卻將其束之高閣，甚至是棄之如敝履。
想了想之後，斐潛又對賈詡說道：『西域之中，以聲，音爲主。於野，可重奇聲，奸音，於城，當許雅聲，和音。野之人，多勞而疲，當有奇奸之聲，興其行鼓其力，而城中之民，教而學之，自以雅和爲重，聲音而不亂。固有云，君子樂其道，小人樂其欲，不必論古新，只論其正也。』
賈詡頷首說道：『主公所言甚是。古新之爭，不利於教，反現其亂。聲音樂，本如教之道也，以聲驅之，以音引之，方可論樂。直聲音者，不足以論樂。得樂之者，亦不可鄙之聲。猶如識百字者不可錦繡文章，而著文章之人，亦不必笑識百字之人也。』
斐潛頷首，『善。新古樂之爭，猶如今文古文相爭，皆不可取。』
所謂古樂，是指炎黃堯舜之後，相傳下來的雅樂，如黃帝之樂《咸池》，堯之樂《大章》、舜之樂《韶》，禹之樂《夏》等，節奏緩慢莊重，富有寓意。而新樂，則是在戰國之時做出的樂曲，以鄭、衛之音爲代表，偏向於繁雜聲色，沒有什麼特別的含義。
新古樂爭，其實比今文古文的相爭還要更早，在春秋戰國就有了，而相爭的根本，依舊還是政治的問題。因爲華夏的士人認爲，認爲音樂與政治相通，可以作爲判斷爲政得失的一項指標。
『詩經之中，未有言鄭衛之靡靡而絕錄其文，亦未有前秦之鏗鏘而懼記其歌，』斐潛沉聲說道，『聲音樂之道，可觀其音而知其俗，觀其政而知其主矣。周公可採周南爲風，大漢爲何不可採西域之風？』
賈詡點頭應是，也補充說道：『正是。以樂觀政之法，古今皆可用之。君者，萬民之主也，君之所好，下必甚也。若其國之器，下僭越其制，足可見國之大侈，不用度量，亡國之日不遠矣。古有云，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西域邦國，多有哀憂之聲，足見其主失政，民衆流離，自可乘其機而圖之。』
孔子有說過，一個國家怎麼樣，看他的國民經常在聽一些什麼音樂就知道了。
當然，古代的時候娛樂項目只有音樂……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斐潛說道，『南匈奴之教化，因其邦小，故間而分之直可，然西域地廣，國邦雜亂，故當用新法。以佛爲驅，弱其志氣，以音爲聚，消其隔閡，以商爲餌，而驕其上，以授爲進，而籠其民……』
『太史子義性直，難爲此等瑣碎，故某僅言四民之要，農工之道，以武行威壓，鎮不平，除奸亂，如火焚於野……而這教化之術，侵蝕之法……』斐潛看着賈詡說道，『唯有文和方可明達通要，知其訣竅，則以文行規矩，納親善，消仇恨，如水浸潤而下……文武之法，水火共濟，十年爲期，速則十年可定，慢則廿卅，西域之地，當盡屬華夏矣……』